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防止产生“特权阶层”

中共八大之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认真思考，党对自身的建设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1956年11月10日，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波匈事件发生后的国内外形势，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波匈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中要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殊化及防止产生“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重要思想。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11]周恩来也认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12]刘少奇提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一是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面都要有这种教育内容。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二是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制定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他认为对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监督政府和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党委和党代表大会如何监督，要认真研究。三是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四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经验证明差距过大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总之，“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13]

毛泽东在闭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党内产生的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特权现象，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全党同志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现象，提倡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为此，他提出全党来年要采取整风的方法，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做斗争，坚决革掉“贵族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团结、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强调从制度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腐败和各种不良风气问题的对策，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深化了八大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