第三章 1958—1966年：建立新中国自己的精神卫生学科体系
第一节 新中国培养的医学生进入精神科医师队伍
一、中国临床精神药理学发展的亲历和见证
人物专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舒良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司天梅
舒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该科1966年迁至学院路，成为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精神科。1980年扩建为精神卫生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暨精神卫生研究所。伴随着该机构的发展，舒良教授在精神药物临床研究、精神生化和精神药理学研究等方面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伴随精神药物临床试验发展的工作生涯
1957—1985年，舒良先后担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通过长期的一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从1958年开始，在沈渔邨教授的指导下，舒良教授参与到精神药物相关的临床研究中。历时半个多世纪，她引领并见证了精神药物临床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发展和规范，带动和培养了许多精神药理学和药物临床试验的研究者，促成我国精神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规模扩大和操作规范。对舒良教授的采访，让我们重新回顾了中国精神药理学的发展历程。采访中，舒良教授认为我国精神药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基于观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应用心理测量工具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规范的药物临床试验。
精神药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意外发现氯丙嗪能够有效治疗精神病，而当年我国治疗精神疾病主要使用巴比妥类药、胰岛素休克治疗和电休克治疗。从1955年底开始，我国上海开始有患者接受氯丙嗪治疗。当年医生们对新药的不良反应非常慎重，用自制的不良反应记录表格，系统观察患者服药后各系统的反应，初步发现氯丙嗪起效快，安全性较好。1957年，氯丙嗪在我国国产化，被广泛用于临床。20世纪50年代末，舒良作为刚走上临床工作岗位的青年医生，跟随上级医生先后参与了低温冬眠治疗精神分裂症、眠尔通治疗神经衰弱的疗效观察研究。当时舒良和其他研究医生通过记录神经衰弱患者症状的变化趋势，观察眠尔通的治疗效果。对低温冬眠疗法治疗顽固性精神病的疗效观察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的精神卫生服务水平落后，缺医少药。舒良跟随沈渔邨，以北京周边郊区农村为现场，调查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并对筛查出的患者实行“送医送药上门”的服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首次通过观察性研究评价了国产抗精神病药氟奋乃静片剂的抗精神病效果。该药由当时的沈阳红星制药厂生产。舒良作为研究医生之一，每周到患者家里访视，认真记录患者精神症状的变化，评估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该项研究的数据总结成文后，发表在当时的《新医学杂志》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卫生部药政局委托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国产新药“哌普噻嗪棕榈酸酯”的疗效进行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项精神药物临床试验，也是第一项精神药物的双盲对照研究。研究中使用标准化的量表评估疗效，对照药为氟奋乃静癸酸酯。舒良教授任主要研究者。该药成为第一个经原卫生部正式审批上市的精神科新药。20世纪80年代后期，舒良教授基于精神药物临床研究领域的工作经历，在沈渔邨教授领导下，开始和我国著名临床药理学家李家泰教授合作，并参与到李教授组建的临床药理学合作团队，作为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理学专业负责人，组织开展临床药理学相关教育培训、参与建立临床药理基地、协助制定新药研究指导原则等，积极推进中国临床药物研究的规范化。1989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被批准成为首批原卫生部新药临床基地（精神专业），此时，舒良教授已带出一支热爱精神药物临床研究的工作团队。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精神药物的研发上市进入“井喷”时期。不断上市的新型精神药物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带来更多的选择，我国精神药物临床研究数量和水平进入飞速增长时期。舒良教授及其团队牵头了大部分新药的有效性、安全性、生物等效性等研究，高质量和高效率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各期新药临床试验任务。此外，舒良教授及其团队牵头举办多场“研究方案设计、研究过程实施、数据整理和统计及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为我国精神医学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新药临床试验的专业人员，对于提高我国研究方案设计水平、规范研究实施过程和相关操作、扩大我国精神疾病新药临床试验机构规模等，作出了很大贡献。舒良教授担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精神专业）主任，直到2007年国家临床试验基地变更为试验机构。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精神药物临床研究已经逐步国际化，退休返聘的舒良教授仍然关注着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承担着临床研究的关键环节“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这个工作既艰辛，又需要严谨、细心。舒良教授经常嘱咐年轻的研究者，要努力学习，不断创新，操作规范，保护受试者和保证科学性。
在精神生化和精神药理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上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的发现以及药物机制的相关研究，欧美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提出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神经递质异常假说。在沈渔邨教授的指导下，我国也同期开展了神经递质研究。舒良教授是神经递质研究的参与者之一，测定患者血中的5-羟色胺（5-HT）及其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去甲肾上腺素（NE）及其代谢产物水平。这些研究为明确精神疾病的神经递质机制和选择治疗药物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这个时期，我国上市的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种类已经增加许多，主要是第一代抗精神病药和三环类抗抑郁药。在临床应用中，为了获得较好疗效，医生往往会盲目地加大药物剂量，如氟哌啶醇每日剂量可达60mg，导致患者发生锥体外系不良反应的风险较高。20世纪80年代初，在沈渔邨院士的推动下，舒良教授负责，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血药浓度和药物临床疗效关系的研究，并且和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合作，研究中美不同种族氟哌啶醇的代谢差异及其与疗效的关系。研究首次发现中国人群氟哌啶醇体内代谢较慢，相同剂量药物血药浓度平均高出高加索人约52%；并发现中国人群氟哌啶醇的有效治疗浓度为4~26ng/ml，在此浓度范围内，疗效与血药浓度相关。这些结果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后氟哌啶醇在我国的治疗剂量逐渐降低到20mg/d以下。之后，舒良教授还作为辅导教师，指导研究生研究抗抑郁药阿米替林对神经递质代谢的影响及其与疗效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作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继续开展氯氮平血药浓度与疗效关系、氯氮平所致粒细胞缺乏症的分子机制等研究，在我国精神药理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临床症状标准化评估方面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沈渔邨教授随专家组在出国考察时，看到国际上实行标准化的精神疾病诊断和临床特征评估。她回国时带回来一些常用的诊断和临床症状评估工具，立即启动了精神科评估量表的汉化工作，并在临床实践和研究观察中推广应用。如将“慢性精神病评定量表”翻译后首次用在口服长效抗精神病药五氟利多的疗效观察中。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1988年，经世界卫生组织（WHO）授权，由舒良教授组织了CIDI和SCAN的中文翻译（许又新教授负责回译）、现场测试以及全国推广。1989—1993年，舒教授带队在我国东北、西南、华东、华南和西北五大地区举办培训班，培训学员约500人。随后为了让基层精神卫生工作者了解和使用SCAN，舒良教授继续组织人员对SCAN的软件程序进行汉化，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培训推广，极大地推进了精神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评估。20世纪90年代，在承担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中，依托于一些临床研究，继续引进和汉化一些重要的精神症状严重度评估量表，如评估精神病性症状的“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和评估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量表（ADAS）”等。目前这些工具已经成为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最常用的症状严重度标准化评估工具。
在采访中，舒教授缓缓讲述其职业生涯，展示出来的是我国精神药理学发展的历史画卷。多年来，舒良教授坚持工作在临床诊疗一线，其扎实的临床功底和药物临床研究的经验帮助解决了很多疑难病例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舒良教授退休之后，年轻医生遇到疑难病例，仍然首先想到请她查房解惑。舒良教授总是面带微笑，轻声细语，耐心细致地回答患者及家属的问题和疑虑，指导年轻医生提高诊疗技能。2007年，舒良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届杰出精神科医师奖，这个奖励是对舒良教授职业生涯的最好褒奖。
二、好的老师是医学生入行精神科的重要推手
人物专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许迪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黄悦勤 李晓霓
许迪教授，原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精神科知识渊博的老前辈。1925年5月生于北京，1943年9月—1948年10月，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于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1949年6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医务所当医生。1949年7月—1949年12月，回到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补实习后毕业。1949年12月—1951年8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助教和住院医师。
由于许迪教授品学兼优，被国家选派为第一批苏联留学生，于1951年8月至1956年2月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精神病教研组当研究生。从苏联留学归来，许迪教授从1956年2月至1966年6月一直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病教研组工作，历任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后来，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从第一附属医院搬到第三附属医院，许迪教授从1966年6月至1980年10月在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精神病教研组工作，担任副教授和副主任。1980年11月，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从第三附属医院独立出来，以精神病教研组为基础成立了精神卫生研究所，许迪教授从1980年11月至1986年2月担任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临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于1985年7月获得主任医师和教授职称。
当问到许迪教授为什么选择精神科作为终生的职业时，她打开记忆的大门，娓娓道来：我是1949届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43年入学时原定5年制，后改为6年制。遂在念完临床课及实习的四年级后，院方安排我们第五年作住在医院外的医科实习生，每人自愿选科。四年级时神经精神科大课是由协和医院来的许英魁教授和北大的主治医生王芷沅大夫讲授。弗洛伊德学说也是那时第一次听到的。我对他们的讲课很感兴趣，于是决定选神经精神科实习生，与另一同班女生为一组。当时除在门诊学写病历、做患者查体之外，还要听许英魁教授用英语讲授神经病学，并看病理切片，还做笔记。印象很深刻的是全科病例讨论，发给每人一份复写的简要病史及检查内容，主要是神经科病例，各自准备，几天后讨论，按年资顺序发言。我们是学生，首先发言将自己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见讲出来，虽然有所准备，但终究缺乏临床经验，总是十分紧张，大家发言后由许英魁教授分析讨论总结。凡是诊断、分析不正确的，无论年资如何，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大家一律要求严格。有时他还拿来病理切片考问大家是何种病理改变，让每个人在小条上写下自己的意见交他，他最后分析讨论。在作实习生期间，我全面复习了臧玉洤教授讲的神经系统解剖和生理，并自学了一本英文的神经系统症状诊断学，为科里画了一些神经解剖挂图为教学使用。在许英魁教授指导下，我们两个实习生到协和医院图书馆学习查阅有关文献，合写了一篇“阿的平中毒性精神病”的小文章。在做实习生的期间，我们深感许英魁教授的知识渊博、功底深厚、基础坚实，对下级要求严格又循循善诱，是一个热衷神经精神科学的专家，名副其实的学者。工作之外他又是一个慈祥的长者，和蔼可亲，每年都约下属医生在他家聚会，亲如一家。在此期间我还得到王芷沅、陈文俊、曹天祥诸位上级医师的帮助。总之，这半年获益匪浅，奠定了我日后学习神经精神科的决心。
毕业后经许英魁教授及科里的同意，我如愿以偿地留在了神经精神科工作。当接到学校神经精神科住院医师及助教的聘书时欢乐无比。1951年，重建精神病房，由王芷沅大夫负责，我仍留在了神经科作住院医师，兼看门诊和急诊。每周许英魁教授查房一次。有一天，送来一名兴奋患者，当即收住精神病房，据说是开设病房后收治的第一例患者。我为能在许英魁教授领导下做过住在医院外的医科实习生及住院医师，并聆听过他的教诲感到十分幸运和荣耀。
1951年，我被派去苏联专攻精神病学，留学5年回国后，主管精神病房工作的王芷沅医师向我交了病房班后，调到神经科去了，自此我开始了精神科工作的生涯。
许迪教授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经过苏联留学，一直在精神科兢兢业业地工作，看病医德高尚，教学诲人不倦，科研严谨求实，是新中国第一代精神病学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她离休后虽然为人低调，但是依然关心医院的建设，扶植和帮助新一代精神科医生的成长，为我国精神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