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俄罗斯作家
俄苏现代著名作家
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176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780～1783年就读于莫斯科私立寄宿中学，同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他一生受法、德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
1787年，卡拉姆津开始发表文学译作。1789～1790年游历西欧，回国后创办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1791～1792），并陆续刊登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以及文论、剧评和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创作。
卡拉姆津在其创作中宣传贵族感伤主义，挑战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他主张从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用农民、小贵族等作为主人公，强调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不幸遭遇，在作品中使用比较清新生动的口语。但卡拉姆津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1802～1803年，卡拉姆津主编保守的文学和政治半月刊《欧罗巴导报》，并发表中篇历史小说《诺夫哥罗德征服记》，以证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他从1804年起全力撰写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上起远古，下迄17世纪，主旨仍在维护君权，但文笔清丽，资料丰富，为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19世纪30年代俄国许多历史剧提供了基本素材。
卡拉姆津认为主宰历史的是伟大人物，他的任务则是用心理分析方法去揭示这些人物的行为动机，阐明历史事件。由于他的温和的保守主义，他被称为精神上的斯拉夫派之父。
马尔林斯基
马尔林斯基，179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原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土舍夫。1824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北社”，曾率领部队参加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雅库次克服苦役。1829年被遣送高加索当兵，在同山民作战中阵亡。
马尔林斯基于1818年开始发表作品。1822年同别列耶夫认识后，共同写过一些反对沙俄政府的鼓动性的诗歌，并合编《北极星》从刊（1823～1825）。
他的创作旺盛时期是在30年代，其时写有中篇小说《贝洛左尔中尉》（1831）、《阿玛拉特老爷》（1832）、《战舰“希望”号》（1833）、《姆拉·努尔》（1836）等作品。
马尔林斯基在作品中以绚丽的文笔描写异域风光，赋予英雄人物以强烈的感情，为俄国新的浪漫主义小说奠定了基础。别林斯基曾说，“人们认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散文中的普希金”，高度肯定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但同时也批评他追求华丽的辞藻和表面的效果。
普希金
普希金，179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30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5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1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事件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丘特切夫
丘特切夫，1803年生于一个传统的贵族家庭。1819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从1822年起先后在俄国驻慕尼黑、都灵等地外交机关任职20年。
在德国时曾与哲学家谢林和诗人海涅相识。哲学观点受谢林唯心主义影响，政治观点接近斯拉夫派，但因长期受欧洲影响而有所不同。诗歌创作被视为“纯艺术派”，也与费特、迈科夫互异。
30年代后开始在莫斯科刊物上发表诗作，并未引起注意。1836年他的诗受到普希金赞赏。1854年他的诗集第一次出版后，博得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评。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费特的诗只能捕捉自然的瞬息印象，而丘特切夫的诗则除描写自然外，还有热烈的感情和深沉的思考。
丘特切夫的诗集第2次出版于1868年。他一生的诗作有400首左右。早期个别的诗有明确的社会意义，其他大多为哲理、爱情、风景诗。他的诗有现实生活的基础。
他肯定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同时又惧怕革命，因此诗中常反映出对革命风暴的预感和心灵的不安状态。他的情诗描写细腻，常常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来突出主人公内心的感受。在表现自然风景方面，他善于刻画季节的变化。
果戈理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专制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小说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俄国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小说是“长诗”并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创作对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光辉代表，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别林斯基不顾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迫害，坚决主张文学要揭露专制农奴制的黑暗，以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意义，对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别林斯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家庭。1833年起任杂志《望远镜》编辑，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探索了从罗豪诺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发展过程。1835年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标志着别林斯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别林斯基由莫斯科迁居彼得堡，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1846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直到逝世都在《现代人》工作。
从1840年起，别林斯基每年都在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年来俄国文学的综合性评述。《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1848）一文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最后结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共写了11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创作（1843～1846）。1847年7月写的《给果戈理的信》，对果戈理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封信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活动的总结。
别林斯基是在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他的思想发展通常分为两阶段，即30年代的民主主义—启蒙主义阶段和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别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义错误，转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后，认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问题中的问题”（《18年给鲍特金的信》）。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别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第1，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理论。他认为人民性首先就是民族特性，因为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国的”；这民族独特性“不在于汇集一堆凡夫俗子的言语”，“而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文学的幻想》，1834）。人民性是和忠实地反映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系的。同时他还指出了文学“必须把全部注意集中于群众、大众，描写普通的人。”
第2，别林斯基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其巨大意义。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提出“理想的诗歌”和“现实的诗歌”的区别，强调后者更符合于时代的要求（但这时他把两种诗歌过分对立起来，后来作了纠正）。他对典型化问题作出许多论述，指出塑造典型是“创作本身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3，他从俄国18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中具体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即俄国现实主义派的巨大意义和创作特色。他肯定了“自然派”文学的批判讽刺倾向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战斗作用，驳斥了认为揭露黑暗是“诽谤”现实的谰言。
第4，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刻的论述，开创了俄国文学批评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和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
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年6月18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30年代末期起在几种手抄文集上发表文学习作。1842年所作特写《伊凡·萨维奇·波德查勃林》，运用自然派写实手法，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1846年与别林斯基相识，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影响。
1847年，冈察洛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第1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一个在外省地主庄园中长大、爱好空想的贵族青年如何在彼得堡生活环境影响下变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官吏和企业家的故事，抨击了庄园生活所形成的种种传统习气——浪漫主义、耽于幻想、感伤情调和外省作风，表明资产阶级关系正在兴起。
这部小说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1852～1854年，冈察洛夫随海军中将普佳作环球航行。1858年出版《战舰巴拉达号》，生动地记述了欧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1856～1860年任图书审查官，对进步文学抱同情态度。1862至1863年主编官办的《北方邮报》，1863～1867年任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1891年9月27日逝世于彼得堡。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47～1859），表达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变革的愿望，细腻地描述了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精神上的死亡过程。
奥勃洛莫夫养尊处优，视劳动与公职为不堪忍受的重负。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他标志着传统的“多余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同时还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杜勃罗留波夫称赞这个形象丰满逼真，有立体感。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提炼，加以雕塑。”
60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冈察洛夫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加强。他和屠格涅夫一起脱离《现代人》杂志，与民主阵营分道扬镳。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悬崖》写作达20年之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演变，暴露出他在60年代世界观中的矛盾。小说一方面批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能（莱斯基），并以同情的笔调描写藐视旧传统、追求新生活的薇拉；一方面又歪曲平民知识分子、“虚无主义者”伏洛霍夫的形象，攻击革命民主派，并美化封建家长制生活原则（祖母的形象），因而受到进步阵营的批评。
冈察洛夫的3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连续反映了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农奴制俄国墨守成规的积习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实干的精神所代替。冈察洛夫虽然看到资产者的狭隘与冷酷自私，但认为他们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笔下的企业家形象带有一些理想化色彩。《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尔迦、《悬崖》中的薇拉是优秀妇女的典型，体现着俄国进步思想界对新生活的向往。
冈察洛夫晚年写了一些短文、回忆录，如《文学晚会》（1877）、《在大学》、《记别林斯基的为人》（1881），以及文学评论《万般苦恼》（1872）、《长篇小说〈悬崖〉序》（1869）、《长篇小说〈悬崖〉的意图、任务和思想》（1876）和《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发表）等。《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指出其中的主人公恰茨基不仅是农奴制的揭发者，而且是社会上每个转折时期必将出现的与旧事物斗争的英雄。《迟做总比不做好》总论自己的3部长篇小说，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
冈察洛夫指出，“现实主义是艺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塑造典型，而“如果形象是典型的，它们就一定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唯其如此，它们才是典型的”。
赫尔岑
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大贵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后，因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于1834年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后两次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多方面接触黑暗的社会现实，加深了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尔笔名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欧派左翼立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40年代，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与别林斯基一起，主张俄国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对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后半期，又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分道扬镳。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求哲学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肯定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认为“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强调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矛盾是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由于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工人的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凯旋”，他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1852年8月，赫尔岑移居伦敦，1855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过许多革命传单和小册子；1855年创办文艺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同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发扬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报刊大量地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过动摇，表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在《钟声》上呼吁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同时，在评价贵族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上，又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过，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60年代，他坚决站在革命民主派一边，反对自由主义，促进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支持1863～1864年波兰起义。晚年侨居日内瓦，期待西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把视线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寄希望于“劳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
赫尔岑在反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革命和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包括以它为基础的尊重现实、热爱生活的美学观。他肯定人的审美活动同社会实践的联系，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美来源于现实生活。确认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
他在在《科学上一知半解》、《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对俄国文学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系统见解，论证现实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腐朽没落。他在《终结和开始》（1862）等文章以及书信中，一再指出“市侩精神……对艺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艺术上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为金钱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的高处，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一思想贯穿于《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和《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等论文中。
赫尔岑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
赫尔岑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反农奴制的主题，形式多样，独具一格，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30年代以浪漫主义开始创作活动。一些早期作品着重表现对未来的朦胧理想，歌颂以个人精神力量与现实对抗的浪漫主义英雄。
1840～1841年发表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标志着赫尔岑转向现实主义。这篇作品真实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通过3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暴露农奴主的残酷专横、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远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画廊。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的血泪史，揭露了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的专制农奴制度；《克鲁波夫医生》（1847）辛辣地讽刺农奴制社会的“普遍疯狂”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于激情的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在俄国社会心理小说中别开生面。别林斯基认为他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于“思想的威力”，并称他为“人道的诗人”。
流亡国外期间，赫尔岑主要以政论、随笔、回忆录、书信等形式进行创作。《法意书简》、《来自彼岸》（1847～1850）等论文集，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抒发作者因目睹法国二月革命失败而引起的精神悲剧和激情，笔墨饱含血泪，情理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抒情性政论。代表作《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回忆录。作者自称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内容丰富，反映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画面上描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把重大事件同作者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是这位思想家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
赫尔岑的作品文笔生动活泼，富于感情，人物刻画鲜明、简练，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概括深刻的时代内容，在俄国以至全世界自传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独特的文体家著称。屠格涅夫认为“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这样写作”，“这种语言是有血有肉的东西”。
赫尔岑的许多著作在俄国长期被禁，到1905年后才准印行；在国外，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已出版，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其主要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已陆续介绍到中国，《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都有中译本。
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1814年10月15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沙俄退役军官。莱蒙托夫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奔萨省塔尔哈内外祖母的庄园，由外祖母抚养成人。1827年随外祖母去莫斯科。1828年进入贵族寄宿中学，从此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次年丧父。1832年离开大学，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
1829～1832年间他写了一些长诗和剧本，以及抒情诗300余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3/4。这些诗篇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乞丐》、《天使》、《帆》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诗里所抒写的“生的渴望”、行动的企求和生怕一事无成的哀愁，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特点。
1834年，莱蒙托夫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彼得堡近郊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第一次发表作品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开始引起注意。同年写了剧本《假面舞会》，主人公是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悲剧性人物。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伤，两天后逝世。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就是俄国整个上流社会。作者愤怒地对这些屠夫说，他们虽然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公论与正义都噤口无声，但是“神的裁判”在等着他们。“神的裁判”就是指人民的裁判。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这篇诗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他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人。在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载有他的长诗《波罗金诺》的那一期《现代人》杂志出版。这首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诗篇是莱蒙托夫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他的创作活动进入成熟时期。诗中充满爱国主义，说明战争的真正英雄是人民。
1838年4月，莱蒙托夫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他发表用民歌体写成的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皇帝时的一个故事。诗中青年商人不畏强权，挺身维护自己的尊严，博得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尊敬。1838年在《祖国纪事》发表了《咏怀》一诗，严厉地批判当时的一代人，谴责他们缺乏理想，没有斗争勇气。接着又写了著名的诗篇《诗人》，继承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传统，宣称诗人的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崇高的思想。
1840年新年，莱蒙托夫参加了一个贵族的假面舞会，写成《一月一日》一诗，引起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很大不满。次年2月因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又遭逮捕。沙皇决定把他再度流放高加索。临行前他写了那篇有感于自己“永恒流浪”的沉痛的诗《云》。路过莫斯科时参加了果戈理命名日宴会，向果戈理朗诵了刚写好的长诗《童僧》（1839）的片断。长诗描写一个想要摆脱修道院的监狱般生活而返回家乡的少年的悲剧性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莱蒙托夫于1840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在高加索广阔的背景上凸显了主人公毕巧林的复杂的性格。毕巧林对当时贵族社会抱有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合理的发挥，只能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上浪费自己的才力，乃至生命。
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莱蒙托夫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他，在《当代英雄》第二版序言中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当代英雄》虽然带着浪漫主义色彩，但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结构完美，并富有特色，心理分析细致，语言准确优美，成为俄国文学中最早最出色的长篇小说之一。
莱蒙托夫于1840年6月到达高加索，7月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事后写了《瓦列里克》一诗，以战役参加者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真实地描写了战役中的一切细节。对沙皇俄国发动的这种对高加索人民的战争，诗人显然是反对的，他用与《波罗金诺》迥然不同的语气写道：“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
1841年1月，他得到两个月休假。2月回彼得堡，对他在中学时期动笔经过多次修改而未发表的长诗《恶魔》的稿子，作了最后的加工。《恶魔》（1829～1841）体现了诗人叛逆的思想。恶魔是一切公认的破坏者，是束缚人一切力量的反抗者。他离开天国来到人间，但仍然感到孤独。他的失败证明，个人利己主义的反抗不但得不到结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且也表明，光是“否定”是不够的，还应当肯定积极的生活原则。《恶魔》和《童僧》一样，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洋溢着现实主义的气氛。恶魔和童僧这两个形象，可以概括诗人全部作品中的形象。他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性格：前者是个人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的战士。1841年在《祖国纪事》上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诗作《祖国》。诗中否定了“用鲜血换来的光荣”，指出热爱祖国山河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但所得到的却是限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返回高加索的命令。回高加索后，一些来自彼得堡的贵族预谋已久，唆使军官马尔特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1841年7月27日，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没有活到27岁，他成熟期的创作活动只有短短4年，但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展示人物内心生活的心理描写方面，他是俄国文学中的先驱，后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所师承和发展。
鲁迅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几个“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的诗人，其中之一就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的诗篇及其小说《当代英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陆续有较完整的译本出版。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181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37年大学毕业。1838～1841年在欧洲游历。他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创作。
屠格涅夫早期创作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有益影响。他曾参加过《现代人》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屠格涅夫创作写成的第1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猎人笔记》（1847～1852）。这是俄国文学中把农民的贫困生活同他们的内心美结合起来描写的第1部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歌唱者》、《孤狼》、《森林和草原》等，都是其中的名篇。《猎人笔记》还以出色的大自然风景描画著称。《猎人笔记》是“富有诗意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但它不否定整个贵族阶级，而力图在贵族中找到健康和正直的力量来解决农村中的矛盾。
从1856年发表《罗亭》起，屠格涅夫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此外，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组以爱情和个人幸福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他的著名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木木》（1852）、《初恋》（1860）及晚年所写的《散文诗》（1878～1882）。在《散文诗》中，屠格涅夫把自己一生对社会、人生和创作问题的长期思索，凝聚压缩成非常精炼的、带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或抒情独白中。其中脍炙人口的有《门槛》、《麻雀》、《爱之路》、《俄罗斯语言》等。
屠格涅夫写的6部长篇小说是：《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60）、《父与子》（1860～1861）。《烟》（1866～1867）和《处女地》（1877）。代表作是《父与子》。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多余人”行列中的新典型，是40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头脑清晰、热爱真理，唤醒了17岁的少女娜塔丽亚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罗亭不了解俄国和人民，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被他唤醒的娜塔丽亚准备抛弃家庭，随着他去追求崇高的事业的时候，他却动摇、退缩了。他不仅在爱情上表现软弱，在他致力的农业改革、通航计划、教育事业中，也都遭到了失败。但罗亭始终不与周围环境妥协。小说通过罗亭型人物的命运，肯定了他们在40年代的进步作用，并谴责了使他们痛苦的贵族上流社会。
《贵族之家》继续探讨贵族中进步知识分子在40～50年代的社会作用问题。小说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立志改革，比罗亭更积极，但却更加一事无成。他与华尔华拉结了婚，但却没有爱情幸福。他后来与丽莎真诚相爱，但由于他有妻子，丽莎遵守着严格的封建宗教道德，他们的幸福也化为泡影。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拉夫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无力做了斗争，而是因为跟这样的见解和风习起了冲突——跟这些见解和风习的斗争是可以把坚毅和勇敢的人都吓退的。”拉夫列茨基最终成了一个“仍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间舞台的人”。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客观上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小说充满平静忧伤的哀歌情调和抒情气氛。小说有细腻的心理描写。
50年代末，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屠格涅夫写了《前夜》，从创作以“多余人”为中心的小说转向反映“新人”题材的小说。《前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英沙罗夫具有明确坚定的理想。小说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是一位比娜塔丽娅和丽莎更自觉更坚强的妇女形象，反映了俄国社会对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需求。
屠格涅夫敏捷反映俄国社会中新的动态，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前夜》所创造的还不是俄国的“新人”，主人公英沙罗夫来自保加利亚。屠格涅夫借此表示，俄国还只处在出现这类英雄人物的“前夜”。英沙罗夫是一个反对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内部土耳其人”。此外，英沙罗夫的形象在艺术上有某些概念化的缺点，缺乏生动精细的性格刻画。
60年代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后，加深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他一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动怀着愤慨，另一面又害怕革命变动。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著名的第5部长篇小说《烟之中》小说透露出虚幻的悲观主义思想，“烟，烟，……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
屠格涅夫最后1部长篇《处女地》是反映7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作者写了民粹派运动的社会根源和失败原因，但小说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这一事件，并带着悲观主义色调。
《父与子》（1860～1861）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写事件与创作时间大致平行。屠格涅夫对当代现实的敏锐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充分体现。
小说写青年医生巴扎洛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做客，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巴威尔是旧贵族保守派，年轻时他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而到中年后他却要故意表现贵族的高傲和优雅。起初他看到巴扎洛夫不拘守贵族礼节，心里不痛快；后来听说巴扎洛夫不信任任何贵族的神圣原则，就更加愤慨了。这两代人的代表经常争论不休。在父辈和子辈的论战中，阿尔卡狄站在巴扎洛夫一边。后来，两个青年人到省城去，在舞会上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阿金左娃，随后又应邀到她的庄国做客。巴扎洛夫明知他和这个好享受、对谁也不迁就的地主太太之间隔着很大距离，但却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虽也为巴扎洛夫不凡气度所吸引，但终因不愿改变平静舒适的旧生活而拒绝了他。巴扎洛夫苦恼地回到父母身边，当他第二次又去阿尔卡狄家做客时，他与巴威尔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为一件偶然的事发生决斗。巴威尔受了轻伤到国外去了。巴扎洛夫又回到家中，帮父母行医。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手指被细菌感染而死去。通过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屠格涅夫展开了一幅“父”与“子”两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画面，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新人”，即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的形象。
巴扎洛夫的形象基本上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征和哲学政治观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存在，蔑视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巴扎洛夫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认为他们的所谓“揭露”，只批评政府一般的缺点，而不接触到制度本身，这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是极端憎恨和尖锐否定的。他无情批判贵族的一切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他尽情嘲笑各种感伤、温柔、“美丽的词句”和那种把爱情看成是某种超自然而“神秘”的感情的观点，他把这一切都叫作“浪漫、荒唐无稽、腐败和做作。”巴扎洛夫关于“原则”和“感觉”的言论，虽然有某些夸大，仍基本上反映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把60年代的新思想归结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并明显暗示其中包括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信中写道：“把他（即巴扎洛夫）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和巴扎洛夫相对，屠格涅夫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形象。在对垒鲜明的形象系统中，巴扎洛夫是唯一具有高度智慧和意志的现实力量，找不到一个人能与之相抗衡。死守贵族原则，顽固而保守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虽“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洛夫”，并屡次主动挑起争论，但丝毫不能动摇巴扎洛夫的信念。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还用说，他（巴扎洛夫）当然压倒了蓄着香喷喷小胡子的人……”
至于善良软弱而喜欢感伤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根本不敢渴望成为巴扎洛夫思想上的对手。阿尔卡狄则不过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扎洛夫短暂的“友谊”，只是说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流行之广，以致一些思想上完全异己的人也暂时附和进来。巴扎洛夫在道德力量上压倒了他周围的一切贵族，显示着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相信巴扎洛夫型人物的理想和事业。他抱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态度，认定巴扎洛夫注定要灭亡，因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给这个形象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色彩。他一面刻画巴扎洛夫和人民的关系，一面又夸大巴扎洛夫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还赋予巴扎洛夫一些不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如否定一切，只信自然科学等。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洛夫在永恒无垠的宇宙面前，有时感到个人渺小和最终不免死亡而悲观失望，并因此怀疑为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使《父与子》有别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
《父与子》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论战，说明小说的迫切现实意义。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小说的评价也有分歧。
屠格涅夫的艺术造诣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完整，形象生动鲜明，爱情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不主张对人物心理作过分细致的挖掘，而采用简洁的综合性的手法，如通过人物外部表情动作，人物对话，通过音乐和风景的描写以刻画心理活动。他使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接近起来，不但优美、鲜明、准确，而且具有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如小说中关于巴威尔与巴扎洛夫争论的描写：一天傍晚，巴威尔警告巴扎洛夫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可是巴扎洛夫却反驳说：贵族制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并质问说：像巴威尔这种贵族，“整天袖手坐着，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巴威尔听了脸色气得发白。巴威尔反问巴扎洛夫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巴扎洛夫回答说：“凡是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现在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因此我们就来否定。”语言针锋相对，简练有力，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跃然纸上。
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分系，学习蒙古语和鞑靼语，1837年毕业时以《佛教文献之精髓》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士称号并留校任教。1839年，他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团的成员以学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在中国学习藏语、汉语和梵文。
他在中国生活学习了10年。其间他广泛涉猎了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就许多汉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收集了大批材料。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对他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从原来喀山大学的蒙古学家和佛学家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
1850年9月，瓦西里耶夫返回了俄国。1851年出任喀山大学汉语满语教研室教授，1852年10月他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成员，1857年被选为俄国考古学会会员。此外，自1862年4月～1868年7月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55年4月，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更名为东方系，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学专业被合并，瓦西里耶夫随即到圣彼得堡工作，继续担任教授。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终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1864年12月，瓦西里耶夫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他是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汉学家。
由于瓦西里耶夫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东方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1866年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
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研究者，学术界有人将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对俄国汉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在瓦西里耶夫早期的科学活动中，佛教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候补博士论文《佛教文献之精髓》和硕士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就是例证。在中国期间，瓦西里耶夫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以及藏语的佛教文献，编著了多卷本的鸿篇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计划庞大，他1850年回到俄罗斯后才发现，俄国人对他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专业的著作。最后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总论》和《印度佛教史》两卷。
他从中国带回的内容包括佛教文献译文、摘录、述评的数千页手稿最终也未能发表，有的已经散失。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为《佛教术语词典》。按照瓦西里耶夫的设想，这本词典应收录9565个佛教词条。在瓦西里耶夫的档案中保留有该词典的两卷手稿，第一卷1205页，第二卷922页，但不是每一页都完成了，有些页的释义部分还空着，只有梵文术语及其藏、蒙、汉语译文。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完成的词条数目依然非常庞大，大部分释义准确，内容丰富。
瓦西里耶夫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称叫《佛教文献述评》，共由2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这部分同样没有完成，只写了4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在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中恐怕只有瓦西里耶夫能够做到。在这2部分中，他翻译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
《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主要记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益西班觉的《印、汉、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写成。书后附录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益西班觉编写的历史年表。还有一部手稿叫《玄奘游记》，是瓦西里耶夫对玄奘《西域记》的全文翻译。如果当时能够出版，那么第一个将这部重要著作译成欧洲文字的荣誉桂冠必然会戴在瓦西里耶夫的头上，但如今当英国人毕尔、瓦特斯及其他译本发表之后，他的译本就只能作为俄国汉学史的研究素材了。尽管瓦西里耶夫的许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经散失，但仅凭上述保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认定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俄国的佛教研究泰斗。
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上远远走在了其欧洲同行的前面。他在19世纪上半期所研究的课题，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鄂登堡写道，如果在19世纪50年代能够出版瓦西里耶夫从北京带回的10年劳动成果，俄国整个佛教研究必然会发生更加重大的转折，俄国学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历史发展状况。
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史专家，1880年他出版了在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书内容可分为3大部分。头一部分属于“引言”性质，含“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三节，说明中国古代书籍产生的背景、条件和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重点是中间部分，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按“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分述，实际上用两个时期为线分别介绍了儒、释、道及其各自有关的经典书籍。后一部分介绍的是科技和文学。这本书名为文学史纲要，从现代的概念来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
《中国文学史纲要》首次向俄国人评介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从《春秋》、《左传》、《书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易经》直至《孝经》。
重点在于介绍儒家学说。《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论文学，包括诗文、戏曲和小说。《中国文学史纲要》包容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可以说它就是早期俄国汉学研究的缩影，它是学术成就的总结。
俄国汉学界一般认为，瓦西里耶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汉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瓦西里耶夫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为《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年）和《汉字字形系统》（1876年）。瓦西里耶夫对俄国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进行了系统的汉语教学，编写了《汉语学习导论》，其中收录了他最著名的汉语研究作品《中国象形文字分析》。瓦西里耶夫的《汉字字形系统》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接受并成为学生学习汉字的主要教材。同时该系统也被建议在其他东方学教学机构中用来教授汉语。
1952年，在鄂山荫教授的主持下，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问世，依据的依然是瓦西里耶夫制定的汉字字形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国人都会感受到词典中使用的瓦西里耶夫系统给他们带来的方便。要完整地展示瓦西里耶夫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成就，不能不考察他对其他东方语言的探索。他写了一些有关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著作。他对东方语言的深刻理解为他在研究中使用对比语言学方法提供了条件。在《汉语与中亚各语言之关系》一文中瓦西里耶夫将满语、蒙古语、鞑靼语及其他语言同汉语进行了对比，指出其间的相互影响和词汇的相互渗透和补充。此外，瓦西里耶夫还编写了两部重要的满语教材。1863年他编写了《满语入门文选》，这是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1866年他石印出版了《满俄词典》。
瓦西里耶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经常是比丘林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延续，比如在《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指出，由于尼·亚·比丘林在文章里遗漏了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所以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他为此翻译了《辽史》和《金史》作为该书附录。此书使用了大量至今俄国汉学界鲜为人知的材料，在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特别是蒙古历史方面至今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满清王朝的历史是瓦西里耶夫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北部边疆日记》、《满洲志》、《宁古塔纪略》等作品构成了瓦西里耶夫满清王朝研究和翻译著作系列。遗憾的是许多作品未能发表，成为他留给后世大批手稿中的一部分。
瓦西里耶夫认为，地理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学科，所以在考察各种地理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历史，反之，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必然兼顾地理。教学需要是瓦西里耶夫地理研究的动因之一。在他编写的《汉语文选》中收录了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专著和中国古籍译文。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地理概况》、《中国政治地理评论》，作为1867～1868年间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一卷的补充。《中国地理概况》一书充分展示了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地理研究上的造诣，不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而且收入了游记作品，内容详实，形式生动，成为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样板。《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虽然是历史研究著作，主要考察满族人起源，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列举了古代城镇，描写了山川河流。
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于1857年的《满洲志》，他将《宁古塔纪略》译文作为该书的附录一道出版。这部著作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及行政划分，描述了当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别详尽地论述了水陆交通。1852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版图内的中亚及主要山脉》，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此外，瓦西里耶夫还写过一些属于中国地理研究范畴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忆》、《关于挑选赴中国旅行者的建议》、《苜蓿草》、《关于伊犁的陷落》等。瓦西里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响，只是到苏联时期才被几位研究俄国汉学史的汉学家加以整理和研究。
1900年4月27日，瓦西里耶夫去世了，终年82岁。瓦西里耶夫的遗稿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要多两倍。这些手稿已经成为俄国研究中国学的无声见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期他受到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影响。其处女作《穷人》（1846）得到别林斯基的很高评价。接着他又发表了《两面人》（1846）、《女房东》（1848）等流露出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篇小说《夜》（1848）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反农奴制的进步团体彼德拉谢夫斯基小组朗诵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流放。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消极的哲学政治理论逐渐形成。他错误地认为革命宣传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为人民笃信宗教、顺从、忍耐；唯一的道路是从道德伦理方面改造社会。
1859年回彼得堡后，他在《时代》和《世纪》两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但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矛盾，正象他自己所说，在“对信仰的渴望愈来愈强烈时”，“心中的反叛声音也愈来愈强烈”。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苦役犯的生活，但同时又宣扬了犯罪出于天性的思想。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穷人》的主题，描绘恶毒的富人和被损伤的穷人之间的矛盾。小说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比较感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概述作者到西欧旅行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作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批判，但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阶级，看不到社会的任何出路，宣扬只有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专制和正教的俄国，才有一切阶级精诚团结的可能性。
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白痴》（1868）、《群魔》（1873）、《少年》（1876）、《卡拉马卓夫兄弟》（1880）等。其中小说《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进一步发挥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妇女命运的揭示，达到尖锐的社会讽刺高度。另一方面小说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扬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1846）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关注和同情“小人物”的民主主义传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读了《穷人》的稿子后就惊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穷人》通过年老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和被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来往书信，描绘出彼得堡穷人们的悲苦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瓦尔瓦拉走投无路，沦为妓女，在杰符什金的帮助下跳出火坑，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贫困和迫害，她被迫嫁给了原来侮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作者对两个被迫分开的小人物之间的深情写得十分凄婉动人，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挖掘。在官僚社会里，杰符什金饱尝了生活的折磨，但开始意识到穷人也是一个人，对人们的冷酷和社会的不平感到愤慨，为自己能够照顾一个孤女而得到安慰。别林斯基认为《穷人》的主题不在于描写“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想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么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罪与罚》（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深刻的矛盾。小说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首和“新生”的故事。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醉汉马尔美拉多夫两个家庭的遭遇，表现了彼得堡社会贫富对立和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这构成小说中有力的批判成分。但在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中也弥漫着悲观、消极的情绪。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活动分析。他是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下，也在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支配下犯罪的。作者通过主人公在犯罪后的矛盾心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资产阶级心理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痛的女生人公索尼亚的形象描写成黑暗社会的一线光明。作者还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但他与革命平民知识分子没有共同之处。他和作者其他作品的许多主人公一样，离群索居，住在阁楼或地下室，在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下彷徨、苦恼、不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具有很大影响。他具有很高的艺术描写技巧，最大的特色是长于对他所爱的下层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并着力发掘出他们在极其困苦不幸的境遇中仍然保持着崇高的灵魂。鲁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茅盾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可惊的细腻和深刻显示出他那动荡时代下层社会的心理。他爱那些‘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他在他们的污秽的生活中找出灵魂的洁白”。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于病态心理描写，这是和他主张忍耐、顺从的人生哲学有联系的。
皮谢姆斯基
皮谢姆斯基，1821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44年莫斯科大学毕业。他先后在政府机关任职约10年。18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中篇小说《窝囊废》（1850）。此后，《喜剧演员》、《有钱的未婚夫》（均1851）、《巴特马诺夫先生》（1852）、《吹牛者》（1854）、《她有罪吗？》（1855）等重要中篇小说相继问世。
皮谢姆斯基十分熟悉外省生活风习，擅长讽刺，在作品中暴露贵族地主的精神空虚和小市民的无聊习气，对受压迫的农奴和受凌辱的妇女表示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走的是“果戈理开辟的道路”。
皮谢姆斯基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1858）展示了一幅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阔图景。作品描绘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官吏的争权夺利，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我们当代第一流作家的杰作”。1859年他发表的剧本《苦命》通过一个农民家庭的悲剧，揭露贵族地主的专横，次年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一同获得科学院奖。
1857～1860年，皮谢姆斯基参加《读者文库》杂志的编辑工作，1861～1863年任主编。此时俄国反农奴制的革命运动高涨，他先后发表许多小品文和长篇小说《浑浊的海》（1863）加以攻击，受到进步舆论界的谴责。他重新研究社会发展情况，写出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1869），深刻地揭示了农奴制下社会生活的矛盾。187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在漩涡中》反映60年代的各种事件。将革命者写成一些高尚而孤独的人，为托尔斯泰所推崇。
晚年作品以暴露资产阶级的贪欲为基本主题，如长篇小说《小市民》（1877），写古老的贵族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受到屠格涅夫的赞赏。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共济会员》（1880），取材于30年代的生活，表现资产阶级的贪婪无耻与共济会员的高尚精神。同类创作还有剧本《瓦尔》、《文明时代》、《理财天才》等。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1821年出生于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涅米罗夫镇。曾是沙俄军官，退伍后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县祖传领地格列什涅沃村。
1838年，涅克拉索夫被其父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去投考大学，落取后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一怒之下，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17岁的涅克拉索夫从此便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
同年，《祖国之子》杂志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短诗《思想》，其他杂志也相继发表他的诗篇。1840年出版诗集《幻想与声音》，因缺乏独创性受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严厉的批评。为了摆脱生活困境，他为农民代写书信，为商人写广告，或为演员抄台词，同时坚持文学创作。1840～1841年间，他在《俄罗斯和全欧洲戏剧丛刊》、《文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书评、论文、杂感、小说和轻松喜剧。
40年代初，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别林斯基，在后者的帮助下，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诗人”的道路。这一时期写的《在旅途中》（1845）、《摇篮歌》（1845）、《故园》（1846）、《秘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等诗，描述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及其悲惨的命运，并讽刺了伪善的权贵们，在文坛上受到普遍的赞扬。40年代末，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
1847年起，他与帕纳耶夫合编《现代人》杂志。50年代，他先后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务。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三人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这时期他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未收割的田地》（1854）、《被遗忘了的乡村》（1855）、《学生》（1856）。特别是《诗人与公民》（1856）庄严地宣称“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大门前的沉思》（1858）抒写了在俄罗斯大地上泛滥的人民的悲哀，思索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叶辽慕什卡之歌》则提出进行革命的口号，并呼吁为此而献身。
从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连续写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诗，如《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等，并开始创作反映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的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些诗篇洋溢着对俄国农民的真诚的爱。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特别在进步青年和革命活动家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俄国最优秀的诗人。
60年代前期，涅克拉索夫一再遭到挫折：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因思想立场分歧，先后同他绝交；杜勃罗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现代人》又于1862年一度停刊，1866年被封闭。在这之前，涅克拉索夫为了刊物能够维持出版，曾向两次参与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绞刑吏”穆拉维约夫献诗，引起进步人士的责备。他曾写诗承认错误，说“当无情的命运威胁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在竖琴上弹出了不正确的声音”。
1868年，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编《祖国纪事》杂志，并邀请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诗人撰稿，使它成为70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祖国纪事》刊行期间，涅克拉索夫写了歌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的长诗《祖父》（1870）和《俄罗斯妇女》（1871～1872），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还写了后来结集为《最后之歌》（1876～1877）的抒情诗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最后3部。在革命的民粹派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70年代，他的这些作品体现了时代的最主要特征。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农民的贫困，揭露了沙皇、农奴主的残酷压迫，歌颂了人民对幸福和真理的渴望和斗争。长诗还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形象，风格上富有民歌色彩。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在彼得堡病逝。
萨尔蒂科夫
萨尔蒂科夫曾用笔名尼·谢德林，后署名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年1月27日出生于特维尔省卡里雅津斯基县一个地主家庭，10岁进莫斯科贵族学校。别林斯基与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彼特拉舍夫斯基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深的影响。1844年毕业后不久萨尔蒂科夫即加入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讨论俄国和西欧的革命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的前途等。这些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
萨尔蒂科夫的创作开始于学生时代，1841年他在《读者文库》发表第一首诗作《竖琴》。1843～1844年间又写过一些诗，但大多带有模仿性质，留存的不多。1847年发表第1部中篇小说《矛盾》，次年另一中篇《错综复杂的事件》问世。虽然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却大胆提出了社会不平等的尖锐问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作者的探索与追求。不久作品遭到查禁，1849年4月萨尔蒂科夫被逮捕，流放到维亚特卡。
尼古拉一世死后，萨尔蒂科夫被解除流放，1855年重返彼得堡。8年流放使他对现实有了深入的认识，他积累了大量有关统治阶级的见闻，研究了人民的风习和语言，并根据这些素材写出著名的《外省散记》，于1856年开始由《俄国导报》连载。这30余篇特写把贪官污吏、撒谎者、造谣生事者等等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暴露无遗，因而博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高度评价。
1856～1858年，他在内务部任职，以后又先后担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直到1862年。1863年出版的《纯洁的故事》和《讽刺散文》两部集子，大多是这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和特写。
1863年初革命民主派的重要喉舌《现代人》杂志在被政府勒令停刊8个月之后重新复刊，萨尔蒂科夫应涅克拉索夫之邀参加编辑部工作。1863～1864年，他在这一刊物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特写及其他文章，并在总题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专栏里，写了大量政论，对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的新情况下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同自由派及反动派报刊展开激烈论战。但后来他同编辑部领导成员安东诺维奇等人发生分歧，中断论战，并退出编辑部。
当时他对公务活动仍抱有幻想，以为这样有助于社会改革，1865～1868年又相继在奔萨、图拉、梁赞等省任税务署署长。根据这一时期的观察，他于1869年写成《外省书简》和《时代征兆》的一部分，把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现实作了概括的描述。这段期间，他一再与上司发生冲突，时常著文讽刺达官显贵，后遭到梁赞省长的控告，被撤去四等文官职务，沙皇下令永不录用。他从此离开政界，一直从事编辑与写作。
1868年他再度与涅克拉索夫合作，接办《祖国纪事》。他们继承《现代人》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继续暴露政府的反动统治、自由派的空谈和伪善，揭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祖国纪事》成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最进步的杂志。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萨尔蒂科夫继任主编，直到1884年4月被查禁为止。
从1868～1884年的18年间，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编辑《祖国纪事》与创作活动。这是他创作最旺盛、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就的年代。这时期他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塑造了不少社会意义十分深刻的典型形象。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89～1870），以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愚人城历任市长鱼肉人民的故事，刻画出沙皇官僚的丑恶面目，指明沙皇专制制度是一部压榨人民的机器；小说表面上叙述历史，实指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他的讽刺艺术的代表作。
《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1863～1874）描写农奴制废除后一群出身贵族地主的官僚政客，常在彼得堡的饭店里厮混，大多饱食终日，不学无术，而且个个狂妄无耻。他们高喊改革，而一旦大权在握，便抛开假面，露出贪婪无耻的本相。
70年代，他十分注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描写贪官污吏与新兴资产者，揭露他们乘沙俄向中亚扩张之机，从中大饱私囊。《外省人旅居彼得堡日记》（1872）写彼得堡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巧取豪夺，尖刻地嘲讽卖身投靠的文人墨客。《金玉良言》（1872～1876）的中心人物杰鲁诺夫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掠夺者，他不择手段盘剥农民，盗窃国家资财。作者对这一类以伪善言辞装扮起来的“顶梁柱”作了无情的揭露。
在《莫尔恰林老爷们》（1874～1878）中，作者深刻研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格里鲍耶陀夫著名喜剧《智慧的痛苦》的人物莫尔恰林移植到70年代的生活环境中来，借用这个形象，对自由派庸人出卖灵魂、俯首帖耳、思想贫乏、明哲保身等等丑恶的思想意识，予以无情的鞭笞。《蒙列波避难所》（1878～1879）写70年代末农民受到政治经济压迫，富农和资产阶级逐步兴起，贵族地主日渐没落。商人拉祖瓦耶夫和酒店老板柯路巴耶夫，正是当时新生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典型形象。
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是他的另一代表作。作者以超群的艺术笔力，描绘地主家庭的衰败与灭亡。家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百无聊赖的颓废寄生生活，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贵族之家的腐朽性与必然灭亡的命运。此外，这时期写的《现代牧歌》（1877～1883）、《致婶母信》（1881～1882）、《波谢洪尼耶故事》（1883～1884）等，都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尖锐的讽刺，描绘了沙皇专制统治之下警察暗探横行、中等阶层懦弱惶恐、自由派叛卖投降的生活画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典型。
70年代中期，萨尔蒂科夫出国治病；80年代又数次出国，先后到过德、法、比等国。他的特写集《在国外》（1880～1881），描绘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生活。他说法国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嘲笑俾斯麦德国妄图攫取世界霸权。
1884年4月，《祖国纪事》被查封，萨尔蒂科夫的创作园地被剥夺，政府对人民加紧残酷镇压，图书审查更加严厉，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以病弱之身，写了晚年的名作《童话集》（1882～1886）、《生活琐事》（1886～1887）和《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1889）。
萨尔蒂科夫写童话始于60年代，但只写了《一个庄稼汉怎样养活两位将军》等3篇，其余29篇都完成于80年代。为了同图书审查制度作斗争，他精心运用这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裁，把他以前所写的许多形象和主题思想，用最凝练、最简洁、最集中的艺术手法再现出来。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创作的结晶，如揭露专制统治的《熊都督》，嘲讽胆小怕事、苟且偷生者的《聪明绝顶的鮈鱼》，讽刺对残暴统治抱有幻想、以为和平斗争可以取胜的《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鞭笞奴性的《忘我的兔子》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生活琐事》和《波谢洪尼耶遗风》是作者最后两部作品。前者写80年代俄国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后者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前地主生活的广阔画面。迫于80年代的反动局势，这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情节描述和人物刻画不再采取夸张、怪诞、尖刻讽刺的形式，而是运用一般现实主义的手法。
萨尔蒂科夫于1889年5月10日在彼得堡逝世。他是俄国杰出的讽刺作家，其作品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遗产，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思想革命民主主义。他继承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伊索式”语言和多样的讽刺笔法，同反动统治者进行巧妙的斗争，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塑造的许多典型，深刻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高度概括力。
鲁迅主编的《译文》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饥馑》，即《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饥饿城》一章。以后零星介绍过他的童话作品及有关他的评论文章。解放前夕，《萨尔蒂科夫寓言》在上海出版。解放后，他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及其他作品陆续被翻译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尤其对道德哲学产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参加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2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抄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发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3部曲之后的是：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家庭幸福》（1858～186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
《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他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古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他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
晚期（1881～1910）托尔斯泰作品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写出了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生活，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糅合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不粉饰，不夸张或不理想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像《战争与和平》就7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多用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安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时期最卓越的革命家代表，革命民主主义派领袖，唯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列宁称他为“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12日生于萨拉托夫，父亲是个神父。大学时期（1846～1850）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便已形成了，他“迫不及待地期望革命来临”。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陆军军官学校当了临时的教员，旋即被任命为萨拉托夫中学的教员。他不顾危险宣传革命思想，决心献身革命。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彼得堡。他在《现代人》工作期间（1854～1862）正是俄国准备和实行“农奴制改革”的时期。他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一起把《现代人》杂志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机关刊物。改革法颁布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起草了一系列传单。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分析了改革的欺骗性，直接号召农民起义，同时还从事革命组织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1862年7月，反动当局卑鄙地制造假证据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罗要塞。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革命家的英勇气概和忠贞气节。在狱中他用唯一可能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案件的审讯延续达一年半，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判罪，只好无耻地收买奸细，伪造证据，1864年1月宣判服苦役14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二世伪善地把苦役期减为7年，流放前举行了侮辱性的褫夺公民权仪式，但人群中投来了花束。当“罪人”被押走时，人们还尾随不舍。在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利用文学创作来宣传革命思想，写了小说《序幕》（1867～1869）。
俄国先进人士想尽方法营救。马克思也曾多次组织力量设法营救他。当局想诱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递书请求赦免，遭到了他的严正拒绝。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1862年被捕到1883年，在监狱、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21年，经历了无数折磨和苦难，但他一直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1883年沙皇政府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往阿斯特拉罕，在这个炎热地区又被流放了6年。直到1889年6月，健康被彻底摧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才被允许回到故乡萨拉多夫，同年10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美学代表作《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1853～1855）一反当时流行的美是观念的产物、艺术是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欠缺等唯心主义观点，鲜明地提出“美是生活”，“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许多文学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是他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文章充分肯定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功绩，指出俄国文学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批判精神的不断加强；高度评价了果戈理所奠定的文学批判倾向；号召作家成为人民的喉舌，无情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激发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文学评论善于从具体作品出发，深入阐释作品的社会价值，巧妙地提出当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此外，著名论文还有《幽会中的俄罗斯人》（1858），《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1856）等。
长篇小说《怎么办》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辉煌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彼得堡罗要塞中写成这部小说的，前后只写了短短的4个月（1862年12月～1863年4月）。
小说描写的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出身于彼得堡一个小市民家庭，她渴望自由平等。她的母亲玛丽亚贪图富贵，要她嫁给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在家庭教师、医科大学生罗普霍夫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启发下，薇拉思想豁然开朗。罗普霍夫为了把她从地下室般的家庭拯救出来，决定放弃学业，未毕业就工作谋生。薇拉离开了家庭，并同罗普霍夫结了婚。薇拉在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组织缝纫工场，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改善工人福利，兴办学校。罗普霍夫的同学和好友吉尔沙诺夫也是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为工人教书，免费为盲人治病，经常集会讨论重大问题，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薇拉发现，自己虽然与罗普霍夫结了婚，却并不爱自己的丈夫，性格也不一致。相反，她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吉尔沙诺夫，这种感情愈来愈强烈。吉尔沙诺夫也爱上了她。但吉尔沙诺夫为了朋友的家庭幸福，尽量避免同薇拉见面。罗普霍夫虽深爱着薇拉，但他了解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真正感情后，就假装自杀，秘密出国，改名换姓，以成全他们的爱情。这样，薇拉就与吉尔沙诺夫结合了。后来，化名的罗普霍夫回国，并且同薇拉的女友在真正相爱中结合。两个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在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中，小说还写了革命派领袖拉赫美托夫性格成长的故事及他的一些活动。
小说通过恋爱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作品以“新人的故事”为副标题），表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社会革命三个重大主题。作者还在作品中提出了他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理想和新的道德准则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而不以其他条件为转移的，以及对对方，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这部作品回答了时代的迫切问题：要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应当怎么办，渴望造福于祖国人民的人应当做什么。
小说在描写“新人”之前，展现了一卷旧世界的画幅。这个世界的代表是小市民玛丽亚。她的人生哲学是：我不抢人，人必抢我，宁作抢人的骗子不作被人抢的傻瓜。作者指出她的种种丑行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在另一种合理的社会中这类人是可以被改造的。
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杰出的两类“新人”。他们正直不阿，勤奋地学习科学，从小习惯于以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为自己开拓道路，为社会进步踏踏实实地工作。与精神苦闷、怀疑生活的“多余人”不同，他们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热爱生活，敢于行动。他们也具有启蒙者的特点，相信科学，崇尚理性。他们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主张有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并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私生活上，他们提倡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反对爱情中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认为牺牲会使对方痛苦，给自己带来不幸。“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利他主义，既反对了顺从忍受、牺牲节欲的封建道德，也打击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资产者道德。但这种伦理道德仍然是从“我”，从“人的本性”的要求出发的。
小说中两个大学生各有个性特点，罗普霍夫比较深沉严肃，吉尔沙诺夫是热情外露、温柔随和的人。联结作品情节的中心人物是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她是小市民玛丽亚的女儿。在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中，她找到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且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作者通过薇拉创办的缝纫工场，表达了她的社会主义自由劳动的理想，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与社会革命分不开的。薇拉的4个梦不仅是她的性格发展阶段的标志，而且更深入地揭示了劳动的意义，说明了社会革命的必要。特别是在第四个梦中，展现了未来社会的美妙图景，号召人们“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使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
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是比普通的新人更高、更优秀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但他在吉尔沙诺夫等人的影响下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作为革命领导人物的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思想是在艰苦地学习理论，参加实际劳动和社会观察中，在艰苦的自我锻炼中形成的。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职业革命家的主要特征。他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高度的自觉。他信心百倍地迎接革命风暴。他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奢侈行为。他坚持严格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体力，不穿舒适温暖的衣服，吃最坏的、普通人的食物，不喝酒，不恋爱。甚至为了考验自己，他整晚躺在钉着无数小钉的毛毡上。他忘我地劳动，不浪费一分一秒，艰苦克己，严格要求自己，顽强地学习，选择最主要的著作阅读。他自觉地投身于群众之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徒步遍游俄罗斯，当过樵夫、锯匠、石工、拉纤夫，力图消除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他虽然获得了“严肃主义者”的称号，但不是冷酷的人，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熟谙人情世态，他把一切都服从于革命的需要。
作者通过拉赫美托夫表现了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人在当时还很少，作者说：“到现在为止，我只碰见过8个这样的典型”，但作者强调这种人对革命的作用。他说：“不要跟着他们走，高贵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号召你们走上一条缺少个人乐趣的道路；但高贵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倒说：不，个人乐趣并不缺少，反而很丰富，就算在某个地段缺少吧，这个地段也不会长，我们有足够的气力走过它，来到那乐趣无穷、辽阔无边的地方”。“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有了他们，人类生活能够欣欣向荣，没有他们，人的生活就会凋萎和腐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能人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便会窒息而死，正直善良的人随处皆是，这种人却为数不多……”这里虽过分强调了个别人物的作用，但作者对革命者的赞颂却无可非议。
拉赫美托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与其他人物和事件似乎也没有什么情节上的联系，但他是革命主题的体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人公。
拉赫美托夫成了当时及后来许许多多俄罗斯革命者及青年的榜样，教育了一批批青年走上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道路。他与“薇拉·巴甫洛芙娜的第四个梦”中表达的社会主义理想一起，鼓舞着人们为消灭旧制度而斗争。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一本书起过《怎么办》这样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对于《怎么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在它的影响下成千成百的人变成了革命家……比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吸引了我的哥哥，他也吸引了我。他使我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列宁认为“这部小说能使人整个的生命都充满活力”。《怎么办》成了进步青年的“生活教科书”。普列汉诺夫写道：“自从俄国有了印刷机以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印刷作品曾有过《怎么办》这样的成就。”《怎么办》的影响还不限于俄国。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保加利亚革命家季米特洛夫也受过这部小说的强烈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布局颇具匠心，它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能蒙蔽敌人。作者把革命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新人活动的描写，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人性格的描写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小说中对于“敏感的男读者”的奚落、揶揄，以及议论性的插笔，使小说获得了政论色彩。作者对“新人”的心理分析入情入理，善于挖掘和强调他们身上的正面品质；作者对“新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热情和对性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往往是结合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描写手法。为了骗过检察官，作者还利用了伊索式的语言。
列斯科夫
列斯科夫，1831年2月4日生于奥廖尔省一小官吏家庭。16岁丧父辍学，为了生活，奔走于全国各地，熟悉人民生活和民间语言，为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1861年，列斯科夫迁居彼得堡，全力从事文学活动。60年代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反映愚昧落后的社会状况。《一个村妇的生活》（1863，后易名为《穿树皮鞋的爱神》）描绘一个农村“女歌手”追求恋爱自由惨遭迫害的悲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写女主人公因情欲而杀人的故事，再现了商人阶层中腐败而残酷的生活气氛。
70年代中期以后，他对社会作了某些讽刺性描写（如《笑和愁》，1871），同时开始在许多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虔诚正直的人物形象（《神职人员》，1872；《被诱惑的流浪汉》，1873；《在遥远的地方》，1873）。这些人物大多来自民间，或意志坚强，敢于同政教当局斗争；或心地仁慈，乐于为他人献身；或勇敢、能干，有时也不免粗暴以至残酷，但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性格。列斯科夫认为：要克服社会上的邪恶，不必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只需通过道德的改造。
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列斯科夫改变观点，逐渐接近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小说讴歌普通人民中的能工巧匠。《左撇子》（1881）把统治阶级的愚昧专横和左撇子的聪明善良作了鲜明的对照；《巧妙的理发师》（1883）以抒情笔调描述了农奴艺术家的才华和他的悲惨命运。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也有所加强，例如《岗哨》（1887）对尼古拉一世时代野蛮的营房纪律、官僚主义，尤其是对大主教的伪善，作了有力的讽刺。逝世前不久写成的《冬日》和《太太和乡下丫头》着意“鞭挞和折磨”上层贵族。绝笔之作《兔子藏匿之处》（1891～1894）揭露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
列斯科夫于1895年2月21日去世。他的著作丰富，小说题材广泛，涉及俄国社会许多方面，其中很多是描写市民和宗法制农民的生活风习的。这些作品结构独特，叙述生动，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他还善于把俄国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高尔基赞许列斯科夫的艺术技巧，称他为精通语言的“极其出色的行家”。
皮萨列夫
皮萨列夫，1840年10月2日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1861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在大学时代就主持过自由派妇女杂志《黎明》的书报评介栏。
皮萨列夫早期著有评论皮谢姆斯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等人创作的《死水》、《皮谢姆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中长篇小说中的妇女典型》（1861）和《巴扎洛夫》（1862）的文集。
1861～1866年，他成为《俄国言论》杂志的主要批评家和思想上的领导人。为了反对沙皇政府镇压革命，他撰文呼吁推翻专制政权，并准备秘密印行，因而在1862年被捕，直到1866年获释。但入狱后一年，即获准可以写作和发表文章。
这时他写了大量重要论著，其中有分别剖析托尔斯泰、谢德林、波米亚洛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幼稚想法的落空》、《无害的幽默的杰作》（1864）、《千金小姐的爱情》和《有思考力的无产阶级》（1865），以及阐述他的美学观点的《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美学的毁灭》（1865）和广泛探讨社会、经济、艺术、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现实主义者》（1864）。
皮萨列夫出狱后，在1867～1868年，先后为《行动》和《祖国纪事》两杂志撰稿，发表了《亨利希·海涅》（1867）、《为生活而斗争》（评《罪与罚》，1867）、《旧贵族》（评《战争与和个》，1868）等重要批评文章。1868年7月4日，他在海水浴中淹死。
皮萨列夫的思想是在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比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来还有一段距离。在哲学上，早期他肯定过德国毕希纳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他拥护自发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在社会学观点上．他认为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劳动者，历史进步的意义在于把劳动者从各种形式的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人民的自主精神能逐步觉醒。在政治观点上，他虽然拥护革命的方法，但他远未能认识农奴制改革前后形成的革命形势，也不把改变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于广泛的人民运动，认为主要任务是培养新的一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1862年革命运动失败后，在反动势力当政时，他认为革命不能马上到来；要达到目的，不能使用“机械”的方法，只能使用“化学”的方法，即非革命的方法。在他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传播科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促进工农业生产，能够扩大“有思考力的现实主义者”（指社会主义者）的队伍。
皮萨列夫的美学观点同他的哲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的矛盾和演变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决反对审美中的主观任性，他在同唯心主义美学作斗争的同时，提出“美学的毁灭”的命题，认为美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应当为消灭暴政、贫困、无权而斗争，却错误地断定，从事绘画、音乐、雕塑和抒情诗的创作只会转移社会对迫切问题的注意力。这种观点源于他的“节约智力”的原则，带有“最严格的功利主义”的性质。他一方面高度评价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海涅，一方面却认为普希金只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的创作对同时代没有什么意义；谢德林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幽默家和喜欢逗趣的人。
在文学评论中，皮萨列夫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解放斗争、文学与时代的先进思想具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学应当揭示“人类的痛苦”，即揭露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履行它崇高的社会使命。他坚决反对“宁取形式而舍内容”的唯美主义，极力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他说：“诗人——如果不是撼动世代恶势力的大山的巨人，便是在花粉里翻掘的小甲虫。”他的重大功绩是主张文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服务。他这一要求是和现实生活真实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生活的真实、对现实的深刻理解是决定作品的艺术质量的主要因素。同时，他也强调创作中的幻想或理想的重要意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引用他在《幼稚想法的落空》中提出的关于幻想的看法。
皮萨列夫的文学批评活动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他勇于提出迫切的社会问题，他在论战时的切中要害和论证的具有说服力，使他的批评文章对俄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米哈伊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1860年开始写作，1868年起在《祖国纪事》杂志社工作，1894～1904年任主编。他在哲学上信奉实证主义，在社会学方面认为历史是杰出的个人所创造。他坚决反对农奴制，热情支持“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人的地下活动。
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左右手》（1875），指出托尔斯泰的矛盾，即既有民主主义倾向，又否定理性，抱宿命论观点；《残酷的天才》（1882），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颂扬苦难”，但没有看到其作品在揭露社会方面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论屠格涅夫》（1883）、《谢德林》（1889）和《认父与子兼论契诃夫先生》（1890）等。
从90年代初开始，米哈伊洛夫斯基参与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论战。这种倾向也见于他的文学评论（如1896年论易卜生和1898年论高尔基等文）。但他仍肯定具有进步思想的现实主义艺术，反对“纯艺术”、自然主义和颓废派。
马明·西比利亚克
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年出生，原名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马明。中学时代参加过进步青年小组，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达尔文等人的自然科学著作的影响。
马明·西比利亚克，1872年入彼得堡外科医学院学习，1876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877～1891年住在乌拉尔，以后定居彼得堡，在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
他的长篇小说大多描写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乌拉尔地区各阶级的生活。《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1884）通过一场争夺遗产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自私；主人公进行“经济改革”的失败，表现了民粹派幻想的破灭。《矿巢》和《野蛮的幸福》（1884）描写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他们的精神颓废、家庭解体和道德堕落。《三个终点》（1890）反映资本主义压榨下农民破产的过程以及工人最初的罢工斗争。《黄金》（1892）描写手工采矿的劳动组合，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俄国渗透的程度。《粮食》（1895）展示了资本主义在乌拉尔发展的各阶段的情景。特写《战斗者》和《瘰疬腺病》（1883）分别表现码头流送工、纤夫和淘金工人的劳动，赞美乌拉尔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才干，以及他们身上潜在的精神力量；《乌拉尔短篇小说集》（4卷，1888～1901）以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富有生活气息。
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是《阿辽努什卡童话》（1894～1896）。列宁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说它们“突出地描绘了与改革前的生活差不多的乌拉尔的特殊生活”。
柯罗连科
柯罗连科，1853年7月27日生于乌克兰沃伦省日托米尔城一个法官家庭。他虽然出身于贵族世家，但自幼目睹乌克兰农民的苦难生活，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
他早在中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871年进入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不久辍学，从事绘图、校对等工作。1874年到莫斯科彼得农林学院学习，与一些革命青年接近，阅读禁书，同时开始向往民粹主义思想，学习缝靴技术，为“到民间去”作准备。
1876年，柯罗连科被推为学生代表，向院方呈递由他参加起草的集体抗议书，因而被开除学籍，并被放逐到沃洛格达省；后来他回喀琅施塔得居住，一年后到彼得堡，进入矿业学院学习。
1879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探求者的生活插曲》，描写一个青年放弃个人幸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艰苦道路。同年，因涉嫌同革命活动家来往而被捕，流放维亚特卡省。
1880年柯罗连又被诬为脱逃，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中途改为安置彼尔姆居住，受警察监视。1880年柯罗连科在流放途中创作了短篇小说《雅希卡》，描写一个农民由于抗拒地方当局而被作为疯子监禁以及在牢房内继续斗争的故事。
同年，柯罗连科在狱中写成短篇小说《奇女子》，塑造了一个被判处流刑的不屈不挠的女革命者形象。1881年，因拒绝向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作书面的效忠宣誓，他又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雅库特州阿姆加村，1885年才得以迁居下诺夫哥罗德。在阿姆加村，他缝制皮靴，干农活，过着与当地农民相同的艰苦的生活。流放使他对农村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开阔了视野，在作品中描写了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苦役犯、流刑犯和乞丐等。
他的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1883）写一个善良的农民备受贫困折磨，最后发出抗议。柯罗连科因为这篇小说一举成名。《在坏伙伴中》（1885）描绘社会底层的贫民的倨傲不屈的性格。以爱好自由的流浪汉为题材的《库页岛上的人》（1885）被契诃夫称为“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此外，在《无家可归的费多尔》（1885）、《林啸》（1886）、《奇物》（1894）、《严寒》（1901）等短篇小说中，也涉及这一类题材。
柯罗连科迁居下诺夫哥罗德时，正当民粹运动衰落、贵族势力大盛的反动年代，托尔斯泰的“不抗恶”学说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柯罗连科以寓言形式针锋相对地写了《关于弗洛尔、阿格利普和叶古达之子梅纳赫姆的传说》（即《弗洛尔的故事》，1886），他尖锐地指出，只有与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各族人民才能和睦团结。
18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一个盲人克服了个人的不幸，终于成为著名的音乐家的故事。作品表明，唯有积极为人类服务，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短篇小说《闹的河》（1892）以船夫久林的形象，象征沉睡着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哑口无言》（1895）是1893年作者游历美国之后写成的，叙述一个被诱骗到美国去寻求幸福的乌克兰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经历。《瞬间》（1900）和《火光》（1901）则是写追求自由和向往光明的主题。
在诺夫哥罗德，柯罗连科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写了不少评论、通讯和特写，抨击地方当局以及社会制度。由于对生活的认真观察，他同自己原来同情的民粹派的观点也有了分歧。《巴甫洛夫特写》（1890）反映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以及农村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列宁在驳斥民粹派理论家时曾引用过这本书。在《饥饿的年代》（1892）中，柯罗连科指出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是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1895～1896年间，柯罗连科曾为7个被诬告为犯杀人祭神罪的乌德穆尔特族农民辩护，终于使他们被宣告无罪。1896年柯罗连科迁到彼得堡，与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起编辑自由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并在后者去世（1904）后主持杂志的工作，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和杂志的其他领导者意见不同。1900年当选为沙皇俄国科学院的名誉院士。1902年，为了抗议非法撤销高尔基当选的名誉院士资格，和契诃夫一起声明放弃自己的这个称号。
柯罗连科1900年起迁居波尔塔瓦。1905年革命失败后，写了特写《索罗庆采悲剧》（1907）、论文《司空见惯的现象》（1910）等，揭露沙皇政府迫害人民的暴行。1905～1921年写作4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广泛地涉及19世纪60～80年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写出了当时与民粹主义倾向有过联系的俄国一般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1921年12月25日柯罗连科因病逝世。
柯罗连科著有不少文学评论，最出色的是两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1908）。他在一些论文、书信、日记中要求写英雄主义，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各自缺陷，认为新的艺术将是两者的综合。
柯罗连科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自称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不信仰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他始终坚决反对专制政体和私有制度，反对反革命。他的创作中充满着社会政治的主题，洋溢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表现了人民的开始觉醒，他们的愤怒和抗议，他们的向往真理和自由。他继承俄国民主主义文学的传统，维护文学的社会使命。他的写作风格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高尔基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列宁称他为“进步作家”。
柯罗连科很早即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他的代表作《盲音乐家》和《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早已译成中文，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谈到柯罗连科及其作品。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是俄国著名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艺学家。
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非常丰富，当他还是民粹主义者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和研究文艺理论问题，而从19世纪80年代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起，就更广泛地展开了他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的活动。他捍卫和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传统，而且在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美学思想、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根本问题。
19世纪80～90年代，正当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发表了多篇批判民粹主义作家的论文，如《格·乌斯宾斯基》（1888）、《斯·卡罗宁》和《尼·伊·纳乌莫夫》（1897）等。
在这些文章里，他指出，这些作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农村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因而不自觉地暴露了民粹主义的严重错误。这些文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粉碎民粹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90年代起，正当俄国反动的思想界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行攻击和歪曲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开始深入研究俄国的思想史，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观和美学思想，其中主要著作有《别林斯基的文学观》（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1909）和其他一些论文。他在这些著作中宣传和捍卫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进的文艺思想。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唯物主义美学观的创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先驱。同时，他也指出了他们的抽象的启蒙思想的弱点和局限性，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正确的艺术观的萌芽”。
同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主要的杰出著作是：《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论艺术》（讲演稿提纲，1904）、《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1905）、《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在这些论文和讲演中，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这一非常复杂的现象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分析。
在30年左右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普列汉诺夫在许多论文中评论了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的许多大作家。为了反对托尔斯泰主义，他还专门写了几篇论文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如《托尔斯泰和自然》（1908）、《从这里和到这里》（1910）、《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1911）等。同时他在一些论文中评论了西欧各国各个时代的大作家，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并专门写了文章评论与他同时代的西欧作家，如易卜生（《亨里克·易卜生》，1906）和汉姆生（《斯托克曼医生的儿子》，1910）。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还特别注意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颓废派艺术的批判。此外，他遗留下了大量给文化和文艺工作者的书信，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同高尔基和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通信。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他认为，这种新生的文学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他再三强调，描写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那个时代文学史上的真正的胜利。在这方面，他特别推崇高尔基。他把高尔基的《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同巴尔扎克的杰作相比，认为如果不读高尔基的这部作品，就无法理解俄国。
列宁对于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活动评价很高，认为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哲学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列宁认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特别值得重视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论述。在这方面，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美学、艺术和文学方面所有的基本问题。
普列汉诺夫首先力求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规律也适用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同别的意识形态一样，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所以也是由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的。
他引用大量材料证明，艺术不是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在原始社会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是直接由生产活动所决定，艺术多多少少直接反映着人们的劳动生产过程和他们的物质条件。
在原始社会里，那就是宗教、巫术、神话等等。在比较高级的文明社会里，艺术与经济生活的因果关系也存在，但是表现的方式更为复杂和曲折，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这里，经济生活常常通过政治、心理、道德、哲学等“中间环节”的因素来影响艺术。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的发展不是直接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不但改变艺术的性质和倾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它本身的使命。在原始社会里，直接包含在人们物质生产活动中的艺术，它的使命是帮助人们征服大自然，而在阶级社会里，艺术就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历来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普列汉诺夫对艺术和文学本身的一些基本规律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如：艺术的特征和它的社会作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家的创作同世界观的关系，艺术中的真实性同思想倾向性、历史与个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还有艺术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如各民族的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各个时代的艺术之间的继承性、各种艺术流派的相互交替的关系等等。同时，普列汉诺夫对于科学的美学的任务和对象、文学批评的使命和标准、审美趣味对政治和经济与阶级的依赖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善于吸收别人合乎艺术发展规律的合理和可取的论断，并大量利用他们的丰富的材料来论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和艺术理论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主要是反对艺术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对艺术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他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阐释艺术现象时的教条主义态度，他认为教条主义是“辩证法的大敌”。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直接从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来“推论”艺术现象的经济唯物论的“宿命论”，以及强调在艺术形象中体现抽象的概念而忽视在艺术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和艺术理论同他的哲学、政治观点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对复杂的艺术现象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些不彻底性、片面性、简单化、自相矛盾甚至错误的论断。普列汉诺夫有时候一面对某些错误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进行正确的批判，一面却又接受了他所批判的某些错误观点。但是在分析艺术的实例时，他又常常违背了这些观点，证明艺术不但表现感情和影响人们的审美感觉，而且也表现思想和影响人们的理智。与此相联系的是普列汉诺夫关于生物学因素在艺术中的作用问题。
他认为，把美感同人的生物学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又夸大了人们的生物学组织在艺术中的作用，认为美的理想一部分扎根于人类发展的生物学的条件之中，一部分扎根于它所属的社会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之中，而把生物学的因素同历史的条件的作用等同起来。不过从他的整个美学观来看，他倒并没有把生物学的因素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批判了泰纳和布吕纳的资产阶级艺术观，但是在某些场合却又过分夸大了他们提出的心理学规律“对立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在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文学批评方面，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也表现了向客观主义让步的错误倾向。他只注意艺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文艺批评应该客观地、冷静地对各个时代各个艺术流派一视同仁，它的目的不在于判断作品的优劣和对它们表示好恶的判断，而在于客观地和冷静地说明艺术作品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考察艺术家的思想情绪是在怎样的社会影响之下产生的。同时，他在文艺批评方面常常不注意艺术本身的美学价值和不包括对艺术作品作任何的指点，他把作品的艺术性仅仅解释为：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它们同构思是否相符合。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论点可能使得文艺批评和艺术创作本身趋于公式化和概念化。但是他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并没有经常遵照他自己提出的这些原则。
普列汉诺夫由于不了解农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时不能理解它的本质，而把它只看作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表现。对于托尔斯泰的复杂的世界观也没有能象列宁那样作深刻的阶级分析和指出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对于高尔基，普列汉诺夫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他的某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小说《母亲》，没有指出这部作品对革命运动的意义，反而提出了错误的指责。
50年代后期，苏联文艺理论界才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遗产进行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论，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点，特别是从今天来看，是有许多简单化、片面性和错误的成分，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
契诃夫是19世纪末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作家，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契诃夫在1861年帝俄废止农奴法的前一年诞生，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逝世。他经历了沙皇专制统治最反动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他的全部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各阶层中各种地位、各种性格人物的生活面貌。
契诃夫，1860年生于南俄塔冈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880年在莫斯科大学医科读一年级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一生写了470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是短篇）和十几个剧本。
契诃夫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80～1886）是契诃夫艺术风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他主要写了两类作品。
1．幽默讽刺短篇。
《变色龙》（1884）是早期幽默讽刺短篇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一只狗咬伤了人，被咬者要求赔偿损失，巴结权贵的警官三番五次地改变态度的故事，嘲笑了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奴才心理。阿谀逢迎、趋炎附势是80年代反动时期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契诃夫还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假面人》（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等杰出短篇中揭露了各种表现形式的奴才心理。《胖子与瘦子》创造了善于拍马谄媚的小官吏形象。《小公务员之死》所批判的奴才心理，则是同等级观念和唯恐权势者打击报复的社会流行病分不开的。《假面人》描写一群在百万富翁前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知识分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同样也是奴才，但普里希别叶夫性格是专制警察制度的产物。契诃夫的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去思考那形成种种奴才心理的窒息人的社会环境。但是大学时代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还较窄，他嘲笑了那也许只有他才能发现的庸俗与丑恶，但对产生这庸俗与丑恶的原因却似乎不感兴趣。他的讽刺较之果戈理和谢德林耐人寻味有余，尖锐泼辣不足。
2．描写下层人民境遇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契诃夫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如：妻子病死，自己成了残废的木匠（《哀伤》，1885）；晚年失子，孤独无靠的马车夫（《苦恼》，1886）；远离家乡，挨打受饿的小学徒（《万卡》，1886）和被女主人无理搜查的女家庭教师（《风波》，1886）。纯粹的戏谑嘲笑的调子减少了，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因素开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反映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短篇《苦恼》里，马车夫姚纳想要倾吐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周围人对他的不理睬似乎是完全正常而无可指责的，而姚纳几次三番想要找人谈谈心里的痛苦而无人听他，以至最后居然只好对马说起话来。小说在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思索，对于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痛苦命运的同情。
中期（1886～1896），契诃夫的创作对现实的概括更广，批判更深，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逐渐成为契诃夫创作的中心课题。在体裁上，逐渐过渡到刻画社会心理的中篇小说。著名的有《一个乏味的故事》（1899）和《第六病室》（1892）。前者批判了没有“主心骨”即没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第六病室》直接批判托尔斯泰主义。它写的是一个小医院里专门住“精神病患者”的第六病室中发生的事。这个病室肮脏、紊乱，对病人任意虐待、殴打。病室简直和监狱无异。医生拉京初来时曾想把病室整顿一番，但他在遇到人们漠不关心的冷淡之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身内”，因此，就没有必要斗争。他相信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哲学。25年过去了，医院的情况愈来愈糟。后来，拉京因为同被迫害的“病人”格罗莫夫谈得很投机，他也被别人当作精神失常关进了“第六病室”，同样落到挨打受罪的境地。这时他后悔已晚，很快就死了。
当时，俄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病室似的丑恶社会，像拉京一样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小说通过拉京的经历说明这种消极态度的危害。
《第六病室》被柯罗连柯称作表现了契诃夫“第二阶段情绪”的作品。另一个俄国作家列斯柯夫说：“……到处都是第六病室。这就是——俄国……”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这篇小说：“昨天晚上我读了这篇小说，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此外，这个时期契诃夫还写了几篇探索理想的小说如《草原》（1888）、《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1896）等。
晚期（1896～1904），作家的思想进一步民主化，创作题材扩大，对社会问题的挖掘更为深入，是小说和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思想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日益突出，作家也朦胧意识到美好的未来必然要到来。
著名作品《套中人》（1898）的中心人物别里柯夫胆小怕事，维护旧制度，害怕及反对任何新事物，墨守成规，完全脱离现实．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他的“套子”，口头禅“可别出什么事才好！”及他与同事的关系等描写揭示的。和瓦利亚恋爱的情节加强了人物的喜剧性。
别里柯夫的性格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周围的人都在他的“可别出什么事才好！”的信条影响下，不敢做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事情。因为他为了扼杀一切不符合“套子”的事物，不惜对别人盯梢、告密。于是，整个城市居然处在别里柯夫这个看来既可笑又可怜的人物的控制下。这个形象是窒息生机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别里柯夫死了反倒使人们喘了一口气。契诃夫借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表示他对这种人物及其生活原则的否定。列宁和斯大林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保守顽固、阻碍新生事物的人。与《套中人》主题近似的还有《醋栗》（1898）和《关于爱情》（1898）等。此外《姚内奇》（1898）是批判庸俗习气的著名小说。对庸俗的揭露一直是契诃夫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
从1887年到1900年，契诃夫接连写了几部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作品，如：《农民》（1897），《出差》（1899），《在峡谷里》（1900）等。《农民》里展开了一幅改革后农村极端贫困的可怕图画。在繁重的劳动、长年的饥饿和疾病的压迫下，农民甚至对死亡都视为乐事。
20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契诃夫的作品中，过去那种怀疑、压抑的调子也大大改变。这在他最后一篇小说《新娘》（1903）中得到明显的反映。《新娘》中的娜嘉是作家对妇女形象探索的新阶段。从《一个乏味的故事》中的卡嘉到《三姊妹》中的伊林娜，都是环境的牺牲者，娜嘉则能够摆脱庸俗的生活环境，走向新生活。娜嘉固然还不是革命者，但那诱惑和召唤着她那“崭新、宽广而又充满了秘密的生活”，也召唤着读者，鼓舞他们和娜嘉一起告别旧生活。
契诃夫还创作了5个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3）。这些剧本都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或彷徨苦闷，或空虚无聊，或向往追求。代表作是《樱桃园》，剧中樱桃园更换主人的情节成了俄国生活更换主人的象征：以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为代表的地主贵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以罗巴辛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在得势，但也没有希望；未来属于以安妮亚和特罗菲莫夫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里表现的已不是生活的停滞，而是生活的历史运动。契诃夫没有科学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和全部图景，他对未来的信念也仍很朦胧，但却敏感到了这个运动的大体趋势，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借特罗菲莫夫之口，发出了“新生活万岁！”的激动人心的呼唤。《樱桃园》不仅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后总结，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特点——基于对新生活的不明确的预感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因素。
契诃夫是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在情节简单、短小精悍的作品里容纳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他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精炼，他善于以两三根线条刻画出人物性格，生动地展示形象或内心心理。契诃夫的小说达到了形象的高度典型化、思想的哲学深度与语言风格的优美含蓄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列夫·托尔斯泰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他在戏剧领域里的革新大大扩展了戏剧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促进了俄国舞台艺术新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建立。显然，契诃夫的创作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分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
叶赛宁
叶赛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当店员、校对等，同时在民众大学学习，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191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发表，其中包括优美的风景诗和宗教诗，受到好评。十月革命后曾创作过许多歌颂革命的诗歌，如《同志》、《宇宙的鼓手》等。
20年代进入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诗集《一个流氓的自白》、《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俄罗斯与革命》，长诗《四十天祈祷》、《回归祖国》、《列宁》、《孤独的俄罗斯》、《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诗剧《普加乔夫》、《坏蛋的国度》等。
他的诗歌，意象和感情水乳交融，充满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情，对城市的喧嚣和腐朽表现出极大的憎恨。他是俄罗斯抒情和意象派诗歌的代表。
叶赛尔于1925年12月自杀身亡。
库普林
库普林，1870年出生于奔萨省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早年丧父，随母迁居莫斯科。1880年进入士官学校，军校生活对他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于1890年毕业，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步兵团。这时期他开始创作。1894年退伍，在基辅以写作为职业。1896年曾任顿涅茨矿区工厂职员。1897年在波列耶西边陲地区当过诵经师。1901年迁居彼得堡，次年结识高尔基。后写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事件》。
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思想趋于消极，同知识出版社断绝往来。他对十月革命态度矛盾，既赞美革命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又担心祖国文化的命运。1919年全家流亡国外，长期定居巴黎。1937年身患重病，回到祖国，次年病逝于列宁格勒。
库普林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题材，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中篇小说《莫洛赫》（1896）抨击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奥列霞》（1898）讴歌民间少女的纯真爱情，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1911）以浓郁的诗意描写小职员的爱情悲剧。揭露沙俄军官野蛮与腐败的长篇小说《决斗》（1905），在他的创作中占有显著地位，曾受到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同类题材的小说还有《大转变》（1900）。长篇小说《火坑》（1909～1915）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的悲惨生活，但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在国外时期的创作多带回忆性质，并缺乏重大社会内容。主要作品《士官生》（1928～1933）流露出无法排遣的伤感情调。
库普林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受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影响。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的重要作品如《莫洛赫》、《奥列霞》、《决斗》和《火坑》等已有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