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
民间文学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总是和文学上的思想斗争相联系着的。鲁迅先生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民间文学，也没有发表过关于民间文学的学术文章，他总是在说到文学上的重要问题时必要地或者附带地提到民间文学；或者以民间文学为例，从这里说开去，发挥他对于政治的和文化的意见。但是虽然是这样，或者正因为这样，他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常常达到不可比拟的深刻性和战斗性。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一面要和敌对的阵营作战；一面还要指导说服在一个旗帜下面的同志和友人，和一些主观幼稚的倾向斗争；同时，在这样的过程里也就批评着和改造着自己。他的对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的片段，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虽然这只是片段，但都异常精辟中肯；并且这些片段是彼此互相联系贯通的，如果把它抽取出来，放在一起，是可以看出一定的系统性来的。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议论，在我们的薄弱而混乱的民间文学理论遗产中，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正确，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真实的意义。
鲁迅先生生时，在文艺上正面的、首当其冲的敌人，是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派。胡适派的思想和方法在文艺和学术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影响也极大。五四运动以后，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曾经出现过一度的“旺相”。这个时期发表了不少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倡导了搜集研究的风气，并且草创了“民间文学”这一门学科，为此后的工作铺设了一层基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感激的。但是五四运动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洪流，这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大部分都带有很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缺点：烦琐不堪的比较，穿凿附会的考证，极少正确地分析它的思想内容。在搜集上也是只看形式和词句，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把许多封建市民的淫逸颓靡和疲弱的冷嘲的作品，也都一概当作了民间文学，甚至标榜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和高峰。这样，就掩盖了民间文学的最显著的特色——它的阶级性。胡适派的方法是从他们的基本的文艺思想——文学无阶级性——出发的。胡适的影响不但很大，而且很久远，直到现在，还不绝如缕。跟胡适派的残余影响做斗争，仍然是我们的任务。
鲁迅，就用反驳民间文学无阶级性，来反驳了文学无阶级性的说法。
鲁迅直率地把文艺分为消费者的文艺和生产者的文艺，并且指出了民间文艺是生产者的文艺：
鲁迅的这一个定义是有科学的精确性的。把民间文学认为首先是生产者的文学，这就划清了它的界限，并且说明了它的基本特征。民间文学的范围和界限，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长久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提出讨论的问题。“民间文学”的“民”，“人民”，大家对它的理解颇有分歧，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情况也不一样。鲁迅先生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恰当的，这非常鲜明，也非常概括。“生产”，这说明“人民”一词最本质的含义，并且也说明了民间文学最初的和最中心的内容。这个定义，就是对于奴隶社会以前的民间文学，也还是适用的。民间文学，从其全体上看来，它的产生的背景和最基本的主题，是：劳动。
鲁迅不但在原则上划分了民间文学的界限，并且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非常善于在模糊含混的表象之下看出实质的不同，剥开名词和形式看到思想。比如“谚语”，比如“笑话”，我们是很容易马马虎虎地把它们一概算到民间文学里面去的，然而鲁迅先生就指出这也有不是出于人民的东西，指出这些东西的反人民性。
这些意见，是说得非常具体而且深刻的。鲁迅先生这些话主要是针对敌对者而发的，但也同样教育着自己的同志。这种具体分析的鉴定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承认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优越性——刚健、清新。这本来是向自己的同志说的，但也间接掊击了胡适派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的形式主义的论调。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注意到民间文学，大约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二年左右，是在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参加大众化讨论的虽然有各色各样的人，但在当时大体上还是倾向于革命的。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文艺和人民大众结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许多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了一些开拓和试探的工作，这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是由于历史的限制和革命的文艺者主观的弱点，这次讨论是有很大的缺点的。现在看起来，明显的缺点之一，是把“大众化”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启蒙的手段问题、工具问题，“简单地看作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6]。民间文学，就是在这种要求下被提出来的，当时的提法是“旧形式利用”。这在我们今天已经受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育，多少知道一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道理的人，是不难看出它的片面性的：把所有的民间文学一概判定为“旧”，这就割断了历史；只是着眼在其形式，而且是形式上的最外部的特点，如七字句、攒十字之类，就忽略了内容的人民性和表达这样的内容的艺术。许多同志当时都以为民间文学只是一个空瓶，却不知道这里面原来多半装的是陈年的好酒，喝下去是大有益处的。许多同志对民间文学都缺乏了解，而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虽然只提到“利用”，也引起了许多疑虑，担心这是“类乎投降”“机会主义”，是“为整个旧艺术捧场”[7]，“怕文学的低落，为着文学发愁”[8]等等。这次讨论对于民间文学所放置的不适当的地位，后来终由鲁迅先生把它摆正了。
鲁迅先生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做出充分的肯定的。鲁迅先生从来就热爱民间文学，他对于民间文学有着丰富的感性知识，远在一九二二年就写过《社戏》那样的优美的散文，并且一直都关心着民间文学的活动，也零散地提出过一些对于人民的文艺才能的看法；但是起初还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也许他所看到的一些关于“山歌野曲”的出版物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些问题，使他产生一些迷惑，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对民间文学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虽然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9]。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前后，鲁迅先生写了好几篇充满深情的记述农村民间文艺生活和作品的极有思想性的文章，如《无常》、《五猖会》以及《朝花夕拾》的“后记”，等等。从表面看，在那样残酷斗争的时候，鲁迅先生却忆念起这些村居琐事，仿佛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理由可以说：随着整个思想的蜕变，随着向马克思主义的转移，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也正在确立之中。这些夹叙夹议的散文里面已经闪耀着犀利的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些，是他在参加讨论“大众化”，提出民间文学课题之前的思想准备。在讨论初期，鲁迅先生的意见就是比较切实的。而到“大众化”问题的后期，在一九三四年，鲁迅的看法就越发成熟和坚定了，他把民间文学和大众化问题的关联就看得更加密切了。鲁迅先生虽然也袭用过“旧瓶装新酒”的口号，但他的理解是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的，并不只在字面上打转。他的民间文学思想在《门外文谈》中表现得最为完美。《门外文谈》是“大众化”运动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论文，同时也是中国的民间文学理论的杰出的文献。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全面地涉及民间文学各方面的根本问题，从文学的起源——“杭育杭育派”，直到晚近的农村中表演的戏曲。为了解除许多人的疑虑，叫他们“不必恐慌”，不必骇怕大众文艺因为吸收了民间文艺而“低落”，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艺的艺术价值作了这样的斩钉截铁的估计：
许多同志的轻视民间文学，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接触得太少，知道得太少。在当时，许多同志心目中的民间文学只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个歪曲的概念，以为不过是小沙渡或杨树浦（上海近郊）一带的“泗洲调”“月望郎”“孟姜女哭夫”“五更调”“十八摸”“打牙牌”“毛毛雨”[12]（其实这里面也有好的，比如“孟姜女哭夫”）这一类的东西，这就无怪其然了。而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深刻地认识民间文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和人民有深刻的联系；前面已经说过，他曾经生活在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感性世界之中，对民间文学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民间文学曾经养育过他，这也成了他身体里的狼的血液，使他切身地感觉着它的强壮的力量。民间文学的伟大的教育作用，其实从鲁迅先生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可惜，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在当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和理解。大家的所以不能重视和理解，也正是因为在民间文学的认识上和鲁迅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看起来，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也仍然是当务之急，因为今天大家对于民间文学的理解和重视也还不是那样的“普遍”的。
鲁迅先生深知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艺术上的优越性，所以他主张在采录时要忠实，他惋惜“柳枝”“竹枝”“子夜”“读曲”的为文人润色而失去本来面目[13]。他以为“惟神话虽然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14]但是他并不以为凡属民间文学就一概都是好的。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对“山歌野曲”的估价虽然有些片面，但把“对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就佩服得不了”作为对一部分民间文学的批评来看，也还是正确的，他指出民间文学的间接蒙受士大夫文学的影响，也是合乎事实的。他对游离在革命之外，尚未觉醒的市民在民谣中所表现的麻木和自私，是很为痛心的——他简直[15]称之为“黑暗”。所以我们对搜集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材料，也还要加以甄别。同时，要防止“失其本来”，也并不是绝对不能动，若是当作宝贝似的供养起来，那就成了鲁迅先生所批评的“国粹派”。鲁迅先生是第一个对《白蛇传》加以热烈的肯定的，但也以为倘要改编为连环画，是要把水漫金山伤害生灵的地方减弱，把白娘娘的坚毅的地方加强的。——这个工作，在我们今天说起来，便是“整理”。另外，则有加工、改编、创作，《故事新编》便是这样的书。《故事新编》有许多借题发挥的情节，但是除去这些之外，还是忠实于原来的传说和史料，并且发挥出原材料的精神的；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没有把古人写得更死”[16]。鲁迅先生所用的方法我们今天或者不一定全用，但那精神是值得采取的。我们反对“失其本来”的粗暴，也不应保守到“把古人写得更死”。鲁迅先生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生出新的艺术、新的形式：
这些问题本来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时间力量所限，一时不能深论，只能这样笼统地提一提。——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还有一些重要的意见，比如他对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相互交流与蜕变的辩证关系的看法，他对民间语言的卓越的见解，他对于中国的鬼和神的富于人情的分析……这些都对我们当前的工作仍然极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都不是一时所能备说，今只撮述其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如上。
一九五六年九月
注释
原载《民间文学》一九五六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