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挂帅：《人民日报》对农村医疗卫生的制度导向

1968年，是继1965年以后农村医疗卫生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的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重点谈及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好处。12月7日，该报又以《合作医疗就是好》为题刊登了广东省东莞县大岭山公社杨屋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再次突出了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并总结了解决其运行中存在问题的经验。这些报道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从12月8日起，《人民日报》设立了“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专版。至1976年8月，《人民日报》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组织了107期“讨论”，刊登文章526篇。

这场讨论持续时间长、发表文章多、参与范围广。城市和部队的医务人员、医学院教师、工人，以及农村广大县、乡医务人员、基层干部、赤脚医生、普通社员纷纷写稿写信参加讨论。参与地区包括除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省、市、自治区的280多个县（区），其中还包括回、苗、藏、傣、白、土家、佤等2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全国全民运动。

表1 《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内容及其年度分布

从内容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即指合作医疗制度，“讨论”几乎囊括了当时农村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而重点则集中在“三土四自”，在15类内容中独占文章数量的1/5。合作医疗推广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经验，很快大部分生产大队就出现办不下去的困境。当时国家经济能力有限，只能先侧重从人力方面进行支援，药品和资金的不足主要由集体和个人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三土四自”成为巩固合作医疗的“法宝”。

在笔者所调研的深泽县，民间也流传着大量有效的土方、单方、验方，如“鸡毛烧成灰用于小伤口止血，止血快又不感染，效果非常好；枣树皮焙干研成末冲服治腹泻”[14]等，这些方法操作简便，药源在农村随处可见，经济实用。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卫生部门提出“全民皆医”战略，大队卫生室把收集来的土、单、验方印制成册，分发到户，既方便群众自我诊治，又减轻了合作医疗的负担。[15]广大赤脚医生还积极学习运用新医疗法、新针疗法，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本着“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原则，使合作医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

1972年6月，全国中草药采、种、制、用经验交流会学习班在德兴开学，为期半个月。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广泛交流了几年来开展中草药群众运动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中草药事业的发展。河北省井陉县、元氏县先后总结创造出适合山区和平原的“四间作、两利用”（粮药、菜药、果药、林药间作，利用荒山秃岭、闲散土地）与“四边一前后”（村边、地边、道边、垄沟边，房前屋后）等种植中草药经验，既增加了药源，减轻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经济负担，又达到“种药不与粮争地”的要求，因而得到迅速推广。

广东湛江地区高州县石板公社各大队专业队中成立了6～10人的种药组，种药收入全部作为合作医疗的基金。全公社开荒种药516.8亩，有防党、白术、银花、穿心莲等30多种，收获6000多斤，其中较珍贵的药材2000多斤。长山大队一年可收入2700多元，能够解决大队全部合作医疗基金的75%。[16]

在推广“三土四自”过程中，农村土药厂（房）也逐渐发展起来。1973年，深泽县医院及各公社卫生院所已建立5个制药厂，其中4个能制蒸馏水；大队合作医疗站办的制药厂有27个，其中5个能制蒸馏水。为支持合作医疗，县药材公司也建立了制药厂。以上这些制药厂，除满足本单位使用外，还调拨到县内其他单位。[17]1976年全县10个公社均办起土药厂（当地称制剂室），原西河分院制剂室的制药员给笔者讲述了当时制药的情况：

我们一般都到医药公司进药，有时也买其他分院制的药，分院的药比医药公司的大约便宜一半。那时提倡勤俭办医，我们亲自去地里采药，回来晒干，磨成面，掺上蜂蜜，用大罐摇制成药丸，有水丸、蜜丸，还制片剂，然后装到盒里卖，所以当时看病非常便宜。我们还可以制针剂，原料都有人送，或去固定地方进货。那时西药我们还是很认真，都是按操作规程做，很精细。制剂室是医院的一个科室，派我们分期分批去石家庄的大药厂参加短期培训班学习，回来就自己制药。那时我们就是有个大高压锅，有蒸馏器等设备，能制的针剂有鱼腥草、安痛定什么的。那时能制针剂、大液的制剂室就是比较好的了，一般的制剂室只能制药丸。那时自制药品不正规，没有专门药检，就是自己把关。丸、散、膏、丹要求得就不是太严格，口服的吸收了也不会出什么事，但大液、蒸馏水、注射液，直接输到静脉里，一出输液反应可了不得。我们养了很多小兔，制出药来就先在小兔身上做试验，有时也在自己身上试验。现在谁敢啊？想起来也后怕，不过当时也从来没出过事故。

那时制药的成本很低，所以看病非常便宜，不像现在，药的利润一层一层累加，到老百姓手里就贵得不行了。现在（药品）管理严格了，质量好了，可老百姓也买不起了。[18]

“三土四自”的普遍推广，基本解决了农村“少药”的问题，并且也使合作医疗基金不足的困境得到缓解，使合作医疗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到1975年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除西藏以外的28个省区市中，上海、宁夏、北京、广西、天津、广东等15个达到了90%以上，上海最高，达99.7%；80%以上的有9个，江西76.5%，贵州和四川分别为68.9%和67.1%，半数以下的仅有浙江省，为44.9%。[19]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多在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80%以上，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外，单纯强调“政治挂帅”的文章共51篇，数量虽无明显优势，但其他内容的文章也基本上都会在开头戴上一顶突出政治的“高帽”。而“文革”期间《健康报》停刊，“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得以刊登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以其为载体和平台，合作医疗制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身份”，并借助《人民日报》的影响力度、影响范围得到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