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十五年精神卫生侧写

一、精神病患者大解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一）人物专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老护士冯莉莉、王秀娟、邓芝兰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马莉

冯莉莉主任，85岁，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护士学校。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中华护理学会常务理事及精神科护理专委会主委，是北大六院第一位护理部主任。

王秀娟主任，80岁，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20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护理部主任，曾任中华护理学会精神专委会副主委。

邓芝兰护士长，90岁，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

三位德高望重的护理前辈，见证了我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据她们回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前身（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当时设置有三个病区一个活动室，男病房、女病房、睡眠病房及工娱治疗室。笔者就“精神病患者大解放，过正常人生活”的主题分别电话采访了三位护理老前辈，以冯莉莉主任的回忆为主线，整理访谈内容。

今天我们谈“精神病患者大解放，过正常人生活”的话题，很容易使大家想到2013年《中国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及近年开展的“精神病患者解锁、救治行动”，由此而论，我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是在探索和发展中前进的。

顺着时间的隧道，冯莉莉老师追溯到了1958年。1958年，由政府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精神是“精神卫生服务向社区延伸”。在会议精神引领下，在当时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基础上，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提出了“精神病患者大解放”的口号，医疗管理提出“废除约束，打开病房大门”的具体措施。为保证患者安全，医疗上积极开展治疗，提高疗效，如增加胰岛素、电休克治疗床位，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针灸治疗、电针治疗、人工冬眠降温治疗等。为配合创新模式的实践，病房开展“医护一条龙”服务，护士参加医疗查房，参与出院患者家庭随访工作，为家庭提供预防复发的知识等。

当问到冯莉莉老师在这次创新模式中护理的变化时，她说道：护理提出“让患者过正常人生活”的目标。突出改变的有六方面：第一，改变传统的关锁方法，打开大门，所有患者自由到工娱治疗室参加活动，特别是伴有兴奋、攻击行为的患者，在护士监护下也获得同等参与各种活动的权利。废除固有的歧视、随意约束患者的做法，用整体人的概念看待患者，用辩证的思维分析精神症状给患者带来的困扰。发挥患者现存的优势，激发患者过正常人生活的勇气，帮助有需要的患者洗澡、洗衣、喂饭、排泄等，践行了“视患者为亲人，胜似亲人”的服务宗旨。第二，创新活动得到社会的支持，某厂赠送一台织布机，手把手教患者织围巾、袜子等工作技能。第三，工娱治疗室拓展康复项目，鼓励患者参加，希望患者在训练和活动中，减少精神症状带来的影响，保持稳定的情绪。参与活动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基础上，根据其兴趣爱好，学习缝纫、编织、手工制作、书法、绘画、雕刻；舞蹈、唱歌、话剧、朗诵、文艺表演；篮球、跳绳、健身操等。第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患者参与社会服务、适应正常生活的机会，护士带患者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到中山公园游园，设立小卖部，患者承担售货员的角色等。第五，废除患者深暗色不合体的病号服，精心设计，选择色彩适中的布料，制作服装，修饰患者的仪表。第六，关注环境的清洁和美化，各病房采用不同颜色的窗帘，给患者温馨和大爱的感受，使患者安心住院，配合治疗。

医院开展的“精神病患者大解放，过正常人生活”的创新工作，形成了人文关怀的模式，不仅融洽了医患关系，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且在提高疗效、减少复发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患者终身获益，在中国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当年康复训练成果荣获1958年北京市向国庆献礼的优秀活动之一。

三位护理前辈虽年事已高，退出工作岗位，但她们对精神卫生的发展历程记忆犹新，对精神卫生护理事业充满了希望。前辈们坚信经过不懈的努力，精神病患者会得到社会的尊重，享有正常人应有的权利，早日回归生活主航道。

（二）人物专访：广州市惠爱医院老护理部主任周桂洪

广州市惠爱医院　肖爱祥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精神病医院的制度、床位数目、患者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给予极大的关怀，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医务工作者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把精神病患者从铁链中解放出来，但对他们的限制仍旧很多，如精神病院的房门紧紧锁住，窗上设有铁栏杆，遇到患者十分兴奋时也延用旧的约束办法。

访谈（广州市惠爱医院）护理部老主任

周桂洪，男，1935年出生，曾任广州市惠爱医院护理部主任。1954年毕业于原广州市护士学校，1964年获得广州市业余医科大学医疗系文凭。曾在广州市惠爱医院结核病区、慢性病区、男病区等部门工作，1983年任护理部主任，1988年获得副主任护师职称，1995年正式退休。在其护理工作生涯中，经历了由传统护理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理模式转变，见证了水疗使用与废止、电休克治疗、胰岛素休克治疗及冬眠灵治疗的广泛开展。

（周主任，我们了解到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来我院工作的，您当时工作中护理常规有规定所有的患者必须住在上锁的病房内吗？）

病房是封闭式管理，但有部分房间是开放的，饭厅和大厅这些地方可以让患者自由活动。其他房间的门是上锁关住的，房间门也不是完全封闭，门上有铁栏。从门外往里面看，上半部是可以看到病房里面的，下半部看不到。病房里面都没有设独立的厕所，但配有马桶。

当时新入院的患者，多数都是被捆绑入院的，入院后被绑在床上，等待情绪稳定了再解开活动，房间里活动的范围也不大，只有10多平方米，比较小。大多数患者都是出来饭厅吃饭，少部分在房间吃，工人会把饭送进房间。有一些住在单房的患者，比较狂躁，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不敢打开房门，从门下部的专用窗口把饭塞进去。

（保护性医疗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起初是怎么开展的？相对于之前的医疗制度有什么变化？）

我初来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有保护性医疗制度，当时我在病房工作的时间不太长，但见过患者睡铁笼的。后来调到门诊部工作，对病房的情况就不怎么了解。听当时的同学说，病房里也就剩下3~4间单房，比起以前少了很多单房。其他患者都能在病房里自由活动了，不过患者真正外出活动还是以后的事。对于比较躁动的患者会安排住在单房，有少部分的还是会用铁链锁住脚。那时候还很少有布带，取消铁链之后改用皮带，再之后才是用布带。

1953年，实施保护性医疗制度，在病房中完全废除铁链、手扣锁禁精神病患者，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个以防私逃、打架、自杀为中心的“三防”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带动了医院各项工作的发展。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号召下，全院上下，围绕减少差错、消灭事故，制订出措施，建立健全制度，大大改善了病房管理，密切了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减少事故发生，涌现了一批“三防”积极分子。如果病房无发生三防问题，或者制止暴力私逃有效果的就可能被评上奖。

（有开放病房吗？如何进行户外活动？患者有参加病房患者的管理吗？例如帮忙开饭，收拾餐具，照看重性患者等工作）

1953年，废除关锁患者，各病房开始安排患者读报、打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7年，开始设立工娱疗室，专人负责并制订出具体计划，包括病房护送患者到娱疗室及接回患者的交接手续，工娱项目的安排等，当时有刺绣、编织、绘画等活动。病区刚开始没有专职的工娱护士，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专职的工娱护士，会带着患者唱歌、院外活动，如到医院附近的醉观公园、到电影院看电影、购物等。病房的工人会带动康复期的患者帮忙开饭、洗碗、搞卫生等工作，但不会让康复期患者照顾重性患者。

（解除用铁链锁患者，主要使用什么方法治疗患者？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患者有什么体会？）

解除铁链约束后，遇到兴奋躁动的患者，主要使用电疗、胰岛素治疗，有部分采用水疗。水疗法：医院设有水疗室，男女患者分开在不同的室，每间室有3~5张水疗床，医生开出水疗医嘱的患者，由护士带到水疗室进行治疗、水疗床类似一个长方体的大水箱，人躺在里面，身体泡在水里，用一块板盖住固定身体，头部露出来，夏天用凉水，冬天用温水，可达到使患者“冷”静的作用，一些生活不能自理、卫生情况差的患者在做完水疗可同时起到清洁皮肤的效果。部分患者也觉得水疗很舒服，像泡温泉一样，有放松的效果，但水疗耗时（每次泡30分钟），费人力（对于不合作的患者，需要由2名护士带到水疗室做治疗），效果也没有当时的电疗显著，所以，大概在1959年就废止了。对于解除用铁链锁患者，工作人员中经过培训的正式护士是同意和支持解锁患者的，有个别的护工表示不理解，有顾虑与担心。对于解锁，患者的感受反馈不是很多，但很多家属表示，不用铁笼铁链锁了，感到没那么恐惧，感觉患者有尊严了。家属对于精神病医院护士的工作也更加理解和接受。

（三）人物专访：北京安定医院老护理部主任、百岁老护理学家沈长慧

北京安定医院　海慧芝　张瑞美

沈长慧，女，护理学家。1941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护士专修科，后留学美国。1949年回国。历任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教员、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副主任、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第十八届常务理事。长期致力于护理事业，对精神科病房的管理及各类精神病的护理有丰富经验。主编《精神病护理》专著。

1961年1月的一天，北风凛冽，天气似乎比现在寒冷，接到北京市卫生局的调令，我从协和启程前往位于德胜门外的北京安定医院报到。

也许因为周围都是低矮的居民房，那时在我眼中德胜门城楼又高又大，阵风掠过城墙根刮起脚下的黄土不时地打着旋，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从此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到一个离家很远的陌生医院、冷门专科，我真不知该怎样面对挑战和考验。

穿过几条曲径的小胡同，我找到了安定医院院址，这是一个砌着很高围墙的大院。人事科的同志接待了我，很快办理完报到手续，他陪同我去见主管业务的副院长牛志学。牛副院长向我介绍了医院状况和发展前景，并阐述了精神病学的重要性和精神病患者的疾苦，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启发性教育，我还见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毕业来院工作的第一位大学生科研室主任张继志。报到后，我被新同事们热情送出大门，回头望一眼这红墙大院，我知道从明天起这里将是我重新启程的地方。

在科研室、医务部主管护理培训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安定医院院址分散，建院工作十分艰苦。医院不断扩大，急需护理人员，到哪里招人，成了让人头疼的事。当时的护理队伍力量薄弱，人员文化层次不高，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和街道，根本没学过护理，更别说专业知识。那时候，上岗前的培训是必须要接受的。这些没有受过医学教育的护理人员，特别能吃苦耐劳，都很朴实，为了挣钱养家，她们安心本职工作，不畏惧，不怕累，到我来医院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在岗位上独当一面了。

20世纪60年代初，医院的临床护理已初步建制，按照院里要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培训。首先培训护理骨干，采用的方式是由病区的医生推荐，成立学习小组，短期脱产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护理理论和技能操作。学习期满，返回病区委以重任并担任教员，组织本病房护理人员学习，营造学习氛围，争取全体提高。

可喜的是在1963年前后，分别有两批正规护校毕业生被分配到我院工作，每批有40多人。那时候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两批有专业知识、懂文明礼貌的护士生，给医院护理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为护理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因此，我们培训重点有了根本转变，从学习基础知识转变为学习精神科护理知识和工作要求、学习心理疏导方法，使新护士们初步认识和了解精神病学和护理要点，逐步树立全心全意为精神病患者服务的思想。

1963年，我被调到医院刚刚成立的医务部，徐事三为主任，我和张继志任副主任，由我全面负责医院的临床护理工作。建立健全护理工作规章制度，继续以培养护理人才为基础，蓄积人才资源，储存后备力量，从而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与能力是我工作的目标和追求。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胰岛素治疗护理技术的推广和交流，那时是现场演练，请护士们示范表演，全程按照实际操作去做，无论是治疗过程中对低血糖各期病情变化的观察，还是有异常变化的紧急处置，都要求及时到位，不容点滴瑕疵。现场交流和随时提问相结合，不但活跃了学习气氛，还使知识和经验在现场得以强化。

现在每当回忆往事，依然有一情景在目。那时候，病区胰岛素治疗要从早6点开始，此前还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治疗护士家离医院都很远，当时交通很不便。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准时治疗，治疗护士们都不回家，护士休息室床位有限，他们就睡在患者饭堂，在长凳上和衣而卧，条件十分艰苦，可他们以苦为乐，上班时依旧精神百倍。

药疗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患者安危。年轻漂亮的新护士王志英走上了药疗工作岗位。她很聪明，工作细致，处理医嘱、核对摆药、患者服药观察等认真到位，她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不给患者留机会、不给医生找麻烦”，她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好口碑。我请她书写了《我的药疗工作》一文，打印后分发到各病区，大规模推广好的经验。

在此期间，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石金祥，向全院职工提出号召，要致力于科研工作和书写文章，提高医疗质量，促进精神病学发展。我们组建了由护理骨干和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士参加的编写小组，聘请姜佐宁医生担任我们的顾问，仅用3个月书写完成我院《护理工作手册》，作为学习和工作的依据，使我院护理工作统一规范，有章可循。

“十年动乱”造成人才匮乏，医院里医护人员奇缺，护校停办，护士难寻，护理工作又走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到1970年护理队伍已有5年没进新人了。这一年，本市70届初中毕业生，除部分进工厂、去农村，还有一部分走进了医院大门，他们统称卫生员。要让他们尽快从事护理工作，以解决燃眉之急。按照院领导要求，我们立即开办护理业务学习班，让新职工尽快熟悉环境，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服务护理工作。筹集讲课力量、拟定教学大纲、聘请院内外教师，准备讲义教材，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经过6个月紧张学习，70届新职工基本掌握了一般基础护理技术操作、简易基础医学知识和精神科治疗与护理特点，他们顺利走上岗位，缓解了我院护士紧缺问题。

1973年2月19日，经上级批准，北京安定医院护士班宣告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是安定医院护校的前身。那时候，全市各医院护理人员都一样紧张，市属护校没恢复招生，只能靠各医院自己承办培训。我院自力更生，勤俭办校，进行了大胆尝试。以市属护校三年制教学大纲为蓝本，在不缩减主要必修课程，不影响办学质量的前提下，突出专科护校学习内容，将学制缩短为两年。第一届毕业生期满毕业全部分至总院、锣鼓巷分部和回龙观分院，进一步缓解了护理压力。

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老护理人员提高班，使他们在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护理理论水平，通过学习达到护士水平，并通过考试，转正为护士。

我们开办了为期10个月的优秀护士骨干学习班，为他们今后的深造和发展起到了奠基铺路作用。实践证明，在精神卫生护理事业发展进程中，他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护理部主管全院临床护理工作

1979年，我院机构改革，护理部正式成立。院里任命我负责护理部工作，像是回到了娘家，我心里感到温暖。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大环境好了，我们更看到了希望。护理部的中心工作始终围绕提高护理质量，实现护理技术操作标准化、规范化和为精神科护理事业发展培养储备人才。记得有这样几件大事很难忘：第一件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护理人员待遇不高，被社会关注度不够，护理工作整体处于低谷，护理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对专业前途渺茫，各大医院护理人员缺编，影响了工作发展。这一状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鼓励护士们安心工作，那一年北京市开展了首届优秀护士评选活动，我院首届护校毕业生孙宏榜上有名，并在全市表彰大会进行演讲，她的事迹还刊登于报纸上，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精神科和安定医院。第二件是20世纪50年代入行的老护士郭玉芬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荣获了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年轻的男护士邵贵忠成为全国劳动模范。通过这些表彰工作，我们医院的护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理解，也鼓舞了全院护士们发愤图强、全心全意服务本职工作，服务精神病患者。

有了一种精神，就有了干劲。我院在北京市卫生局举办的护理操作比赛中屡屡获奖。与此同时，在伍正谊副院长指导下，我们撰写的《精神病护理学》于1982年7月正式印刷出版发行。

1983年，我退居二线，做一些指导工作；1993年退休，应医院之邀又返聘三年作为顾问，继续服务精神科护理工作；1996年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我离开了曾经工作了34年的北京安定医院。回眸我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心中有多少不舍就有多少欣慰。

（四）开启医护工一体化的精神科管理模式

南京脑科医院　张宁

从南京脑科医院建院初的1947年起，护士长每周参加由医生、心理师、社会工作者及护士组成的病例讨论会，先由社会工作者报告患者的社会史，接着由心理师报告心理测查所见，医生报告病史及病情，护士长汇报对患者观察到的表现。建院初始就由护士开展工娱治疗，属全国最早开展。医院率先在精神病院中应用“精神病患者临床分析表”“精神病患者行为记录表”“精神病患者护理记录”（后两种由护士记录），后被国内多家精神专科医院所借鉴。我国著名神经精神护理学专家，南京脑科医院创院元老张文秀与洪士元主任医师共同编印我国最早的《精神病学护理学讲义》，张文秀等率先在精神专科医院中制定了“护理常规制度”，初建了较为完整的临床管理制度体系。1950年起，医院开始学习苏联的做法，病区实行保护性医疗制度，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刺激，并注意改善对患者的态度，积极改善患者的疗养生活。1953年起，在全国医院率先逐步实行精神科病房开放管理。至1956年，废除了护理精神衣、约束衣，解除了对精神病患者的禁锢，患者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在室外散步、打球、晒太阳、看电影、郊游、阅读画报等。社会工作者付玲主任主要负责精神病患者工娱治疗，她在国内首建“工娱治疗室”，带领护士扩大娱疗收治量，增加工疗品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娱疗常规制度。部分工疗制成品直接出售于市场，曾为当时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而参加义卖，众多海外医疗代表团到院参观工娱疗室并赠送或买走患者的制成品。1953年，付玲率先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精神病工作疗法》，1955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精神病工作如娱乐疗法》专著，并列入《精神病学》教科书章节中。工娱疗法在国内精神专科医院中被推广运用。这对于精神病管理工作来说是一大进步，精神科管理水平在当时达到了世界水平，此种做法受到了原卫生部的嘉奖。

生命之火为精神科护理事业燃烧

人物专访：南京脑科医院老护理部主任屠丽君

护理工作难，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南京脑科医院护理督导屠丽君主任在半个多世纪的护理生涯中，从当年梳着小辫子的普通护士，成长为今天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护理工作领导者。她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全部倾注在护理岗位上，对工作精益求精，对业务孜孜以求，全心全意地护理每一位患者；在“颠倒的精神世界”里为患者重新点燃人性的光辉；在“倾覆的人生之路”上让患者重新扬起生命之帆。

坚守初心，用爱重塑“颠倒”之路

“老实讲，当初我是不喜欢去读护理学校的！”屠丽君主任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总会这样说。当时屠丽君的祖父为了管教她，便强迫将她送进了教会的护理学校。而回忆起自己初来南京脑科医院的情景，屠丽君也是感慨万千，那时医院的周围，除了随园以外，都是坟地、菜地，白天都有些荒凉，夜里更是会有星星点点的“鬼火”，令人心里发怵，不敢出门。尤其当听说这是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的时候，更是感到头皮发麻。事实上，受精神症状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常会出现冲动伤人、自伤等行为。辱骂、抓挠、吐痰，这些在精神科病房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也让屠丽君第一次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了犹豫。直到那个夏天的晚上，一位约束在床的患者因躁动喊叫全身都汗湿了。为了能让她舒服一点，屠丽君想要解开保护带帮助患者更衣时，突然一个硕大的拳头就直接砸在了她的身上，屠丽君被击倒在地，但拳头并没有停下。而就在这时，打人的患者一个扭身差点崴倒，屠丽君在短暂的反应过后就立刻上前护住了患者的大半身躯。只听“砰”的一声，患者压倒在屠丽君的背脊上。患者瞬间就安静了，她愣愣地看着屠丽君脸颊上嘀嗒嘀嗒流下的液体，是一片刺眼的红色，此刻恢复清醒的患者只是低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这位患者在感谢信中写到：“是这位护士无私的关怀，帮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她温柔的双手，关爱的眼神，成为我心里永不褪色的风景……”自此，屠丽君明白了身为一名白衣天使的责任，一名精神科护理人的使命，也真正将患者当成了家人，放在了心上。

在屠丽君的心目中，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工作艰苦，但是她却一次次放弃了获得新职业的机会。她说她眷恋着自己的护士帽，患者才是她永远的人生归宿。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她每天总是提早半小时上班，又最迟一个下班。一上班先进病房，仔细查看每一个患者，巡视检查一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准确掌握护理工作动态。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深更半夜，她也是随叫随到，及时安排并亲自参加护理抢救工作，练就了一手娴熟的操作技术。护理工作无论多脏多累，她总是带头去干。人们常看到她无视恶臭扑鼻，精心护理精神科的“三无”患者。她每次因公外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患者，给这个掖掖被角，和那个聊聊家常。她说，只有看到患者舒服了，她心里才觉得踏实。而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直至如今，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位头戴燕尾帽、身穿护士服、步履矫健、精神矍铄的“护士奶奶”穿梭于病房之间。

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地参与江苏省卫生厅的巡回医疗。几十年来，她曾多次带领省、市医疗队（她担任队长、副队长），深入苏北农村一线，为农民兄弟送医送药。她曾在抢救唐山大地震的伤员时，连续工作72个小时，终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地。尽管她已超过献血年龄，但她曾多次主动义务献血，有一次她利用外出开会的时机，一个人悄悄来到市血站义务献血。直到血站将光荣榜送到医院时，同志们才知道这件事，当院领导表扬她时，她只是淡淡一笑：“这是我应该做的。”

开拓创新，打开新时代护理模式之门

屠丽君不但是勤勤恳恳为患者服务的“老黄牛”，而且是一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奋力拼搏、勇于进取的开拓者。她深知只有不停地探索追求护理知识的新领域，掌握新信息，摒弃陈规陋习，才能为护理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1982年，屠丽君被授命任职南京脑科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当时受医疗条件所限，全院仅有职工150人，床位190张，最高医疗用房两层楼。工作条件很艰苦，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常常能看到患者顶着一头油腻的已打结成堆的头发睡在大通铺上。护理上采取的仍然是功能制护理模式，集中式地进行各项治疗，患者往往不能得到完整的、连续的治疗，而护理质量也大打折扣。

屠丽君认为医疗护理质量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医院管理好坏的重要标志，因此屠丽君决定将整顿护理秩序，提高护理质量列为中心工作。她率领护理团队先后制定、完善了护理交接班制度、消灭差错事故制度，并于1989年汇总于《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规章制度》中，为规范护理、保障护理安全，提供了制度依据。同时，她定期组织临床检查。为做好基础护理工作率先垂范，且敢于大胆管理。如患者做过口腔护理仍有异味时，她绝不马虎，立即要求责任护士重新清洗。早查房时，看到患者床铺不符合要求，就立即带领科护士长、病区护士长一起动手重新铺好，使护理同志感到一种无声的严厉批评。屠主任经过不断的修改，设计出一套约束患者的规范流程，包括多长时间松解约束带，保护性约束的记录单等，大大减少了保护性约束患者皮肤破损的发生率。

随着医疗模式的不断转变，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屠丽君认为护理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也应该随之改变。她陆续在医院推出责任制护理、整体护理、人性化护理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护理方式，用先进的护理理念支撑起护理工作新的框架，并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宾馆化服务，请来五星级宾馆服务员和空中小姐传授新的服务理念和方式。率先实行了科总带教护理老师的制度，使科室的护理教学和科研有了专人负责。率先实行了护工制度，把时间还给护士，把护士还给患者。率先开发了临床护理计算机管理软件，实现了护理工作计算机管理制度。率先开展了“护士长沙龙”活动，为全院护理骨干的交流合作搭建了崭新的平台。

屠丽君说，我对人性化护理的理解就是护理不仅要考虑到患者的身体状况，还要考虑到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要；护士不仅要执行医嘱，而且要主动去发现患者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完成各项生活护理和技术操作，更要感受患者的情感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屠丽君曾接到一位精神疾病患者的来信，信中说：“我始终记得我的责任护士在住院时的一句‘有事就找我’，促使我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让我感觉是有人陪着我，支持我的……”

在全院推行整体护理模式后，屠丽君在工作实践中感觉到精神科护理有别于其他综合性医院，因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紊乱的，有必要把自己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升华成具有一定理论性、系统性、指导性的护理学科新理论和实践方式。为此，她先后在精神科病区开展了环境温馨化，定时播放舒缓的背景音乐；安全护理人性化，举办约束工具创新大赛等。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联合神经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共同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神经精神科整体护理的专著《精神神经科系统化整体护理理论与实践》。著作全面、系统介绍了精神科、老年精神科、儿童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等的护理内容、规范、方法，以及致病原因、诱发因素、危险因素处理、避免复发的方法、饮食指导、自我护理等内容。这部专著于1998年出版后，被国内近百家医疗机构引进，作为神经精神科的专业护理教材和参考书，推动并促进了我国精神科护理事业的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屠丽君多年的努力下，我院整体护理水平得到了切实提高，在南京市卫生局“白求恩杯”竞赛、省市“十佳医院”和“百佳医院”等评比检查中均名列前茅，我院护理部多次被评为省、市和全国“巾帼文明示范岗”。

刻苦钻研，用脊背搭起攀登之云梯

知识的海洋永远那样浩渺，屠丽君遨游于其中，刻苦钻研，努力进取。她一边抓紧时间坚持自学，提高自身的业务技能；一边将培养年青一代护士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脊背为他们搭起一架攀登的云梯。

为了让广大护士都有进一步学习高级护理专业知识的机会，屠丽君曾作为江苏省成人自考护理专业领导小组成员，大力倡议和呼吁江苏省开办护理专业高等自学考试。经她多方努力奔走，这一心愿终于实现。在指导、带教年轻护士的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患者身上的失败操作，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屠丽君常常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学生的实习和操作对象，并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告诉学生。例如插鼻饲管，她就自己先做示范，把鼻饲管通过鼻腔往自己的食管里插，而且还让学生们试着插。前些年的鼻饲管还很粗，插的过程中人会很难受，当大家把像圆珠笔杆般粗细的鼻饲管，往慈祥妈妈般的屠主任的鼻子里插的时候，许多人泪流满面，哽咽不已。在教护士们掌握静脉穿刺技巧的时候，屠丽君常常会伸出自己的手，一边让学生们在自己的血管上练习，一边告诉他们，平时应扎哪些血管，有哪些血管应保护起来留作抢救时用。

屠丽君对年轻护士进行基本理论、基础技能、专科护理技术、护理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的训练教育，还经常鼓励护理人员开动脑筋，积极思考，认真总结临床经验，撰写护理专业论文。亲自组织年轻护士针对我院个性化的精神病患者藏药现象，进行科研设计，调查研究，分析总结，撰写完成了《对住院精神病人藏药的调查》《精神病人藏药行为分析及护理》等文章，强调关注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及是否有藏药行为，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以杜绝患者的藏药行为，确保疗效，保证患者的安全，加快患者康复进程，及早回归社会，对提高精神病患者临床护理质量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有关论文在《中华护理杂志》等发表后，被美国医学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类似这样的护理科研项目，屠丽君还做了很多。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及护理对策》《老年痴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训练》等，先后获得了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

对于护理工作，有人嫌脏，有人怕累，有人冷眼相对，但是屠丽君却情有独钟。当然，在无数个付出的同时，她也收获了很多——她看到了医院护理队伍正一茬茬地成长壮大；她看到医院护理事业正在快速前进发展；她看到成千上万的患者在得到满意的护理服务后康复出院。人们也没有忘记她，她先后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江苏省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南京市优秀党员标兵、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人物、江苏省护理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领导下的南京脑科医院护理部也荣获了全国“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她用自己的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忠实地履行了伟大的南丁格尔精神。

二、从电针治疗抑郁症看中西医结合在精神科的应用

（一）精神科中西医结合

人物专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罗和春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董问天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学的交叉领域，是中西医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互补互用学科，其将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以此来提高临床疗效，发现并阐明中医中药机制。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长期实行的有效方针。毛主席于1956年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近30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临床医疗和预防保健等方面大量开展，涌现出一大批既懂西医又懂中医的医疗及科研骨干，在病证结合模式的方法学、中医学经典理论的深入挖掘、临床重大疑难疾病防治等方面均硕果累累。

精神病学的中西医结合是随着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在挖掘并继承了中医古籍中关于“百合病”“脏躁”“癫证”“失眠”“善忘”等与精神科疾病有着密切相关的论述后，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于20世纪中期逐步形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和治疗精神疾病初步开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精神医学领域中西医结合研究队伍初步形成，“西医诊断、中医治疗”，采用古方，大胆应用中草药和针灸治疗，初步取得疗效。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人员相继毕业，走向各自工作岗位，开始发挥其能动效应。1958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开始建立规模较大的精神病医院，并配备现代医疗设备，充实专业工作人员，为精神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创造了基础。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是临床治疗，对患病率较高的精神分裂症研究最多，开创了中西医综合疗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的临床与实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许多地方设立了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医院，西医精神病医院开始设立中西医结合病房，大型综合中医院设立心身疾病、中西医结合心理咨询室等。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并制定了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神经症的中西医结合辨证分型标准。

1980年，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室是最先成立的五个研究室之一，由罗和春教授任研究室主任。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刺麻醉的出现，比传统针刺更进一步的电针疗法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开始应用于临床。对此有所触动的罗和春教授，萌生了将电针运用于精神疾病治疗的想法。1981—1983年，罗和春教授开展了电针百会、印堂穴治疗抑郁症的试验性研究。该项研究设立阿米替林作为对照组，采用Hamilton抑郁量表与传统评定疗效方法结合，结果显示电针治疗与阿米替林近期疗效相似。1984—1986年，中西医结合研究室牵头并联合9省市10所精神病专科医院组成研究组，重复验证电针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并进一步探讨治疗机制，结果显示电针组与阿米替林药物组无显著性差异，并通过因子分析，证实电针治疗躯体化焦虑、认知障碍等优于药物组，此项研究获得了国家部级二、三等奖。1990年，中西医结合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及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共同设计研制了智能电针仪（CCEA）并取得北京市级认证。采用此电针仪治疗抑郁症，双盲对照研究及重复验证研究获得北京医科大学科技成果奖，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部级），1992年有关生化药理实验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中西医结合研究室曾多次牵头全国十几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开展对中药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抑郁症、神经衰弱等研究。2000年，与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钱瑞琴教授合作完成电针合并舒血宁治疗抑郁症实验室细胞免疫水平改变的研究。1999—2001年，与美国生物与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Sciences）精神病学家乌里尔·赫伯瑞克（Uril Herbreich）教授协作电针与氟西汀治疗重症抑郁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电针治疗与氟西汀无显著性差异，该研究论文获编辑部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十二个字不但表明了古与今的关系，洋与中的关系，也充分说明了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优势。不教条主义，不固守己见，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不断进步与提高，走出一条中医、西医结合的双赢之路。中医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普及度高，依从性好，操作使用便捷，副作用小，中西医结合在精神科领域发挥独特优势，能够缓解症状，提高疗效，减轻药物副作用，提升患者依从性，减轻社会负担，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始终站在精神卫生发展前列

人物专访：中西医结合精神疾病治疗专家张继志

北京安定医院　海慧芝　马辛

张继志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曾任北京安定医院科研室主任、业务组组长、精神科主任、副院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暨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暨精神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副主编、中华精神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华老年医学杂志编委等。

张继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的第一个大学生，60多年来，他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杰出的精神科医生，做过科研主任、临床科主任、医院副院长，从医几十年，见证了精神卫生事业与新中国同步发展的全过程。

在一个夏日雨后，我们来到张老的家中。门还没打开，爽朗的声音已经穿门而出。见到张老总会感慨，一位92岁的老人是这样的精神矍铄，只有深深驼下的背，记载了岁月沧桑。在张老家虽不很大但整洁的客厅，我们就精神卫生发展的几个问题采访了老人家。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各级政府给了精神卫生事业极大的关注，与新中国同步发展的北京安定医院，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弘扬科学，不断创新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1953年3月，在北京安定医院发展的关键时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张教授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走进这所期盼多日的医院时，确实有些失望，低矮的红砖小楼，外加几个平房院，显得有些狭窄；精神病专业人员紧缺，这样的硬件和软件如何支撑起京城仅一家的专科医院？我确实有些担忧和焦虑。医院上下对我新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寄予厚望，又令我有点忐忑不安。其实我明白，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为精神专科医院的建设已经作出了最大努力；我也明白，有了自己的医院，就像有了梧桐树，总会有凤凰前来栖息。我进修时认识的精神科前辈伍正谊教授鼓励我说：‘精神卫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土地，需要我们来耕耘，精神病患者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才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服了药又发生了什么改变，一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希望你在业务上多出主意。’前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那时，我的宿舍在医院最后面的平房里，没有暖气，靠煤炉取暖，寒冬腊月不会生火，经常挨冻。同事们知道此事，轮流帮我生火，暖的不光是身体，更是心里。因为医生少，技术力量薄弱，工作任务很重，艰苦的环境反而激活了我蓄积的能量。那时，我们每天工作11~12小时，虽然感到体力有些吃不消，但精神是愉快的。”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医院的发展已经可圈可点了，但是这些成绩，还不足以让张继志满意。他的目标是，将北京安定医院发展成全国精神疾病的医疗基地。在后辈眼中，张老这一辈子都在负重前行，为北京市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发展开疆拓土。然而他却似乎从不自知，只当是在履行一个精神科医师的职责。

在艰苦的环境下，张继志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始终坚持在精神科临床一线，对精神科病房和诊室不离不弃，经他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

对于精神病患者，张继志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走进他，你很难想象，患者在他心中占有多重的份量。20世纪50年代，由于医院分部多，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查房会诊，回龙观、北锣鼓巷、蓝靛厂等分部都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身影。他坦言，累是肯定的，但是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撑，就是患者和家属的盼望及分部同事们的期待。

几十年来，他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念，希望患者能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他一直坚持综合医院要建立精神科。他说，“早在1955年，由我牵头，我院与协和医院、北大医学院精神卫生系合作，开展临床治疗和教学实习研究工作。我非常高兴承担此项工作，以我本人对精神卫生专业的理解就是要尽快培养懂得这个专业的医生，让徘徊在综合医院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张继志就试图建立北京地区的精神病防治网络。在他设想的蓝图中，这个网络将以北京安定医院为中心，建立各个区（县）级基层防治网，负责北京地区精神病患者的防治工作。张继志在总结当年的尝试时说：“那时候，力量单薄，资历太浅，工作起来非常艰辛。1958年6月，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这在当时对精神卫生领域影响极大，引领精神卫生事业走向一个新高度。这次会议制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的工作方针，提出了药疗、工疗、娱疗及教育疗法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会后要求在各地主要专业机构建立防治科，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建立以精神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三级防治网，培训一支以社区为重点的精神病防治的基本队伍，普及精神病防治知识，使社会各界人士对精神病的防治工作更加重视。这次会议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1958年6月，在北锣鼓巷分部成立的东城区精神病防治所就为这张防治网络的铺设奠定了基础。1958年9月，北京安定医院防治科正式成立，那一年，53名医务人员告别了工作多年的市内大医院，帮助各区（县）建立精神卫生保健所。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64年，18个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全部配齐，正式运转，北京安定医院也成为全市精防工作的核心指导。精神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治疗和上门服务，这是我最想看到的情景。”

长期扎根临床工作，张继志发现自己的门诊患者竟然有90%来自外地，其中有不少人因诊断不准确、治疗不规范而失去了康复的可能。一位来自外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好不容易找到了北京的大专家，忍不住历数此前看病的种种不易。张继志很同情他，仔细拟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对他说：“以后你不必大老远跑来找我了，拿着这个方案在本地看就行！”没想到患者面露难色，反问道：“张大夫，我应该找哪位大夫？”这一下把张继志给问住了。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全国性的精神卫生培训中心，接纳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进修学习，让他们掌握前沿的精神病诊治知识，然后在各省设立分中心，这样，精神科的患者就不会病急乱投医了。张继志对此非常感慨，“患者已经够苦的了，长途跋涉，免不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地如若有了这样一个中心，就能把患者的脚步留住。”为此，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0年，我院被批准成为原卫生部全国精神科进修基地。1982年，原卫生部委托我院举办第一期“全国精神科医师临床进修班”，此后每年一期。1996年，全国精神科主治医师进修班由一年一期改为半年一期，该项目一直延续至今，到2017年为止，共举办了47期，每期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科医师60~70名到我院进修学习。对此，张继志非常高兴，他盼望着当桃李满天下时，全国各地的精神病患者便可减轻迢迢投奔之苦，得到规范的治疗和康复。

张继志是业内公认的精神科领域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的开拓者。直到今天，每每说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疾病，他仍很兴奋，眼神中有喜悦，更有期盼。他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遵照党中央中医政策关于中医师要进国家医院的指示，一名中医药师、两名针灸师到我院工作，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病房，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院领导希望我能协助做好中医工作，积极地开展中医药治疗，这是我和中医的最早接触。1960年，我院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建立急病、慢病、顽病治疗组，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电针、针灸、快速综合治疗。写出了‘中西医综合治疗精神疾病患者2 600例分析’，在精神卫生界引起轰动。从那时起，我和中医有了不解的情缘。”

1975年，为了丰富自己的中医知识，张继志报名参加了西城区卫生局西医学中医培训班，短短7个月，让他对中医中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几十年间虽然职务多变，张继志始终没有放弃对中西医结合的追求。他回忆道：“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又有几名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来院工作，分到我们中西医结合病房，我很高兴，真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因为中医人才奇缺啊。这些孩子来了之后，我认真的带他们，手把手教他们怎样做一个合格医生。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在医院西医考试中，取得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作为老师，我心里真是特高兴，但是我没表扬他，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有本小账。后来，这个学生跟我说，他想纯学西医，因为他觉得中医在这个西医的世界里不好发展。我苦口婆心的批了他一顿，让他好好学中医，多想想怎样运用望闻问切为精神病患者服务。其实我心里可喜欢这些新来的小中医了，但是我不能轻易表扬，我想让他们知道，中医是祖国医学，总有一天会大放光彩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科对66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临床与实验室观察，从精神症状、中医四诊和血液流变图等方向初步提出精神分裂症血瘀证的临床与实验室指征，以活血化瘀的中药血府逐瘀汤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使精神症状消减，同时，可使血液流变学的异常指标趋于正常。由于西药用量小、副作用小，临床总体印象量表测查提示，其疗效指标高于西药组。这次我们的科研项目《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精神分裂症》获得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二等奖。”说起医院的中医们，张继志能掐指细数，从大专家到小医生的名字脱口而出，并知道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张老常说，“西医是国际性，中医是传承性，中医的朴素无华，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如果能把中医的辨证施治和西医的生化、成像等检查完美结合，将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张老说，“我始终相信中医，相信祖国医学，也一直致力于如何把中西医有机结合；西医抗精神病药有几百种，效果基本大同小异，可不可以发展中医中药，起到增效作用。我也常想，唱歌、主持都可以跨界，我们是不是也能跨界，整合资源，来个跨界治疗。”张继志几十年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北京安定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也一直走在精神专科医院的前茅。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神志病重点学科和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精神卫生研究所分别在我院挂牌成立。看到北京安定医院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的发展，张继志心中充满欣慰。

从医半个多世纪，他目睹了北京乃至全国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艰辛，并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编的著作有：《精神医学与心理卫生研究》《精神药物的合理应用》《基层精神卫生保健》等，参与编写了《精神病学》《现代精神病治疗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精神病学》《变态心理学》《中国老年医学》《合理用药》等。这些浸透着老一辈心血和汗水的书籍，对培养一代代精神卫生工作者、对指导专科医院的临床实践与基层精神卫生保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精神医学与心理卫生研究》荣获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奖，张继志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北京市城区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张继志还非常重视和研究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2004年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授予医学心理学科贡献奖。1978年，张继志光荣当选原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90年获中央保健局嘉奖；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获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

由于张继志对精神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他被收录于《中国当代医师大全》、英国剑桥的《国际名人辞典》及美国的《国际生物行为科学名人录》。尽管已经“驰名中外”，张继志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名人不名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

采访结束后，和张老讲是为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纪念活动撰写专家专访，张老很高兴。他告诫我们不要写他个人，要写北京安定医院；不要写他的成绩，要说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他说，“回想行医这60多年，有三件事值得自己欣慰，第一是极力促进建立北京市精神卫生防治网络，为北京市精神卫生保障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是努力学习祖国医学，坚持走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疾病这条不平坦的路，并在一定领域作出了贡献；第三是不负希望，做好干部保健工作，并多次获得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他说，“耄耋之年还能为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做点事，这当属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三、胰岛素昏迷治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马莉

王秀娟老师，80岁，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护士学校。20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护理部主任，曾任中华护理学会精神专委会副主委。

王秀娟老师在临床从事护理工作数十年，经历了精神疾病治疗的发展过程，十分熟悉胰岛素治疗中的操作常规和护理观察技术，笔者就“胰岛素昏迷治疗”相关内容，深度采访了这位护理前辈。

精神疾病的治疗经历了从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到今天的药物、物理、心理、社会康复一体化的综合治疗过程。特别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新型抗抑郁剂的问世，改良电休克治疗方法等，都促进了精神疾病治疗的发展，使我们今天的患者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胰岛素昏迷治疗”是从20世纪30年代各国开始广泛采用的，当时列为精神疾病主要治疗方法之一。胰岛素治疗具有技术要求高、方法复杂的特点，如处理不当，会出现严重并发症，所以此治疗方法当时是针对住院患者的。

王秀娟老师回忆到，“胰岛素昏迷治疗”是20世纪50—80年代临床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虽然治疗中的风险较大，但是考虑到该治疗方法有一定疗效，且疗效较稳定的优点，特别是控制兴奋效果较显著，我院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胰岛素治疗在临床上可分为胰岛素昏迷治疗、胰岛素低血糖治疗、胰岛素昏迷与电休克联合治疗等方法。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采用胰岛素昏迷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及神经症等一般采用胰岛素低血糖治疗方法；疑难病例采用胰岛素昏迷联合电休克治疗方法。

胰岛素昏迷治疗40~60次为一个疗程，每天上午治疗一次，如治疗次数大于20次病情不缓解，可考虑停用。每次治疗全程时间不超过180分钟。治疗前由医生评估病情、开具医嘱，治疗后医生参考治疗过程、症状缓解程度判断疗效。治疗是由护士操作，治疗过程分：治疗前、治疗中及治疗后，在这三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护士如观察不到位，判断有误，操作疏忽，患者就存在丧失生命的风险。因此护理部制定了胰岛素治疗护理常规，制定了胰岛素护士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治疗室护士岗位相对固定并经过岗位培训，才能独立上岗。由此可见，护士在胰岛素治疗中承担直接操作者和观察者的重要角色，对护士责任心及业务技能要求很高。

王秀娟老师回忆了胰岛素昏迷治疗的全过程，胰岛素治疗时，每位护士负责6~8位患者。治疗前：6点开始准备用物、备好鼻饲管、葡萄糖水，检查急救药车、环境，6点半开始治疗。治疗中：护士根据治疗单核查患者姓名、治疗方法、胰岛素剂量、注射部位，是否已禁食，测量生命体征，做好解释工作，从心理上安抚患者，征得患者对治疗的配合。为减少胰岛素用量，尽早达到昏迷，一般采用穴位注射（如心俞、膈俞、肾俞等）。注射后：护士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意识状况、生命体征，防止患者在意识混浊期发生躁动、坠床及癫痫发作。患者意识状况的判断分为四期，嗜睡期（60~120分钟）、混浊期（30~60分钟）、迷睡期（60分钟）及昏迷期。接受胰岛素低血糖治疗，是患者意识进入混浊期时，护士协助患者喝糖水终止治疗；接受胰岛素昏迷治疗，是患者意识进入迷睡期时下鼻饲管，进入昏迷期在规定时间内鼻饲糖水终止治疗。如终止治疗后患者醒转不好，即刻静脉推注37.5%葡萄糖40ml，3~5分钟内患者仍然不能苏醒，按稽延性昏迷处理。治疗后重点判断患者意识是否完全清醒，清醒后协助患者进食含糖高的半流食，密切关注患者进食过程，防止呛咳或噎食并详细记录治疗经过。患者治疗结束回到病房后，需病房护士继续观察患者意识的变化、进食情况，防止发生低血糖，防止出现继发性昏迷。胰岛素昏迷治疗在那个年代还是给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为精神病治疗方法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今天回头看，曾风靡一时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尽管有许多风险，随着氯丙嗪的问世逐渐停用，但是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褒贬形容，它毕竟是20世纪初精神疾病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已载入历史，记住历史才能发展未来。

四、上海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谢斌

1958年7月，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成立后，当时的院长粟宗华把社区防治工作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当年即调动全院医护力量，历时9个月，对当时全市城乡七百多万居民进行精神病普查工作（部分地区抽样复查），规模及工作量之大，在世界精神医学史上也不多见。1959年6月，由纪明医师完成普查工作报告。通过普查，掌握了全市精神病患者的患病情况，为制订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工作计划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开展社区精神病防治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也是我国精神病流行病学的重要历史文献。

1958年，流行病学调查采用的是线索调查方法。当时提出的目的是：①掌握开展精神病防治工作的基本数据和资料；②就地开展医疗工作；③进行广泛的精神卫生宣教工作；④搜集流传民间的精神病治疗偏方。

具体调查步骤包括：①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动员，业务学习，组织干部，编制资料表格，安排调查人员生活等。②联系工作：即与全市各区各县的各级单位取得联系，并争取各级人员的合作。③开展调查：发掘患者、搜集病史，进行身体和精神检查，作出必要的处理。④统计分析：整理资料，建立患者统计卡。⑤建立各区各县的精神病科门诊：开展划区医疗和家庭病床工作。

这次普查共查得精神病患者19 079人，总患病率2.5‰；其中精神分裂症6 785例，占35.56%。而此次调查中涉及的全部病种，除精神分裂症外，还包括：精神薄弱症（精神发育迟滞）（3 760例，占19.7%）、癫痫（3 100例，占16.25%）、歇斯底里、老年期（含更年期）精神病、反应性精神病、躁郁症、偏执性精神病、感染中毒性精神病、器质性精神病、儿童神经功能失调、病态人格、精神衰弱、其他。

其后上海市又先后开展过数次精神疾病调查，如1978年对全市10个区、10个县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调查，共调查发现患者78 194人，按当年全市总人口数计算，总患病率7.28‰；其中精神分裂症45 109人，患病率4.20‰。

1982年底，采用全国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制订的调查方法，在徐汇区、嘉定县（现为嘉定区）各抽查居民500户，共计3 027人（城市人口1 620人，农村人口1 407人），查得精神病患者37人，总患病率12.22‰；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6.61‰。

1989年，仍采用全国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城市、农村共5 306户13 373人进行抽样调查，市区5 827人中查得重性精神病患者114人，总患病率19.56‰，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8.41‰；农村7 546人中查得重性精神病患病率10.20‰，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4.37‰。以此数据推算，全市精神病患者数164 303人，总患病率15.77‰；其中精神分裂症68 578人，总患病率6.78‰。

在发病率方面，1979年上海建立了全市精神病初发病登记制度。根据1979—1990年的登记资料，重性精神病年发病率0.22‰左右；其中精神分裂症年发病率0.11‰~0.15‰。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支撑了上海市的防治体系建设。自1958年起，上海市就根据全市精神病普查所掌握的各区各县精神病患者分布情况，在各区各县及基层综合性医院中设立门诊点，将经市精神病防治院门诊或住院诊断明确的患者，转到就近门诊点继续诊治。诊疗工作由防治科医生轮流前往（当时防治科有医生10人，护士20人），同时加强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逐步转向由经过培训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来担任。对因病需要住院而一时尚未能入院的患者，防治科派出医务人员建立家庭病床，送医送药上门。对部分出院的患者，进行跟踪访视和康复指导，加强同患者家属及工作单位的联系。除了给予必要的药物维持，以巩固疗效外，还从生活和工作等方面予以关心指导，以减少复发，促进康复。防治科还派出医务人员，深入到大专院校，开展神经衰弱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之际，根据上海市政府关于做好精神病患者管理工作的要求，全市十个区和一个县（上海县）建立了临时管理点，收容对社会秩序有影响的精神病患者，行政管理由公安、民政部门负责，医疗任务由区县卫生部门及市精神病防治院承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后经上级同意，临时管理点先改为“精神病管理站”，后又改名为精神病防治站，隶属区、县卫生局领导，市精神病防治院负责业务指导。此时，在市区开展工作的基础上，防治科又派出医务人员在川沙县北蔡公社开展农村精神病防治工作，探索和总结了农村开展精神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同期，卢湾区淮海街道发动和组织居委会干部和群众协助家属督促患者按时就诊，按时服药，观察病情变化，发现发病苗头及时与医务人员联系，以利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协助医务人员对群众宣传精神病防治知识，关心爱护患者。以后通过总结经验，各个区的街道居委会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工作，为建立监护网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