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视拿破仑为偶像，却害怕别人知道

这一节我为大家介绍、分析一下于连这个人物形象。于连是小说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里也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个人奋斗者，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人物。于连的性格，总的来说是多层次的。以前的很多人物都是片面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但于连并不是，这是在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了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三者是统一在一起的。

于连的个性很刚强，充满激情，富有毅力。他虽然表面显得很柔弱，但是心里面藏着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外表和内心的强烈反差是于连形象的一大特点。有毅力、敢于行动是他的性格主体，犹豫不决是暂时的，最终要被他的决心所克服。在他的思想深处，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这是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他的父亲就是个木匠。

他对贵族趾高气扬的神情，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小说开头，于连不堪父兄打骂，几次想离家出走，体现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望。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到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为什么他父亲想让他去呢？因为做那个家庭教师不光有工资，而且还有衣服可穿。于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愿意当奴仆，要我和奴仆同桌吃饭，我宁可死掉。”当市长把他当作仆人一样训斥的时候，于连的眼里露出复仇的光，他愤然地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

为了报复市长，他在夜晚乘凉的时候握住了市长夫人的手，这一段描写也很有名。

在树荫下面，于连想，我要报复你，我就要抓住夫人的手，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后来，他占有市长夫人，以及征服玛蒂尔德这个行动，也带有这种报复和反抗的意识。于连说，这是他的责任。所谓“责任”，是指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受到压制后，不满情绪的一种流露。

拿破仑时代，平民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如今这种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像于连这样有才能的平民青年，如同种子终将发芽一样，依然要寻找向上爬的机会。

于连的记忆力特别好，能把《圣经》整段整段地背下来；他看到主教收入很丰厚，便想要当教士，他愿意到神学院去，而且甘愿忍气吞声地适应那里的生活。

除了性格刚烈坚强，他还能屈能伸，能够忍耐，但这都是为了向上爬。所以，当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自己平民的命运，就甘心为侯爵效劳。个人野心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直到他发现贵族阶级对平民存在根本的敌视以后，又恢复了反抗的精神，临死也不肯妥协，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可以体现这一点。

可以说，于连的多变是复辟王朝时期谋求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可能出现的一种结果。于连的个人奋斗往往被看作一个野心家的行为。泰纳是很有名的一位批评家，他对《红与黑》的评价很精辟：“并非他想炫耀奢华和享受，而是他想摆脱屈辱和穷困带来的附属地位。”他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于连为什么不顾一切向上爬。难道忍气吞声地受贵族阶级的统治才是正常的人吗？像于连这样想向上发展的人，就是一个所谓的野心家吗？所以，对野心家这个评价，也需要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衡量。

当然，把他说成野心家也没有什么，因为野心家是没有什么政治原则的，虚伪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手段。于连说：“虚伪是我争取面包的唯一武器。”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给极端保王党充当秘密信使，虽然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贵族阶级想把外国的军队引入法国，以干涉法国的政治。而于连也就选择和他自己所反对的贵族阶级同流合污。

总的来说，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双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怕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

于连的双重性格，决定了他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伪君子。他为了向上爬，宁肯牺牲自己正直的一面，把虚伪欺诈奉为圭臬；他既崇拜拿破仑，又甘愿随意改变自己的奋斗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热衷于向上爬，又愤然选择了死亡。在法庭上，他不肯屈服，不肯向卑污的现实让步。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标志着斯丹达尔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成就高度。

我们现在提倡什么？多元的、复杂的性格描写。在这方面，于连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比如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妒忌是他主要的性格特征，没有其他特征；而斯丹达尔笔下的于连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虚伪、野心所能概括的，他还有反抗、不屈、临死都不肯低头等层面，他的性格是多变的。有很多评论家认为于连性格像一个同心圆，核心以外，还有其他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说于连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于连这个形象开始，法国文学也踏上了新的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里有很多精彩的段落，评论家一致认为写得非常好。有这样一段，写的是于连敲门，市长夫人出来开门。我们可以看到，市长夫人原以为这个没见过面的家庭教师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要来管教她的孩子，打她的孩子。她看到于连后，没想到他是一个很柔弱的青年人，面目俊秀，反差非常明显。

作者写道，德·雷纳尔夫人看到于连的肤色这么白，眼神这么柔和，夫人首先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少女吧。这个孩子是不是想向市长先生要点什么东西？她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非常怜悯。

这个孩子站在房子的入口，不敢抬手按门铃。于连转向门边，没有看到市长夫人走过来，他听到一个很柔和的声音在他耳边说话的时候，打了个哆嗦。那个声音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的孩子。”

这段描写也是很有名的。但故事到了最后，于连还是向德·雷纳尔夫人开了枪。于连非常气愤，德·雷纳尔夫人怎么能阻挡他向上爬的道路，他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维立叶尔，找到了市长夫人，毅然决然向她开枪。

关于典型人物，说实话，在这之前的文学作品里并不是非常突出。有些作品里是有典型人物的，像莫里哀写的《吝啬鬼》《伪君子》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比较成功的。

18世纪就很难讲，典型形象在那些启蒙作者的笔下并不是很突出的重点。到了19世纪，形象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了，除了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比如说梅里美的《卡门》，也塑造了一个很鲜明的人物形象。

梅里美跟斯丹达尔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描写很有力量的人物形象，崇尚“力”。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和于连这个人物形象一样，卡门同样性格鲜明。随后，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雨果的笔下，更多鲜明的形象就慢慢地涌现出来，都是非常优秀的。

19世纪的法国，巴尔扎克有两部小说，一部是《贝姨》，一部是《邦斯舅舅》。贝姨就是嫉妒的典型，作者刻画得非常鲜明，而且很有特点。巴尔扎克对嫉妒这个特点了然于胸，可以说，他描写的一些老处女都有其共性，就像贝姨一样。

也就是说，这些作者能够突出人物性格中最特别的一点，但是像于连这样多面的形象还不是很多。我们看，巴尔扎克笔下的有些形象，比如说葛朗台，大家都以为他只是吝啬，但其实不光如此，因为他还会做生意，“谋取最大的利润”这一条恐怕是以前的那种吝啬鬼所没有的。你不能说莫里哀笔下那个吝啬鬼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一样的，他们是不一样的，其中是有很大的发展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吝啬鬼，也没有像葛朗台一样的另外一面的性格。

于连就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甚至多重性的性格，像这样鲜明的复杂性，也是后来那些形象所没有的。现在有很多形象都是多重性格的，但是那些多重性格却又不像于连那样突出。可以这样讲，于连一方面表现得好像很柔弱，另一方面又很坚定，不向环境屈服；一方面对贵族很仇恨，另一方面又会屈服于贵族。所以说，于连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形象。

以上探讨的是怎么看于连，讨论他是不是个野心家，野心家与他的个人奋斗有什么关系，能不能一笔把一个人否定掉。于连向上爬的野心背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作者笔下的另外两个女性形象也很突出，但比起于连来就稍显逊色了。

下一节，我想谈谈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因为在这部小说里，心理描写也是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