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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与疫情经济学

疫情期间资源配置超越经济常态而未超越经济规律。

撰文｜卢锋

传染病疫情在不同范围流行会冲击正常经济运行，社会对流行病采取防控措施影响稀缺资源配置，因而人与疫情互动这个古老命题注定具有经济学含义。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流行病特别是新发传染病疫情出现新特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疫情相关问题得到长足进步，疫情经济学处在自身学科体系构建过程中。这次新冠大流行对各国公共卫生、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也为疫情经济学提出多维度和多视角新课题，为深化疫情经济学规律认知并拓展其学科体系内容带来契机。

疫情经济学的缘起

流行病防控在诸多方面凸显卫生健康及医疗护理领域的经济学特征属性，因而有关流行病防控的经济学分析在上世纪60年代卫生经济学产生之际就构成这个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内容。传染病防控集中体现的“不可交换性”、缺失经济分析最优解、“信息的不完备可交易性”及“非竞争行为”等，在阐述医疗服务领域资源配置特点并论证卫生经济学学科地位时得到重视。卫生经济学的其它重要命题，如需求不确定性、供求关系与价格协调特点、成本外部性与政府干预、医患信息结构特点及影响等，都在有关流行病及疫情防控中得到体现。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传染病防控形势演变，特别是由新出现人兽共患病原体导致的新发传染病发生频率上升，改变了上世纪70年代国外“流行病转型理论”学说认为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将趋于消失的乐观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人口摆脱贫困并分享到经济现代化福利，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进程，也派生新人兽共患病等新发传染病发生频率和风险上升危险。上述背景下，国际流行病学界、公共卫生部门及相关国际机构对传染病疫情研究和防控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对传染病流行的经济分析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疫情经济学学科创建过程。

去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侵袭我国荆楚大地并借助春节前大规模人员流动发生扩散，元月20日最高层有关决策与指示及23日实施武汉封城，标志着我国进入举国动员抗击疫情时期，2月中旬我国新增病例数由升转降，3月18日首次本土增量清零，标志着我国本土疫情较快得到控制。然而2月底以后新冠疫情逐步加快蔓延到绝大部分国家，3月11日世卫组织（WHO）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到5月21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万例。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对疫情经济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察现象与研究课题。

疫情期资源配置特征

新冠大流行有望改写疫情经济学的基本原因，在于疫情防控高潮阶段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目标和状态发生实质性变化，客观要求采用包括疫情经济学在内的新视角调整创新观察分析思路。传染病疫情环境并未根本超越由稀缺性、机会成本、权衡置换（Tradeoff）等经济学底部概念决定的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然而大流行危机与干预措施设定了一种超常而真实的场景，由此派生的特殊目标设定和约束条件导致资源配置状态颠覆性转变。

疫情大流行最普遍的特征现象，是社会不得不普遍采取各种社区隔离（SocialDistancing）方式应对：从感染者一定期限居家隔离（Quarantine），到关闭餐馆、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Closure），直至城市以及国家封禁（Lockdown）。现代经济建立在专业分工不断深化基础上，要求不断破除有形无形壁垒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保证物畅其流、人便其行、网状连接、互联互通。疫情防控无奈之举不得不诉诸各种限制人员交往和物流举措，客观上大幅提升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并对经济增长带来扰动，因而在直接导因意义上经济衰退是社会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这时资源配置方式类似于战争环境下经济增长目标不得不退居其次，只不过真实战争场景下举国动员应对敌国敌军，而疫情防控的敌人是病毒和流行病。

疫情期间资源配置方式超越经济常态然而并未超越经济规律。从“轻重缓急”常识看，宁愿以经济萎缩为代价实施社交区隔，并非经济目标不重要而是由于疫情防控更紧急。流行病蔓延威胁人类健康生存，经济活动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条件，就“轻重”而言二者不分轩轾。然而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其致病率和致死率的经验参数所代表的破坏力量，在“缓急”权衡上要求暂停普通经济活动为疫情防控让路。特定环境下疫情防控目标压倒经济目标，仍体现给定限制条件下通过资源配置选择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个基本经济规律要求。

同样基于权衡得失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规律要求，在疫情危机最为紧迫需对诸多常态经济活动暂时停摆环境下，也要将一些必需品正常供给作为与抗疫活动等量齐观的优先目标。这类确保对象至少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和各种动物食物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还要包含维持电力、煤气、饮用水、通讯等公用事业部门正常运转。即便在与疫情防控需求最具有竞争性的社会医疗护理资源方面，仍需分配适当比例资源以满足非新冠患者急诊就医以及产妇接生护理等特殊需求。

疫情下资源配置特点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演变需动态调整抗疫与经济目标优先度关系，适时有序地逐步重启经济。经济暂停键合理性源自疫情高潮时期经济活动要求的正常人际接触可能加剧疫情蔓延造成较大损失，随着“社交距离”管制措施持续实施，加之疫情经济学中“个体自行防护对疫情流行度弹性”规律发生作用，逻辑上迟早会面临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临界点，此后在边际上重启特定经济活动创造的预期利益，会大于其影响疫情防控预期风险及损失，从而使得有序重启经济成为可行与必要的选择。

虽然经验识别上述临界点涉及复杂因素，一国病例增量由升转降应是关键参考指标之一。从我国抗疫形势与高层决策演变情况看，2月中下旬全国新增报告病例稳定实现由升转降拐点，决策层面管理疫情防控与经济政策目标组合随之发生相应调整。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要求“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2月23日最高层有关会议则强调：“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疫情大流行的宏观经济学

传统上，与卫生经济学方法相一致，对流行病相关现象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从微观行为切入，很少直接涉及宏观经济层面分析。进入21世纪后相关情况有所改变。如2003年初非典暴发时国内学界就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和政策应对出现密集讨论，近年埃博拉疫情对非洲几个重灾国宏观经济冲击也得到研究关注。不过上述疫情拖累宏观经济仅涉及少数国家和经济体，其总量规模及全球影响也比较有限。这次疫情对宏观经济冲击范围与严重程度，与上述事例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由疫情对经济运行派生的特殊冲击机制所决定，无论在经济萎缩直接成因还是不同行业部门响应方式上，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经济衰退的结构性特征。如何处理与疫情冲击相联系的特征性宏观经济现象，是新冠大流行对疫情经济学提出的重要研究课题。

特定环境下疫情防控目标压倒经济目标，体现给定限制条件下通过资源配置选择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个基本经济规律要求。

对新冠大流行冲击宏观经济特征表现可从几个层面观察。首先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遭遇几十年不遇甚或二战以来最大幅收缩并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前景。对比IMF《世界经济展望（WEO）》今年4月春季版与去年10月秋季版对G20成员国GDP增速预测值，各国预测增速之差大体可看作4月份IMF对疫情拖累各国经济增长程度的初步定量估测。基于这一观察，七国集团成员经济收缩幅度日本最低为5.7%，其它都在8%-9%上下，其中意大利最高为9.6%，欧元区为8.9%，美国为8%。重要新兴经济体中韩国预测收缩幅度最低为3.4%，中国、沙特、印尼较低为4.5%-4.6%，其它经济体在7%-8%上下高位。全球经济增速收缩幅度预测为6.4%。从截至5月底有关信息观察，全球经济受打击程度可能高于上述4月份IMF预测水平。

其次与传统经济衰退一般由供给或需求单侧冲击所致迥然不同，由拉长“社交距离”内生经济衰退基本机制特点决定，新冠流行期经济萎缩成因明显呈现供给与需求双重冲击特征。供给侧冲击来自隔离和封禁举措导致很多行业企业生产流程和经营活动扰动无法正常展开。我国今年1-2月出口增速为-17.2%，远远超过同期进口-4%增速跌幅；由于1-2月国外疫情尚未全面暴发，经济运行仍处于大体正常状态，我国出口远超进口的超常跌幅，主要显示国内出口供给能力短期因疫情危机受到扰动影响。1季度我国交通旅行和餐饮娱乐服务业重挫，投资数据也大幅跳水，显示需求侧受疫情冲击萎缩并拖累宏观经济。高善文博士分析1季度经济数据注意到GDP增速与物价走势组合与上次金融危机时不同特点：“本次疫情所导致的GDP和工业增加值下降要比金融危机猛烈得多；但生产价格指数（PPI）和核心消费价格指数（非食品CPI）的下跌相较金融危机来说却非常温和。”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疫情拖累宏观经济由供给和需求“双冲击”所致。

再次是在宏观经济大幅收缩背景下，不同层次行业部门表现迥然有别，进一步彰显与非疫情经济衰退不同的结构性特点。从我国三大产业受影响情况看，今年1季度数据显示第二产业增速降幅最大达到9.6%，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速分别为-8.5%和-10.2%。其次是第三产业降幅为5.2%。农业生产活动空间相对分散受疫情蔓延冲击较小，农林牧副渔业降幅为2.8%。不同行业部门疫情期表现更是大相径庭甚至走势相反。以服务业为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下降14.0%和17.8%，“住宿和餐饮业”甚至录得-35.3%增速跳水记录，然而同属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金融业”仍保持6.0%正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甚至录得13.2%高速增长。又如在农业内部疫情对收入和价格弹性较高、对物流及时性依赖度较高的鲜活时令农产品，如水产、家禽、蔬菜、瓜果、花卉等有可能在短期产生较大冲击，而对弹性较低、生产周期较长、可储存性较强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影响较小。

新冠流行对疫情经济学影响

从科学认识演变特点和规律看，特定学科研究课题的新颖、特殊和重要性，来自真实世界研究对象与经验现象的新颖、特殊和重要性。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形成百年不遇冲击同时，也对疫情经济学提出独具特征观察现象与基于全新经验的研究课题。一是疫情防控要求拉长“社交距离”客观上急促推高广义交易成本，导致全社会范围资源配置方式短期内颠覆性转变。二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惊人变化显示，防控内生的宏观经济冲击，影响范围可能会覆盖世界所有重要经济体，衰退程度可能会超过罕见金融危机甚至直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三是疫情内生型宏观经济重挫，与传统经济衰退比较具有供给与需求两侧冲击成因特点，不同行业部门对外生冲击的响应方式和状态也具有更加多样化的结构特点。

新冠流行对疫情经济学提出问题清单自然不以上述为限，笔者在一篇较长研究论文中还讨论其它几方面相关观察现象。宏观经济急促大幅萎缩推动各国实施远超上次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美欧宏观政策出现“泛刺激化”动向，“现代货币理论”从边缘学说成为学界政治主流争议话题，国内学界就“财政赤字货币化”发生激辩，疫情或许会成为宏观政策范式转变的酵母。半个多世纪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疫情危机冲击凸显其潜在协调风险与局部脆弱性，将激活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化疫情关系的更为全面反思，拓展深化疫情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已有研究思考。另外这次疫情防控中不同国家选择策略与成效差异，提示疫情经济学可能需要借鉴比较经济体制领域研究视角，把体制、治理、文化、社会组织等非传统变量纳入自身研究视野。

疫情经济学回应新冠大流行派生的时代性课题，除了诉诸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大概别无它法。在后疫情时代，仍在襁褓之中的疫情经济学可能会迎来全新研究课题与学科发展机遇，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专家与经济学家的交流互鉴将更为频密成为常态。经济学分析需更加重视学习了解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科专业知识，在相关领域与研究场景适当纳入人兽共患病原体与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发生蔓延规律等环境和结构性变量。实际上这个过程在现实需求推动下已然发生：过去几个月有关病毒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常识的社会普及成绩，可能比过往所有历史时期成效来得更大。另一方面，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也要更为重视流行病疫情与经济系统的互动关系，并适当借鉴经济学视角以丰富和创新自身研究方法，大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院系也可考虑开设经济学基础性课程。

在后疫情时代，仍在襁褓之中的疫情经济学可能会迎来全新研究课题与学科发展机遇，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专家与经济学家的交流互鉴将更为频密成为常态。

上世纪70年代《瘟疫与人》这一经典著述问世，世纪末《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畅销，流行病疫情跨区域传播可能显著塑造人类历史某些转折点走向的看法，渐次普及成为经济史与历史学常识。2020年是又一个不同寻常庚子年：新冠大流行不仅是当代公共卫生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也是对世界经济带来罕见冲击并会深度影响全球化演变前景的里程碑式事件。总结新冠大流行全新经验，加深认识传染病疫情——特别是新发传染病流行的潜在风险及其治理含义，将成为相关学科领域优先度大幅提升的重大研究课题。疫情经济学的创新和重构，有望成为这个时代性认识视角演进的重要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