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漢文學研究
高麗文壇“東坡風”成因考論
鄭墡謨 撰 高卓 譯
從韓國漢文學接受史的角度來看，高麗文壇毋庸置疑地受到北宋文壇的强烈影響。以高麗文宗二十五年（熙寧四年，1071）爲起點，宋麗重新恢復外交關係，並定期互派使臣。當時的北宋文壇上，歐陽修（1007—1072）等人主張復興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後隨着詩文革新運動的展開，北宋文壇一掃晚唐風氣，“宋詩風”開始流行。加之這一時期北宋的出版文化發展迅速，以文人詩文集爲代表的文學類書籍得以立即刊印並流行。此時，高麗的使臣在宋活動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將北宋文壇的新動向和當時流行的詩文集一同帶入高麗。
得益於兩國之間日益頻繁的使臣來往、宋商的海上貿易，以及部分歸化高麗的北宋知識份子，北宋中期以來的文壇新風和出版物極大地刺激了當時高麗知識份子在文學上的好奇心，從而導致高麗文壇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在這其中，像蘇軾（1036—1101）一般，給高麗文壇帶來如此巨大影響的文人只此一人。高麗中葉，李奎報（1168—1241）在《答全履之論文書》中對當時的文壇風氣就曾做出如下描述：
且世之學者，初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然後方學爲詩，則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之後，人人以爲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1]
同樣，朝鮮前期文人徐居正（1420—1488），在論述高麗文學的發展時，也曾有“三十三東坡出矣”（《東人詩話》卷上）的説法。同時期的金宗直（1431—1492）在編纂歷代詩選集《青丘風雅》時，在序文中將之概括爲“麗之中葉，專學東坡”八字。由此，直到現代韓國文學史上，高麗中葉到朝鮮前期的文壇風貌，依舊被評價爲“東坡崇尚（東坡風）”。
那麽，專學東坡文學的風尚，即“東坡風”是何時在高麗文壇形成，又爲何盛行就成爲了當前需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基於此，本文將探討東坡文學在高麗文壇最初的接受過程，以及對“東坡風”的成因展開論述。
一 高麗金氏兄弟“命名説”新探
在高麗文學，乃至韓國漢文學史上，東坡文學的影響和接受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大多引用金富軾（1075—1151）和金富轍（金富儀，1079—1136）兩兄弟的名字，並以此論證東坡詩文的接受時間和過程，從而簡單得出蘇軾其人在生前便已被高麗文人所熟知、其文集也早已傳入高麗的結論[2]。
從“命名説”的角度論證蘇軾兄弟聞名海外，主要是根據北宋徐兢（1091—1152）所作《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仁宗元年（宣和五年，1123），北宋派遣路允迪一行入高麗[3]，回國後，同行的徐兢整理了在麗朝一個月左右的記録，作《高麗圖經》，並於次年（1124）八月提交朝廷[4]。在該書中，徐兢多次提及高麗的重要人物，其中就包括金富軾。記録如下：
金氏，世爲高麗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多以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然博學强識，善屬文，知古今，爲其學士所信服，無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轍，亦有時譽。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云。[5]
金氏兄弟共5人，除一人出家外，其餘4人分别是富弼、富佾（1071—1132）、富軾和富轍，且皆於《高麗史》中有記載[6]。尤其因兄弟4人皆科舉及第，不僅其母受到國王嘉賜，也在當時高麗知識界引起了轟動，進一步擴大了家門在高麗當朝的影響力，而其中金富佾和金富軾更是揚名海外。金富佾曾作爲書狀官，於肅宗五年（1100）跟隨王蝦、吴延寵一行入宋，當時他代正使所作的表文受到了徽宗（1100—1125）的大力贊揚[7]。金富轍也在睿宗六年（1111）又以書狀官的身份，隨金緣、林有文一行入宋，所作《乞赴璧雍觀講表》亦受到徽宗的稱贊[8]。金富佾又於睿宗十年（1115）在八關會宴會上作《八關致語》，該口號後傳入北宋，受到了徽宗的極大關注[9]。之後睿宗十一年（1116），爲了答謝北宋所賜大晟樂，高麗派遣了李資諒、李永一行入宋[10]，金富軾則作爲書狀官同行[11]。在這次使行途中，金富軾代表使節團創作了大量的表、狀文書（見《東人之文四六》），展現出極高的文學才能，並爲北宋知識界所熟識。因此當仁宗元年（1123），北宋使臣路允迪一行訪問高麗時，金富軾作爲同接伴使，直接接待了北宋使節團[12]。
綜上，在當時的高麗，金富軾兄弟三人在對北宋外交來往中，充當着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北宋使節團也自然在此過程中，認識到金氏兄弟在高麗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尤其金富軾和金富轍二人的姓名，很容易讓時人聯想到北宋政界和文壇的名人，即蘇軾、蘇轍兄弟。所以徐兢趁此機會，當面向金氏兄弟確認他們名字中的“軾”和“轍”是否有所用意，並非突發奇想。雖然徐兢並未明確，僅以“蓋有所慕云”一句帶過，但我們可以確定，其所慕對象分明就是指蘇軾、蘇轍兩兄弟[13]。
根據徐兢的記録，我們可知蘇軾兄弟的名聲在金富軾兄弟出生前便已經傳入高麗，目前學界也多以此論證蘇軾詩文集傳入高麗的大體時間。但是，在引用《高麗圖經》之前，有幾個問題還需再加以討論。
首先就是徐兢稱金富儀爲金富轍這一點。《高麗史·金富儀列傳》中記載，金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14]。如此可知，金富轍後來改名爲金富儀，但其改名的具體時間卻不明確。通過《高麗史》我們可以找到相關線索。
徐兢一行到達高麗的後一年，即仁宗二年（1124），高麗向北宋派遣了以李資德爲首的答謝使節團，此時金富轍也作爲副使同行，《高麗史》中記載爲“御 史中丞金富轍”。《高麗史·選舉志》仁宗六年（1127）條，記爲“金富轍同知貢舉”；仁宗七年亦記爲“令大司成金富轍”。綜上，至少在此時，金富轍還未改名。但在仁宗十一年，其名稱便改爲“使翰林學士承旨金富儀”。之後，同年8月《選舉志》中亦爲“禮部尚書金富儀知貢舉”。如此可見，在《高麗史》中從仁宗十一年五月開始，便以金富儀指稱金富轍了。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十一年二月，册封王子“徹”爲王太子[15]。所以，可以推定金富轍因與太子名字發音相同，出於避諱的目的，將“轍”改爲了“儀”。這樣，在徐兢訪麗之時金富轍還未改名的背景之下，他才據此提出了該問題。
其次，如果説金富軾兄弟的名字來源於蘇軾兄弟，金富軾於文宗二十九年（1075）出生，當時蘇軾爲40歲，金富轍於文宗三十三年（1079）出生，蘇軾爲44歲，蘇轍爲40歲。那麽金氏兄弟的父親金覲又是何時、通過怎樣的方式得知蘇軾兄弟二人的大名聲後，爲自己的兒子二人起名呢？針對該問題，前人的根據大體一致，即如下文所示的《高麗史·朴寅亮列傳》中的一段文字：
寅亮……三十四年，與户部尚書柳洪，奉使如宋……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見寅亮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16]
金氏兄弟之父金覲於文宗三十四年（1080）隨户部尚書柳洪等人一同入宋，他與朴寅亮二人在途中所作的詩文等受到了北宋時人的極高評價，後來甚至被合編爲《小華集》。然而，在金覲入宋的文宗三十四年，金富軾已經5歲，金富轍也已1歲。所以，金覲在入宋期間聽聞蘇軾兄弟名聲，回國後爲兒子起名，並不符合古人“子生三月，父親名之”的邏輯。换言之，將《高麗圖經》中的“來源”和《朴寅亮列傳》中的“背景”直接結合是不恰當的。
綜上所述，蘇軾兄弟的名聲應當是在金覲入宋之前，便已經通過某種方式傳入高麗，並爲文人所熟知了。也就是説，至少在文宗二十九年（1075）金富軾出生時，蘇軾兄弟已經揚名於高麗文壇了。那麽，蘇軾兄弟其人其事到底是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傳入高麗文壇的呢？下一部分將對高麗文人接觸和認識蘇軾的過程展開詳細考察。
二 杭州通判蘇軾與高麗使節團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1007—1072）任知貢舉掌進士科，時年22歲的蘇軾和18歲的蘇轍兄弟二人皆進士及第，從而名動京師。那麽，高麗文壇又是從何而知蘇軾兄弟之名聲的呢？
關於這一問題，則要從宋麗兩國恢復外交後，也就是文宗二十五年（1071）之後説起。宋麗正式恢復外交往來之前，非正式的國際貿易也是相當頻繁的。得益於此，北宋中央政治和文壇的相關近況，也在貿易往來過程中傳入高麗。而蘇軾作爲當時政界和文壇的名人，與其相關的信息傳入高麗的可能性很大。此外，還有一群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歸化高麗的北宋知識分子。
《高麗史》中記載，文宗十四年（1060），北宋進士盧寅歸化高麗，並被任命爲秘書校書郎[17]；文宗十五年（1061），陳渭、蕭鼎、蕭遷、葉盛等人又歸化高麗[18]；文宗二十二年（1068），慎修、陳潛古、儲元賓等人自稱北宋進士，欲歸化高麗，文宗爲了測試他們的實際水準，命太子以詩賦試之[19]。如此，即使通過以上不見於北宋文獻中的記載，我們很難把握到他們在當時信息傳播上的實際作用，但考慮到當時蘇軾的身份地位，也足以判斷出，北宋政界和文壇的核心人物——蘇軾其人其事很可能已經通過這些北宋歸化文人傳入高麗。下文將結合宋麗正式外交來往的史料，分析高麗文人是如何接觸蘇軾及其詩文作品的。
北宋建國之初，高麗便與之積極建交，但顯宗二十一年（1030），以民官侍郎元頴一行最後一次入宋之後爲標誌，宋麗之間斷交長達40餘年。北宋神宗（1067—1085）繼位，開始嘗試改變對麗外交政策，並於熙寧元年（1068）及三年（1070）兩次派遣黄慎入麗，詢問兩國復交事宜[20]。高麗則積極回應，並於文宗二十五年（1071），派遣金悌一行入宋[21]，從而兩國關係邁入正常化，國家層面上的互派使臣也步入正軌。
使臣互派則直接促成了宋麗上層知識分子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正因如此，高麗也能更快掌握北宋文壇的動向。對於回國的高麗使節團來説，整理出使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和經驗是必須的；而對於即將出使的高麗使節團而言，了解以往使臣入宋時所收集到的信息則是使行的基礎。尤其是，高麗使節團訪宋時經常購買北宋書籍，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文人文集。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推測，當時以文聞名於世的蘇軾蘇轍兄弟，其人其事其文早已在當時傳入高麗。實際上，在蘇軾本人的文集中，也留存有不少其與高麗使節團來往的事實記録。
元祐八年（1093），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中極力主張禁止高麗在宋購買書籍。在第一篇中，他首先提到了自己第一次與高麗使節團接觸的經歷。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却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22]
蘇軾任杭州通判期間，高麗使節團曾經經過杭州，但因高麗所遞交文書中未使用當時的北宋年號，蘇軾便將其退還給高麗，直到高麗修改使用了北宋年號，才予以通過[23]。自熙寧年（1068—1077）以來，高麗使節團因國事訪宋時，一般都是從明州登陸，然後利用運河北上汴京（大致線路爲明州→越州→杭州→秀州→蘇州→常州→潤州→揚州→泗州→宿州→南京（應天府）→汴京），歸途則反之南行。在此期間，高麗使節團所經過區域的地方長官都有接待義務，高麗使節團也會備禮相贈以示感謝，如蘇軾的文集中就收録有大量該過程中所作的文章[24]。綜上，我們可以確定，蘇軾在擔任杭州通判期間，也就是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寧七年（1074）九月之間[25]，曾親自接待過高麗使節團，而這也是文獻記載中，蘇軾首次接觸高麗使節團。
同時，考慮到高麗層面，在此期間曾派出2次使節團，分别是文宗二十五年（1071）三月從高麗出發，次年六月二十六日返麗的金悌一行[26]；文宗二十七年（1073）八月十六日出發，次年回國的金良鑑一行[27]。但金悌一行三月出發，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從通州登陆，八月便已經到達首都汴京[28]，也就是説當時蘇軾還未上任杭州通判。但金悌在回國時，則是通過“南路”（指經過長江以南的路線）返回，關於這一點，《陳輔之詩話》中有如下記載：
熙寧中，三韓使人朴寅亮作金山詩，其叙舊云前後詩云：“人不見山之爲金。”云：“萬疊佨岑天倚杵，一竿斜日水浮金。”[29]
朴寅亮當時是作爲書狀官與金悌同時入宋。通過以上記録，我們可以得知，金悌一行在當時有參觀過潤州金山寺，而潤州正是“南路”上的必經站點。前面説，金悌一行從長江以北的通州登陆，那麽他們在上京途中經過潤州的可能性則相當低，因此可以證明，朴寅亮的這條逸話是發生在高麗使臣的回國路上。
此外，熙寧五年（1072）日本僧侣成尋（1011—1081）入宋，在巡禮天台山和五臺山的過程中，留下了《參天台五臺山記》一書，其中偶然記録了高麗使節團的路徑和成員構成：
廿三日（壬申），天晴。陳詠來，與上紙三帖了，高麗船人來，告知日本言語。[30]
這是一條熙寧五年（1072）四月二十三日的記録，當時成尋一行入宋登録不久，剛到達杭州約10日，在此期間準備參拜天台山的相關手續。從前後時間上來看，這裏的“高麗船人”無疑正是金悌一行。這樣，可以判斷金悌一行是通過“南路”經由杭州，從明州出發回國的。
杭州是當時北宋相當繁榮的商業城市，又有大量的佛教寺院和名勝，因此高麗使節團在此停留，一面參觀遊覽，一面置備回國的必需品。尤其，作爲當時出版文化的中心[31]，杭州書肆發達，高麗使節團購買了大量的書籍。據史書記載，高麗使節團於六月二十六日回到高麗，那麽從時間上可以推測，四月二十三日正是高麗使節團在杭州準備回國物資之時。
而當金悌一行利用“南路”到達杭州之時，蘇軾已被任命爲杭州通判，所以他務必需要接待金悌一行，這樣也就才會發生之前蘇軾退還高麗文書那一幕。此外，《參天台五臺山記》中，記載有熙寧五年五月三日杭州官府發佈的牒案文書，其中就有“常博士真史館通判軍州事蘇□”字樣，通過這些記録，再加之蘇軾文集中有答謝當時高麗使節團的相關記録[32]，我們便能斷定，當時蘇軾已經擔任杭州通判一職了。
綜上，熙寧五年四月至五月，金悌一行回國途經杭州，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有了直接的接觸，但由於高麗使節團年號使用不當，反而在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小插曲。作爲舊法黨的核心人物之一，蘇軾極力反對新法黨的對外政策。面對受新法黨邀請訪宋的高麗使節團，蘇軾也自然持否定態度。但是有趣的是，與北宋文豪蘇軾初次接觸的高麗文人，也就是那份被退還的文書的作者，正是時任書狀官一職、且因訪宋期間所作詩文而聞名於宋朝的朴寅亮[33]。
次年（1073）八月，金良鑑一行從高麗出發，十月二十三日從明州上陸，之後也是利用“南路”一路向北，同年十一月十七日過汴口入汴京，再次年（1074）正月入朝拜見[34]。春夏之交，金良鑑一行又從汴京出發，沿“南路”一路南下，經明州出海回國。因此，以金良鑑爲代表的使節團也分明經過了杭州，並與蘇軾有過直接的接觸。
以上以金悌一行在熙寧五年（1072）回國時經過杭州，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之間發生的“年號”事件爲例，論證了在金富軾出生之前，以金悌、朴寅亮和金良鑑爲代表的高麗文人已經與蘇軾有過不可避免的直接接觸。换言之，從歷史記載的角度看，金悌一行入宋已經打開了高麗文人了解蘇軾的先例。因此，金覲於文宗三十四年（1080）入宋之前，已經通過8年前金悌一行的使行，充分了解到了蘇軾其人其事，甚至也不排除金覲參與其中。可以説，相比於金覲入宋，金悌一行入宋能夠更爲合理地説明金富軾名字來源於蘇軾。通過以往的使節團，金覲得知北宋蘇軾蘇轍兄弟之事，因此爲日後出生的兩個兒子分别起名爲“軾”和“轍”，無不包含着對於兒子的期待。而面對徐兢的提問，金富軾回答道“蓋有所慕”，大概也是知曉其父金覲的用意的。然而，通過高麗使節團與蘇軾的直接接觸，就判定蘇軾的詩文集也傳入高麗，這是不嚴謹的。下一節將詳細考察蘇軾詩文集的東傳過程。
三 蘇軾《錢塘集》的東傳
如前文所言，通過徐兢在《高麗圖經》中的記載，基本可以判定蘇軾的名聲在其生前便已爲高麗耳熟能詳已經成爲學界共識，亦有學者以此推測蘇軾詩文集在其生前亦已傳入高麗。但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未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蘇軾文集的東傳樣相，所以先行研究中也未就蘇軾詩文集的東傳問題展開過具體詳細的考證。但筆者還是在資料的收集整理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材料，可以對這一問題有所解答。
首先，元豐二年（1079），受“烏台詩案”的連累，舊法黨的蘇頌（1019—1101）亦遭受御史台的調查。當時，蘇頌作《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聞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以爲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説明當時的情況，並向蘇軾吐露自己的感情。其中第二首如下：
詞源遠遠蜀江流，風韻琅琅舜廟球。
擬策進歸中御府，文章傳過帶方州。（前年，高麗使者過餘杭，求市子瞻集以歸。）[35]
在這首詩的第四句中，蘇頌提到蘇軾的詩文已經傳到了帶方州（今朝鮮半島）。此外，在自注中他還提到，自己在杭州時曾親眼目睹了高麗使臣在集市上尋求、購買蘇軾詩文集。那麽，蘇頌在這裏提到的“前年”到底是何時呢？
根據歷史記載，蘇頌曾於熙寧九年（1076）正月到次年五月就任杭州知事，而其在詩歌中所提到的“前年”當指此時[36]。也就是説，高麗使臣在杭州購買蘇軾詩文集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内。對照《高麗史》，可以發現，這一時期高麗派遣的使臣，唯有文宗三十年（1076）工部侍郎崔思諒（又名崔思訓，？—1092）一行[37]。
崔思諒，初名崔思訓，文宗三十七年（1083）七月文宗駕崩，順宗王勳繼位[38]，爲避諱“勳”字，改“訓”字爲“諒”字[39]。因此，中國文獻中記載此次使行，仍稱其爲“崔思訓”。崔思訓一行自文宗三十年（1076）八月四日出發，九月便已到達明州並完成入宋手續。但由於引伴使臣對高麗使節團的沿途遊覽觀光行爲並不加以管制，以至於耽誤了上京路程。爲了防止日後使節團阻閉汴口，北宋朝廷於十月下令，催促其加快進程。高麗使節團一行則不得不加速，花費一個半月到達汴京，並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入貢[40]。如此推算，高麗使臣大約是在十月上旬經過杭州。
又據蘇頌之孫蘇象先記載，早在與崔思訓在杭州見面之前，熙寧元年（1068）十月蘇頌入遼祝壽之時，已與崔思訓有一面之緣[41]。這樣我們就可以確認，蘇、崔二人在杭州確實有過見面，同時也能證明蘇頌之注是真實可信的。但無法確認的一點是，崔思訓是在上京途中還是在歸國路上購買的蘇軾詩文集。
通過考察以上中國文獻，可以發現，在崔思訓一行歸國之時（1077），蘇軾的部分詩文集已經傳入高麗了。如前文所言，通過5年前（1072）從北宋返回的金悌一行，以及3年前（1074）回國金良鑑一行，高麗文人之間已經知曉蘇軾其人。次年（1075），金覲的四子出生，並爲其起名爲“軾”。由此可知，蘇軾在當時的高麗文人中已經具有相當的名氣。更者，崔思訓在宋朝購買蘇軾的詩文集，説明當時的高麗文壇對蘇軾詩文是有需要的，而崔思訓所做的，正是根據國内需求有計劃地購入其書[42]。
那麽崔思訓一行購入的蘇軾詩文集，到底是哪個版本呢？針對這一問題，我們作如下探討。
蘇軾詩文集在其生前便已有多個版本流行，其中除蘇軾本人親自編纂的版本以外，書坊或其追慕者也編有數種風格迥異的詩文集[43]。前面已經提到，崔思訓一行在北宋的停留時間是熙寧九年（1076）至熙寧十年之間，那麽首先需要考察這期間蘇軾的詩文集版本的流傳情況。
據《蘇軾年譜》記載，熙寧九年已經編成的詩文集有《南行前集》《南行後集》《應詔集》《岐梁唱和詩集》和《錢塘集》等。前後《南行集》是嘉祐四年（1059），即蘇軾24歲時編纂的詩文集，《應詔集》是25歲時的作品集，《岐梁唱和詩集》是29歲時與其弟蘇轍的唱和集，《錢塘集》則是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即熙寧七年（1074）前後，某書商爲營利而編纂而成的坊刻本[44]。這裏我們著重來看《錢塘集》[45]。
從《宋史·藝文志》中並未收録《錢塘集》，可見該本在刊刻不久後便已不傳，尤其元豐二年（1079）“烏台詩案”的直接導火索就是《錢塘集》。通過記録當時事件經過的《東坡烏台詩案》，我們可以知道該書的大概内容：
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猶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
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46]
通過上述記録可以看到當時蘇軾詩文集早已被刊行，並流傳甚廣。尤其御史台將廣泛流傳於街坊的“《元豊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三卷”作爲重要的證據録入《御史臺檢會送到册子》[47]。從該版本的詳細名稱來看，是以熙寧七年前後刊印的《錢塘集》爲基礎，添加了蘇軾元豐年間的作品[48]。
作爲“烏台詩案”重要證據，《錢塘集》早在崔思訓一行入宋之前便已流行於市。出版僅三四年便又加以增補再版，可見其人氣之旺盛。與之相比，其他四種詩文集，即《南行前集》《南行後集》《應詔集》和《岐梁唱和詩集》卻反而未引起更多的關注。從它們的出版情況來看，應該不是當時的易見本。但與這些版本不同的是，《錢塘集》完全是書賈爲營利而利用蘇軾的名聲所編選的通行本。因此，結合崔思訓一行的購買時間、地點，以及市場的流通程度來看，他們所購買的版本是《錢塘集》的可能性很高。
經過以上的考察，首先可以確定在蘇頌任杭州知事期間（1076—1077），高麗使節崔思訓一行在杭州有過購買蘇軾詩文集的經歷。同時，根據《烏台詩案》中所收録的上疏文，可以推測出當時所購詩文集應當是收集了蘇軾在擔任杭州通判期間所作詩文的《錢塘集》。蘇軾在40歲左右的時候，其詩文作品便早已傳入高麗，如此也就可知後世其詩文東傳之盛況。
四 餘論
綜上，隨着11世紀後期北宋新黨政權與高麗恢復外交關係，高麗使節團再次往返北宋，更加準確地把握北宋文壇的動向。使臣在往返途中直接接觸蘇東坡本人，並購置其詩文集歸國。12世紀初開始，高麗文壇逐漸形成了“東坡風”。李仁老（1152—1220）在《破閑集》卷下中，曾引用權適（1094—1146）詩文，對東坡詩文的東傳情況作了如下論述：
雞林人金生筆法奇妙，非晋魏時人所跂望。至本朝，唯大鑑國師、學士洪灌擅其名……宋人有以精嬚妙墨，求國師筆跡者，請學士權適作二絶，寫以附之，“蘇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爲灰燼，落落雄名安可焚。”亡其一篇。
大鑑國師坦然（1070—1159）以書藝聞名高麗，宋人向他求書之前請權適作詩一首。權適應之，並作七言絶句二首。在第一句中，權適用“蘇子文章海外聞”，叙述了東坡詩文東傳高麗的事實。緊接着以“宋朝天子火其文”，提及北宋禁毁東坡詩文一事的發生。實際上，在睿宗十年（政和五年，1115），權適曾作爲高麗選拔的五名留學生之一，入北宋太學留學一年半[49]。從政和五年秋到七年（1117）春，北宋政治上對元祐黨派的清算還在持續，而作爲元祐黨的核心人物之一，蘇軾更是如此，甚至其詩集和詩文刻板也皆被燒毁。而此時正在北宋太學留學的權適，自然能夠瞭解北宋政治上的動態，因此才能在詩中提及“天子火其文”的時代之相。但即使徽宗下令禁毁東坡詩文，已經傳入高麗的東坡詩文集也並未因此消失，而是成爲了高麗文壇“東坡風”的先兆之一。權適的詩，從内容上看，當作於欽宗上位、重新起用舊法一派的靖康元年（1126）之後。同時，考慮到權適的生卒年代，最晚不過仁宗二十四年（1146）。
實際上，從仁宗年間（1123—1146）開始，高麗文人頻繁引用東坡詩文，或是學習東坡文學的情況已相當常見。如金富軾在《惠陰寺新創記》以及《三國史記》“論贊”中，尹彦頤（？—1149）在《廣州謝上表》中均有引用東坡詩文[50]。此外，金永錫（1089—1166）於仁宗二十四年（1146），爲金龜符（1089—1146）所作墓誌銘中，也提到“自童戼手不釋卷，該博善屬文，得蘇子瞻體，詩尤奇麗”[51]。如此可見，在仁宗二十四年，高麗文壇已經存在“東坡體”這一概念。尤其金龜符作爲高麗有名的文人，誇贊蘇軾詩文有“奇麗”之感，可見當時文壇已經相當地把握了“東坡體”的具體特徵，進而也能看出，在當時的高麗，文人認識和學習東坡詩文的程度已經相當之高。
12世紀中葉以後，在各種詩文集中，以東坡的詩語爲典，或引用他的批評用語，或次韻東坡詩等行爲愈發常見，顯示出高麗文壇從内到外受到東坡影響之深刻。尤其毅宗二十四年（1170）的武臣之亂前後，東坡的詩文作品成爲了高麗文壇最重要的作詩學習對象，其詩文流行也日漸高漲。然而在此過程中，高麗文人的詩文創作中開始大量充斥着嚴重的模仿和剽竊問題。林椿（1148—1186）就曾提到“僕觀近世，東坡之文大行於時，學者誰不伏膺呻吟，然徒翫其文而已。就令有撏撦竄竊，自得其風骨者，不亦遠乎”[52]。李奎報也曾指出“雖詩鳴如某某輩數四君者，皆未免效東坡，非特盜其語，兼攘取其意，以自爲工”[53]。甚至這種風氣已經蔓延到科舉考試中，形成了“今年又三十東坡出”[54]的局面。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譯者單位：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系）
[1]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卷二十六《答全履之論文書》，《韓國文集叢刊》第1册，民族文化促進會，1990年，頁558。
[2] 韓國學界目前對蘇軾在朝鮮半島接受的專門研究有孫八洲《申緯의 學蘇研究》（《睡蓮語文論集》第11輯，1984年），洪瑀欽《蘇軾文學이 李奎報文學에 미친 影響》（《民族文化論叢》，1984年），尹浩鎮《韓國漢文學의 東坡受容樣相》（《中國語文學》第12輯，1986年），許捲洙《蘇東坡詩文의 韓國的受容》（《中國語文學》第14輯，1988年）等。此外，在一些高麗前期漢文學的研究論著中，如李慧淳《高麗前期漢文學史》（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2004年），卞鍾鉉《高麗朝漢詩研究——唐宋詩受容様相과 韓國的變容》（太學社，1994年），李鍾文《高麗前期漢文學研究——文藝意識과 詩世界를 中心으로》（高麗大學1991年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有提及蘇軾接受研究重要性的部分，但綜合來看，這些研究還有值得完善和補充的地方。
[3] 鄭麟趾等編《高麗史》卷十五《仁宗世家》：“仁宗元年六月甲午，宋國信使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來……秋七月辛酉，宋使路允迪等還，王附表以謝。”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頁300—301。
[4] 徐兢《高麗圖經》，《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宣和六年八月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謹序。”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頁3。
[5] 徐兢《高麗圖經》卷八《人物·同接伴通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
軍賜紫金魚袋金富軾》，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頁45。
[6] 關於金氏兄弟的具體人數，《高麗史》卷九十七《金富佾富儀列傳》中記載爲：“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轍。”頁158。但根據仁宗三年（1125）金富軾爲大覺國師義天（1055—1101）所作墓志銘中的記載，其分明還有一兄，即釋玄湛。參見《大覺國師文集·外集》卷十二《靈通寺大覺國師碑》：“師嘗召臣先兄釋玄湛，與之遊甚歡，相知之分非期牙，臣由是得以一謁……他日數稱之曰，湛師弟亦才士也。”建國大學校出版部，1974年，頁137。
[7] 《高麗史》卷九十七《金富佾富儀列傳》：“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爲嘏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内臣獎諭。”頁158。
[8] 金宗瑞編《高麗史節要》卷七：“秋七月，遣樞密院副使金緣少府監林有文如宋。書狀官直翰林院金富轍上表，乞赴璧雍觀講。帝答詔，有覬觀重席往詣横經誠悃備陳文詞兼麗之語。使還，擢富轍監察御史。”明文堂影印本，頁180。
[9] 《高麗史》卷九十七《金富佾富儀列傳》：“嘗製八關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悦，詔常用勿易。宋樂人夔中立，來投爲樂官。及歸，誦其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口號，誰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頁158。
[10] 《高麗史》卷十四《睿宗世家》：“己酉，遣李資諒李永如宋，謝賜大晟樂。”頁284。
[11] 《三國史記》卷十二《新羅本紀·敬順王》：“論曰……政和中，我朝遣尚書李資諒，入宋朝貢，臣富軾以文翰之任輔行，詣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頁104。
[12] 《高麗史》卷九十八《金富軾列傳》：“宋使路允迪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頁180。
[13] 此處徐兢並未直接提及蘇軾的名字，是考慮到徽宗年間（1100—1125）政壇在政治上對蘇軾爲代表的舊法黨施壓，王士禎就曾對此有過詳細解釋：“余昔閲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遊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虚云。”見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九，齊魯書社，2007年，頁4668。
[14] 《高麗史》卷九十七《金富佾富儀列傳》：“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頁158。
[15] 《高麗史》卷十六《仁宗世家》：“癸卯，臨軒册封元子徹爲王太子。”頁332。
[16] 《高麗史》卷九十五《朴寅亮列傳》，頁125。
[17]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癸卯，以宋進士盧寅有文才，授秘書省校書郎。”頁169。
[18]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丁巳，以宋進士陳渭爲秘書校書郎，蕭鼎、蕭遷爲閣門承旨，葉盛爲殿前丞旨。渭有文藝，鼎等三人曉音律。”頁169—170。
[19]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八月丁巳，命太子召宋進士慎修、陳潛古、儲元賓等，試詩賦於玉燭亭。”頁177。
[20]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秋七月辛巳，宋人黄慎來見言，皇帝召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發運使羅拯曰……（二十四年八月）宋湖南荆湖兩浙發運使羅拯，復遣黄慎來。”頁177—179。
[21] 《高麗史》卷八《文宗世家》：“三月庚寅，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禮物如宋。”頁179。
[22] 蘇軾《蘇軾文集》卷三十五，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頁995。
[23] 蘇轍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對此有更爲詳細的記載：“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淩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煕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蘇轍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華書局，1990年，頁1119。
[24] 《蘇軾文集》卷四十六中收録有《謝諸秀才啟》（據注底本原作《謝管設大使啟》）、《謝高麗大使遠迎啟》《謝副使啓》《謝高麗大使土物啓》《謝副使啓》《謝管設副使啓》，此外《文集》卷五十八中有《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25] 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卷十：“（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中華書局，1998年，頁214。又《蘇軾年譜》卷十三：“（熙寧七年）九月，移知密州。”頁284。
[26] 《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甲戌，金悌還自宋，帝附勅五道。”頁181。
[27] 《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丁亥，遣太僕卿金良鑑，中書舍人盧旦，如宋謝恩，兼獻方物。”頁185。
[2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通州言高麗使民官侍郎金悌等入貢至海門縣。”中華書局，2004年，頁5432。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六：“八月癸丑朔，御文德殿視朝。高麗使民官侍郎金悌至自通州。”頁5500。
[29] 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卷上《陳輔之詩話》“三韓使人金山詩”條，中華書局，1980年，頁293。
[30] 《新校参天台五臺山記》卷一，汪麗萍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8。
[31]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中華書局，1984年，頁116。
[32] 《蘇軾文集》卷四十六《謝高麗大使土物啓》：“伏審揚聆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頁1341。
[33] 參考鄭墡謨《北宋使行을 통해서 본 朴寅亮의 문학사적 위상》一文，載《韓國漢文學研究》第46輯，2010年。
[3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七：“明州言高麗入貢，上批：‘本州遣諳識海道人接引，轉運司委官用新式迎勞。’”頁6029。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時高麗遣使入貢，令自汴泝流赴闕。”頁6039。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九：“乙丑，高麗國進奉使金良鑑、副使盧旦見於垂拱殿。”頁6076。
[35]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十，中華書局，1988年，頁130。
[36]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三：“熙寧九年正月丙寅，以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知杭州……熙寧十年五月庚申，以知湖州右正言知制誥章惇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熙寧十年五月癸亥，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趙抃知杭州。”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76——77。
[37] 《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秋八月丁亥，遣工部侍郎崔思諒，如宋謝恩，兼獻方物。”頁188。
[38] 《高麗史》卷八十六《年表一·文宗·順宗》：“文宗三十七年，七月，文宗薨，太子勳即位，是爲順宗。”頁890。
[39] 《高麗史》卷九十五《崔思諒列傳》記載：“崔思諒，字益甫，海州人。”但未説明其改名經過。《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文宗三十二年五月庚子”記載：“遣工部尚書文晃、户部侍郎崔思訓，迎宋使于安興亭。”又“文宗三十五年十二月庚辰”條記載：“崔思訓爲中樞院知奏事。”如此可知崔思訓在文宗三十七年（1083）改名一事。此外《高麗史》卷九十五《李資諒列傳》中有“資諒，初名資訓”的記録，同理推測，李資諒在此時爲避諱而改名的可能性很大。
[4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八：“冬十月甲申朔，上批：‘高麗使至明州已久，慮引伴使臣縱其國人所過遊觀，以致留滯，將來阻閉汴口。宜密指揮依前來所在住留日數，毋得稽程。’”頁6793。
[41] 蘇頌《蘇魏公文集》附録一《丞相魏公譚訓》卷二《家世》：“祖父知杭州，高麗貢使崔思訓過郡相見。謂接伴（忘其名）曰：‘蘇公誰之後？’高以實對。崔歎曰：‘府公厚德重望，大儒之後。昨奉使北朝，常見其風采，令人仰歎不已也。’”頁1129。又《蘇頌年表》記載：“宋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元一○六八年、四十九歲，送契丹使回，入奏，特蒙神宗訪問北遼事，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頁1261。同時《文集》卷三十收録有《前使遼詩》《和國信張宗益少卿過潭州朝拜信武殿》等使行詩歌30餘首。
[42] 郭若虚《圖畫見聞誌》卷六《高麗國》：“熙寜甲寅（1074）歲，遣使金良鑒入貢，訪求中國圖畫，鋭意購求，稍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百餘緡。丙辰（1076）冬，復遣使崔思訓入貢，因將帶畫工數人，奏請摹寫相國寺壁畫
國，詔許之。於是盡模之持歸，其模畫人頗有精於工法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156—157。該引文中描述了高麗使節團在北宋有意圖地購買各類畫作的景象，甚至爲了描繪北宋的風物，而有專門的畫家同行。由此推測，很大程度上，崔思訓一行購買蘇軾詩文集也是有意之舉。
[43] 詳見村上哲見《蘇東坡書簡の傳來と東坡集諸本の系譜について》，《中國文學報》第27册，1977年。
[44] 《蘇軾文集》卷五十三《答陳傳道五首》其二：“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録，祗以暴其短爾。某方病市人逐於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頁1574。
[45] 關於《錢塘集》的東傳問題，王水照先生較早在《蘇軾文集初傳高麗考》一文中有所論及，載《蘇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264—265。
[46] 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叢書集成初編》第785册，商務印書館，1939年，頁1—2。
[47] 《御史臺檢會送到册子》：“檢會送到册子，題名是《元豊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册内，除目録更不抄寫外，其三卷並録付中書門下。奏，據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爲作詩賦并諸般文字，謗訕朝廷及中外臣僚。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銑，爲留蘇軾譏諷文字，及上書奏事不實按并劄子二道者。”商務印書館，1939年，頁4。此外《蘇軾年譜》卷十八中亦有相關記載，如“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攝蘇軾前來御史臺。罷湖州。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言蘇軾謗訕朝政，御史臺檢會送到《錢唐集》，乃詔知諫院張璪及李定推治以聞”。頁446。
[48] 《蘇軾年譜》卷十三：“倅杭近三年，人爲編、刻蘇軾所作，曰《錢塘集》。入元豐後，有所增益。傳世甚衆。”頁291。
[49] 《高麗史》卷十四《睿宗世家》：“（睿宗十年，七月）戊子，遣吏部尚書王字之，户部侍郎文公美，如宋謝恩兼進奉，仍遣進士金端、甄惟底、趙奭、康就正、權適等五人，赴太學……（睿宗十二年，五月）丁巳，李資諒還自宋，進士權適、趙奭、金端等，偕資諒還。”頁278—287。
[50] 《東文選》卷六十四《惠陰寺新創記》：“宋煕寧中，陳述古知杭州，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乃命僧仲文子珪辨其事，蘇子瞻記之。”民族文化促進會，頁399—400。又《三國史記》卷十二《新羅本紀·敬順王》：“論曰……昔錢氏以吴越入宋，蘇子瞻謂之忠臣。”頁104。又《東人之文四六》卷十二《廣州謝上表》（《高麗名賢集》第5册，大東文化研究院，1980年，頁143）：“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偶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尚譊譊之若此，況彦頤孤危之跡，遂默默而已乎。”
[51] 《續高麗墓誌銘集成》，《金龜符墓誌銘》，翰林大學校出版部，2016年，頁46。
[52] 林椿《西河集》卷四《與眉叟論東坡文書》，《韓國文集叢刊》第1册，民族文化促進會，1990年，頁242。
[53]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卷二十六《答全履之論文書》，頁557。
[54]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卷二十六《答全履之論文書》，頁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