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独秀落难

次日晚，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去新世界，李大钊、王星拱、程演生等去城南游艺园。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悄地等待着伏击他们。原来，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京师警察厅和京师卫戍司令部的头目大发雷霆，严令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布下暗探。

新世界里人头攒动，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陈独秀三人一看，不好下手。陈独秀悄声分工：“仲纯留在这里，我和永浩到屋顶花园去。”

屋顶花园在五楼，没有电灯，黑漆漆地不见一个人。陈独秀和高一涵走到边沿往下一瞧，四楼的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他俩各选了一个角落，把传单撒下去。传单犹如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往下飘，露台上一阵骚动。

这天，陈独秀穿着西服，戴着白帽。这身打扮在一群长衫大褂的人群中，当然惹人注目。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盯上了。

陈独秀正撒着，从暗处走出一个戴鸭舌帽的人，踱到陈独秀身边：“你在撒什么呢？给我一张看看。”

“我们正在唤醒民众，你也加入吧。”毫无防备的陈独秀边说边递给他一张传单。

那人口中应着，接过传单。屋顶光线暗，看不太清，他对着有光的地方看了一眼，马上说：“不错，就是这个。”他问道：“你这里多吗？”

“都撒完了，就剩这一点。你需要很多吗？”陈独秀问。

鸭舌帽不接他话茬，继续问：“你这传单是从哪来的？”

陈独秀一听，这才警觉起来：“你问这干吗？”

鸭舌帽又厉声追问一句：“我问你这传单是从哪来的？！”

陈独秀知道不妙，转身欲走。

鸭舌帽一挥手，朝黑暗处吼道：“你们过来！”

“呼啦”一下，暗处蹿出几个彪形大汉，不容陈独秀反抗，一把将他死死摁住。

在另一个角落的高一涵，已经注意到陈独秀和鸭舌帽的对话，一看这情形，把剩下的传单往下一撒，急急往天桥走去。

鸭舌帽朝高一涵一指，大叫：“那边还有一个，快截住他！”两个探子朝高一涵扑过去。

高一涵拔腿就跑，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边走边机智地脱去长衫，丢掉草帽，到了一楼，往戏园狂奔而去。

戏园今晚上演的是京剧经典剧目《三岔口》，正演到摸黑打斗的情节。剧情很简单：一个武生为保护一个花脸，追到乡村小店，在夜晚和武丑扮演的店主人闹了误会，相互摸黑打了起来。灯火通明的舞台上，只有一桌两椅，两个演员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状态表现得惟妙惟肖。锣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疏，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气氛。观众一个个伸着脖子，紧盯台上，不时地大声叫好、鼓掌，顾不上理会身边的人。

高一涵往人群中一钻，若无其事地看起戏来。两个探子追到一楼，一看这情形傻了眼，只好恨恨地一跺脚，转身复上楼去。

高一涵惦记着邓初，挤出人群四下张望，发现邓初还在对过的台球场内，正埋着头发传单呢。高一涵急忙挤过去，扯扯邓初的袖子：“独秀已被捕，别发了，快走！”

年轻的邓初哪里肯信，白了高一涵一眼，嗔怪道：“我还没干完呢，你不要开玩笑！”说完，顾自发着传单。

高一涵一抬头，远远看到几个人正押着陈独秀下楼。陈独秀怕同伴不知道他被捕，一边拼命挣扎，一边故意大声嚷嚷：“这是什么世道啊，莫名其妙无故抓人，真是暗无天日！”

高一涵猛一拽邓初的胳膊。邓初也听到了陈独秀的声音，一个激灵，把剩下的传单往桌底下一塞，乖乖随着高一涵离开。幸亏周围人的注意力被陈独秀的声音吸引过去，没有留意他们，两个人顺利脱了险。

新世界布置着很多暗探，这些暗探有警察厅的，也有京师卫戍司令部的。一见抓到一个嫌犯，双方争夺起来。京师卫戍司令部人少，警察厅仗着人多势众，把陈独秀抢到手中，立刻推进汽车押解到警察厅。带到厅里一问，发现竟是一条大鱼，这些人如获至宝，连夜就派人抄了陈独秀的家，搜去很多书和信札。

落到警察厅手里，对陈独秀来说算是万幸。因为他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枪毙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的，假如落到段芝贵手里，段芝贵还能饶过他？

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被捕，成了中国当时的重大新闻，社会各界纷纷声援营救。孙中山与陈独秀素不相识，当时正在上海与北京政府举行南北和议。他警告北京政府代表许世英：“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当时，孙中山可谓是全国闻名的革命领袖，也是广州军政府的精神领袖。所以，他的话很有分量，为营救陈独秀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因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引导，阅读《新青年》后，十分崇敬陈独秀，视其为楷模，每读到陈文中的精辟论述，都整段抄在笔记本上，写上心得体会，从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都深受其影响。他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以繁体字“毛泽东”的笔画数，取“二十八画生”的笔名，撰写《体育之研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发表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后来，他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聆听过陈独秀教诲，从此与陈独秀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7月14日，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仿效《每周评论》，创办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毛泽东撰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充分表达对陈独秀的深刻了解和崇高敬意。文章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

要论最深切了解陈独秀人格魅力和思想价值的人，还是李大钊。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文中借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同期，还发表署名“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文中说：“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最干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何如？”

警察厅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素来仰慕陈独秀的才学和威望，加上几个安徽名流具名力保，以及社会各界的声援，便做个顺水人情，以“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为由，把陈独秀取保释放了。

9月16日，在受了3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

李大钊则献上一首《欢迎独秀出狱》，发表在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诗作分三段：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获释后，仍住在箭杆胡同9号。当局对他很不放心，要求他每月都要到警察厅，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还在他家附近增设岗哨监视，限制其自由，规定他有重大行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同时，旧派人物视他为眼中钉，恶毒造谣，称他去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此谣言最具杀伤力，使蔡元培也无法保护他。陈独秀虽然光明磊落，在两面夹击下，无力抗争，被迫脱离北京大学。

这时，华中地区几所大学邀请胡适作学术讲演，胡适因要陪在华的美国老师杜威，脱不开身，便转荐陈独秀前往，正中陈独秀下怀。因为南方政府要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汪精卫、章士钊等人，已多次函邀陈独秀出任筹办员。

1920年1月28日，陈独秀摆脱监视，秘密离开北京，乘火车于次日抵达上海，与章士钊等人会面，商议筹办西南大学的一些事情。2月2日，他乘“大通”号客轮离开上海，顺长江水路转往武汉。

2月4日，陈独秀抵达汉口。接着，他先后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堤口下段保安会等处，连续发表讲演，主张教育改革，宣扬社会主义。2月7日晚上，他乘火车离开武汉，于2月8日早上返回北京。

陈独秀的武汉之行，激起社会强烈反响。2月7日，武汉《国民新报》最先用大字刊出陈独秀的讲演重点。2月9日，《汉口新闻报》也予以报道。

2月9日上午，警察厅的一个头目翻开《国民新报》，看到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报道后，暴跳如雷：“陈独秀是保释之人，在京的行动尚受到约束，怎么可以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他立刻派人去传讯陈独秀。不知怎么搞的，命令传下去时，变成去陈独秀家查询其行踪。

这天上午，陈独秀正在家里写请柬，打算约几位朋友一聚。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门外站着一个警察，不由得吃了一惊：“警察先生，有何贵干？”

那警察上下打量一下他，客气地问：“阁下是谁？陈独秀先生在吗？”

陈独秀连忙说：“我就是，我就是。”

警察愣了一下：“不是说你昨天还在武汉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陈独秀心里“咯噔”一下，脸上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哪也没有去，一直在家呀。”

“咦？奇怪了，说你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呢。”警察摇摇头，叮嘱道，“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不能擅自离开北京。”

“好的，好的。”陈独秀连连说。

警察走后，吃过苦头的陈独秀知道大祸临头了，顾不上写请帖，简单收拾一下，拎起一个行李箱，溜出家门跑到胡适家，想避避风头。

就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时，胡适生怕自己受牵连，不敢在家居住，搬到北京饭店躲藏起来。北京饭店在东交民巷附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保护，成为“国中之国”，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这回，胆小的胡适一听陈独秀又惹了祸，吓得脸都白了，顿时慌作一团，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屋子里团团乱转，口里连连叫苦：“坏了坏了，大家都知道咱俩关系密切，在我家里是躲不住的，警察肯定会找上门来，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往这赶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陈独秀一看胡适这样子，知道投奔错地方了，想想也是，胡适树大招风，警察一定不会放过这里。他一拍脑袋：“对了，我找守常去！”

胡适一听，像捞到救命稻草：“对对对，守常办法多，事不宜迟，你赶紧去！”

陈独秀连忙离开胡适家，边走边四下张望，看有没有人跟踪，好在一路上没发现可疑人。

陈独秀料得没错，那个警察回去汇报后，上司已经发现传达错上峰命令，立即加派人手，火速前去捉拿陈独秀，自然扑了个空。

陈独秀一路小跑着，虽然天寒地冻，背上仍渗出汗来，待他敲开李大钊寓所门时，已是满头大汗。李大钊的妻儿长年生活在家乡河北乐亭县，他在北京是租房住的。看到陈独秀的窘态，李大钊赶紧把他让进屋，随即关上大门，拧了把热毛巾，让他擦擦汗。

听罢陈独秀的叙述，李大钊知道问题严重了。与胡适的胆小怕事不同，李大钊临危不乱，沉着冷静。

“仲甫先生，您先别急。”李大钊扶着陈独秀坐下，给他沏了杯热茶。他对陈独秀非常尊重，平时以师长看待，以学生自居，从不喊陈的名字，张口闭口总称“仲甫先生”。

李大钊接着说：“我这里来往人多，地方小没处可藏，难遮人耳目……”

未等李大钊说完，陈独秀霍地起来：“那我赶紧走，别连累了你。”

“看您想哪儿去了。”李大钊连忙按住陈独秀肩膀，双手把茶杯端给他，“我有个主意，抚五家比较宽绰，交通也方便，咱们先去他家暂避一避。您看妥否？”

“就听你安排。”陈独秀放下茶杯，站了起来。

抚五即王星拱，家在府右街12号。府右街因坐落于民国时总统府右侧而得名。从前，府右街南半部为皇城，北半部为中南海的一部分，民国二年（1913）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总统府西侧的灰厂夹道遂改名为府右街。

李大钊和陈独秀当即赶到王星拱家。几个人商议，在京城是不可久留了，趁警察还没展开搜捕，必须尽快出城。

如何出城呢？

“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城，那样目标太大。”李大钊沉吟了一会，果断地说，“这样吧，我去雇辆骡车，现在正是腊月，生意人忙于出城收账，我和仲甫先生就化装成收账的生意人。抚五，你给仲甫先生找几件衣服。”

“这主意好！”王星拱说。

“我一口南方话，一张口就露馅了。”陈独秀有点担心。

“这好办，”李大钊胸有成竹，“我扮作账房先生，您就扮作伙计，路上别开口，凡事我来应付。”

“抚五乃一介书生，家里哪里有伙计的衣服？”陈独秀有点发愁。

王星拱急中生智：“有了，我让家里的厨师找几件。”

厨师连忙找出一顶毡帽，又脱下身上油光发亮的坎肩。陈独秀套上一看，嘿，还真有点伙计模样。

计划停当后，李大钊先行告辞，回去收拾行装。陈独秀当晚就宿在王星拱家。

第二天一早，李大钊坐着骡车来了。乍一见面，陈独秀差点没认出来：李大钊一身账房先生的打扮，上唇两撇浓密的胡须没了。

李大钊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郑重地交给陈独秀：“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您把它藏好，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本入门之书，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一本英文小册子。他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陈独秀去日本留学前，一点日语也不懂，更不要说英语和法语。第一次留日时，补习了日语。第四次赴日后，专攻英语。3年后，便为群益书社编辑了一部4册的《模范英文教本》，可见他英文学习用心之深。待第五次赴日本时，又在东京进修了法语。

“记得去年4月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你发表了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部分段落，包括十大纲领。”陈独秀记忆力很好。

“对，去年我发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也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李大钊补充道。

“是啊，那篇文章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人中的反响很大啊。”陈独秀以赞赏的口吻说。

“过奖了。”李大钊摆摆手，“这本《共产党宣言》系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指导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南。”

陈独秀深有感触：“是啊，中国不能再盲人摸象了，这些年我们东突西奔，这主义那主义的没少信奉，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碰得我们头破血流。”

陈独秀当然知道《共产党宣言》的分量，他把它小心翼翼地裹在一件衣服里，藏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想了想，似乎觉得不妥，又取出书，掖在怀里，还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临别前，陈独秀两手抱拳，与王星拱互道珍重，转身上车。他和王星拱都有点感伤，因为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逢。事实上，陈独秀这一去，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车把式一抖缰绳，骡车拉着李大钊和陈独秀，朝着朝阳门驶去。

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