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策出台：“面向农村”成为卫生工作的大方向

要想了解“文革”时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还需从“六二六”指示说起。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保健医生谈话时，对当时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悬殊表示了极大不满，严厉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并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六二六”指示犹如功力强大的助推器，给全国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此，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无现钱治病的现象非常严重，1964年，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村人口仅拥有总数31%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和43%的中级人员，卫生事业费占27%。而在县以下，这一比例分别低至10%、27%和16%。[2]因此，“六二六”指示的落实首先从解决农村缺医的问题入手，1965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城市医务人员成立农村卫生工作队，奔赴农村。农村卫生工作队的任务包括培训农村卫生人员、防病灭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整顿基层卫生组织、开展计划生育、进行自我改造六项。其中，培训农村卫生人员是整个任务的中心。

当时的农村卫生人员，以不脱产的半农半医（半农半医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前身）为主，笔者曾深入河北省一个平原小县——深泽县，对当年在此下乡的城市医生和村里选拔的半农半医学员做了大量的访谈。[3]回忆起那段经历，曾在深泽县城关公社下乡的遇俊卿大夫仍然感慨万千：

那时农村确实缺医少药，老百姓对医生都特别尊重。我们给老百姓看病，就在老百姓家吃住。比如小孩病得挺危险，我们晚上就在老百姓家住着，什么时候孩子输液完了，我们什么时候休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早起醒来一看，嗬，给我们盖的是缎子面的被子，那是人家要娶儿媳妇了，还没用的新被子，就给你盖上了。我觉得老百姓真实在。比如给你做点面条吧，老百姓家也很少吃面条，就给我们做点。拿着那香油瓶子底控啊控啊，哪怕能控出一滴香油也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条件非常差，可就算他什么都没有，也会尽其所能，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你。咱不给人家看好、治好，怎么对得起人家？[4]

当时的学员王振庄也回忆说：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卿老师，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到这会儿我都忘不了。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我记得那时是流脑在深泽大流行，大直要发生一例，那时发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赶紧看。我记得是晚上六点，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出诊。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雪太大，不能骑自行车，我们就走着去。他在前边蹚着道，让我在后边跟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我们也顾不上喝，先得看病人。从这方面，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5]

1965年至1966年上半年进行的半农半医培训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出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村医务人员“在地化”培训。言传身教之中，学生不但学会了老师的医疗技术，而且承袭了老师们高尚的医德医风。这些在本地成长起来的半农半医，处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熟悉当地的生活环境，了解当地的发病特点，和当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毛泽东思想和工作队老师良好医风的影响下，乡村内部乡土文化和外部影响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良性结合，两方面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拥有了一大批留得住、养得起、信得过的农民自己的医生。

“文革”开始后，有些省市和卫生部直属单位的医疗队向卫生部要求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虽然卫生部的回复是“目前在农村的医疗队员原则上应留在农村，一面为农民服务，一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得抽回。个别必须调回参加运动的，应派人去替换”[6]。但实际上，1966年下半年，许多省市的医疗队都被部分或全部调回，半农半医的后期培训基本中断。是年冬至次年春，由于“大串联”造成的流动人口频繁，增加了疫情传播的机会，全国各地暴发了严重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

有鉴于此，1967年3月，卫生部下发《关于立即组织医疗队下乡支持春耕生产的报告》，将1966年下半年各地“擅自将大部分或全部医疗队撤回城市”定性为“破坏医疗、破坏生产、破坏革命”，“明目张胆地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公开抗拒毛主席‘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反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的医药卫生人员，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伟大号召，这是卫生工作的大方向，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大方向。[7]随后，大批城市卫生人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基层、边疆等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巡回医疗，接受“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

1967年11月28日至1968年1月7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参会人员。这次接见，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对全国人民健康的最大关怀；是全体代表终生难忘的最大幸福、最大光荣；是对全国革命的卫生工作人员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最大期望”[8]。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指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伟大指示，使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面向群众，从根本上扭转卫生工作的方向。这次会议给“文革”期间的卫生工作定下了基调，并制定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初步设想。

1968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再次接见与会代表，周恩来还出席了首都卫生系统“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万人誓师大会。据不完全统计，是年全国已有51000余名卫生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30000多人的卫生工作队在农村巡回医疗。“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中专毕业生170000，也大部分分配到农村。江西全省县以上（包括县）城镇卫生人员22000余中，已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就有12400人，约占城镇卫生人员比例56%。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68年4月开始组织卫生人员下农村安家落户，占全省卫生人员50%。其他省、区、直辖市也有大批城市卫生人员上山下乡安家落户、巡回医疗，用实际行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有4000个医疗队，30000多人到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巡回医疗。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缓解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窘况，有力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当年流脑发病人数就比1967年同期减少75%。[9]

“文革”期间，6月26日几乎成为卫生系统的重要节日，每年的这一天前后，《人民日报》都要刊登相关报道和社论，各地也会召开各级卫生工作会议加以庆祝。1975年6月26日，为纪念“六二六”指示发出十周年，全国各级卫生系统更是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再次强调了“六二六”指示是“卫生革命”的大方向，“是解决七亿农民缺医少药的战略决策，对于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85%的人口在农村，卫生工作必须把重点放到农村去才有坚实的基础”[10]。

仔细研读“文革”期间历年全国和部分省市的卫生工作会议纪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直是每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六二六’伟大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最大关怀，是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方向，是指引卫生工作胜利前进的灯塔。执行不执行‘六二六’伟大指示，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11]。加强农村卫生建设，被视为“是关系到卫生工作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问题，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有力保证，是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件大事”[12]而得到重视和加强。至1976年，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并且为农村培养了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13]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