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向普希金借来的故事情节

说起《钦差大臣》的情节由来，就不能不提起普希金。普希金，地球人都知道，俄国19世纪的大诗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比果戈理整整大10岁，成名也早，20岁就已经名动“京城”了。果戈理中学毕业后去圣彼得堡闯荡，最想结识的人就是普希金，普希金是他的偶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831年5月下旬，当时普希金在文坛已经如日中天，而果戈理还只是一个尚未摸到门径的文学新人。但是，果戈理进步飞快，过了没几个月，果戈理就拿出了叩开文坛大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让普希金对他刮目相看。

果戈理在1833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简直被喜剧迷得发狂，无论我在莫斯科，在途中，或是回到这里（指圣彼得堡）之后，它都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脑际……”可见，这个时候果戈理对喜剧的兴趣正浓。上一节我已经说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和《阿尔弗雷德》都没写下去，《婚事》倒是写完了，果戈理在文学界和戏剧界朋友中亲自朗读了剧本，也博得了一致好评，但对于把喜剧创作看得很神圣的果戈理而言，这个剧本还不够完美。他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喜剧题材。在这个背景下，1835年10月间果戈理去拜访普希金时，请求普希金给他一个“纯粹俄罗斯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

劳您驾，给我随便讲个题材吧，滑稽的也行，不滑稽的也行，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故事。我想写一部喜剧，手都发痒了……我发誓，我会写得非常滑稽，而且有意义。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我要急得发疯了。

普希金大笑起来，把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情节给了果戈理：他们共同的一个熟人不久前去了比萨拉比亚，就是现在的摩尔多瓦。他在那儿冒充圣彼得堡要员，当地人信以为真，向他控告市长和市政官员。普希金对这个情节已经有了一些考虑，在他的文稿里保留着下面这样一个作品提纲：“克里斯平（斯文宁）来到省里赶集，大家认为他是大人物……省长是一个诚实的傻瓜。省长太太同他胡闹。克里斯平向她的女儿求婚。”

了解《钦差大臣》剧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情节和《钦差大臣》的情节相似度非常高。也就是说，果戈理果然采用了普希金给他的情节，而且这个情节也确实含金量极高。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要是没有普希金提供的情节，世上是不是就不会有《钦差大臣》了呢？我认为，《钦差大臣》的成功，固然有普希金所馈赠的这个情节的功劳，然而其重要性也只在于这是一个引发果戈理思考的契机，更为主要的是果戈理对社会历史情势和时代精神的感知以及他的文学才华，这些加上普希金的建议，使得果戈理明确了方向，顺势而为，才有了喜剧经典《钦差大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外因的辩证关系。

但是，在果戈理看来，普希金给他的这个情节是很重要的。果戈理感觉到，“对任何行动都要有意地问问‘你做它是为了什么，有何目的？’的年代已经开始渐渐来到了”。因而他“认真地考虑起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才能把生活的庸俗现象展现得这样淋漓尽致，把庸俗人的庸俗描写得这样有力，以便让那种被肉眼忽略的琐事显著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的作家，那么把自己的这种才能有目的地施展出来，这才是自己此刻所能对社会做得最好的事。从这个立场出发，站在创作的这个节点上，果戈理发现，以往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笑得毫无理由，毫无必要，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笑”。他意识到，“如果要笑，那么最好要笑得有力并且确实去笑那种值得普遍嘲笑的事情”。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835—1836年间，果戈理的创作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之前的自由自在和顺其自然，上升到了更为自觉和专注的阶段。《钦差大臣》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正像果戈理后来坦言的那样：“这是我第一部带着对社会施加良好影响的目的构思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果戈理在《钦差大臣》里“把当时知道的俄国的一切丑恶，把在最需要人有正义感的地方和场合里所干出的一切不义，收拢到一起，对这一切统统予以嘲笑”。除了社会层面的丑恶、不义，个体的缺点也被果戈理收集了起来，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希望在喜剧这面镜子中被高尚的笑荡涤干净。

那么，《钦差大臣》里写的是社会现实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段子？

都说无巧不成书，而实际上，生活往往比最有想象力的编剧想出来的桥段还要精彩百倍。你以为普希金的段子是哪里来的？这是诗人的亲身经历：1833年秋，普希金去奥伦堡附近收集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素材，当时他就曾被误认为是担负秘密使命的钦差。而果戈理在从基辅返回圣彼得堡的路上，也曾冒充要员，戏弄过驿站长。普希金讲的那个熟人的故事、普希金本人和果戈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许多类似的逸闻，使果戈理感到新的喜剧正在心中渐渐成形。饱满的创作激情让果戈理在1835年12月4日就完成了这部杰作，仅历时两个月。此后，剧作家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剧本，以求尽善尽美，同时为获准演出而奔波。

在《钦差大臣》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么一段话：

为什么想当将军？因为你要是有事出门，一些传令兵和副官就会跑在前面喊：“快预备马呀！”在驿站上，谁都换不到马，别人都耐心等着，所有这些九品文官们，上尉们和县长们，可是这么点小事你不用搁在心上。

这也不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果戈理曾于1832年9月从家乡返回圣彼得堡，马车中途坏了，不得不滞留在驿站几天，这几天里，果戈理饱尝了普通人所受的屈辱，《钦差大臣》里的这段话，就是那次屈辱经历的艺术回声。可见，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制使人对上战战兢兢，对下肆意妄为。

《钦差大臣》首次公演是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拉剧院，时间是1836年4月19日。按照果戈理的观点，喜剧必须有“真实和辛辣的讽刺”，而要把这样一部讽刺喜剧搬上舞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说过，果戈理时代的书刊审查是极为严苛的，那怎么能允许如此胆大包天的剧本上演呢？作为一部迄今仍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当时又是怎么通过书刊审查的呢？可以说是大费周章。由当时在御前行走的大诗人茹科夫斯基——他是太子亚历山大（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师，加上其他有影响的人士一起说项，最终经沙皇尼古拉一世首肯，喜剧才得以在1836年3月2日获得演出许可。

《钦差大臣》能通过审查，关键在于沙皇。沙皇本人常常亲自参与书刊审查，《钦差大臣》就是因为从沙皇尼古拉一世那里得了尚方宝剑，书刊审查官才跟着沙皇的调子说：“剧本没有任何应受指责的东西。”

那么问题又来了，沙皇是傻了吗？

确实有这样的看法——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就说：“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因为既没有智力又没有深刻的洞察力的尼古拉一世不懂得《钦差大臣》的意义，不懂得它的讽刺实质而已。”持与这个观点类似看法的还有沃依托洛夫斯卡娅，她认为沙皇理解得不够透彻，“以为就是嘲笑外省官员和他们的生活，而他在自己的高位上对这些人也很鄙视”。

也有人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如吉皮乌斯就认为沙皇之所以放行《钦差大臣》，怕的是重蹈格利鲍耶陀夫《聪明误》的覆辙——当初不允许《聪明误》出版，结果剧本却以手抄本形式流行了，社会影响更大。这是在说沙皇深谙统治之道，正在耍心计呢。曼恩也不认为沙皇傻。他指出，在沙皇的“所作所为中很明显有着自己的含义”。尼古拉一世有意借此举证明，上位者要比臣民勇敢得多，而且“在全民性的不敢发声和怯懦的背景下，来展示自己的忍耐、宽宏和勇敢时，有一种特别的快感”。而且尼古拉一世本人也很喜欢戏剧，尤其是喜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沙皇对官僚们也很不满，“因此应该承认，他的思想趋向可能与决心把‘俄罗斯全部不好的东西’和‘所有的不公正’‘都集中在一堆’的果戈理的思想趋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沙皇不但亲临首演现场，甚至命令部长们都去看《钦差大臣》，而他本人在第三次演出时再次出现在剧场里，而且这一次携全家观剧。可见，《钦差大臣》确实打动了沙皇，令他对这出戏刮目相看。

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沙皇并非没有看出果戈理这出喜剧的讽刺意义，之所以选择放行，是因为他同时也看出了果戈理讽刺背后的态度，不是想要破坏、颠覆，而是想要建设、改进。果戈理在思想上从来不是一个别林斯基那样的革命者、激进派，他是一个希望天下普遍和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天真的天才。

关于《钦差大臣》情节的由来以及它是怎么通过书刊审查的，我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会谈一谈《钦差大臣》的主要情节、人物形象以及写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