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几个师生模样的人走出浙一师的大门，南行出涌金门，向虎跑寺走去。在距离虎跑寺不远处，他们停住了。诸学生哽咽，而只有先生神情坦然：“从此没有李先生了，只有弘一僧了。”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出行，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场著名的送别。送行的是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告别的是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
这一场送别，对于丰子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终生难忘。从此，他与李叔同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从此，他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丰子恺二十一岁，他在浙一师读书的第四年，他最敬仰的李先生忽然就出家了。其时，李叔同三十九岁。1918年的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丰子恺与两位同学送李叔同到虎跑寺正式出家。李叔同穿上袈裟，剃了头发，等待择日正式受戒。后来丰子恺再去看望他时，见他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丰子恺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此前，李叔同曾有志于学道。1916年，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可以使身心得到更新，又说古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李叔同读后，决定照样去实行，便由校工闻玉陪同，到杭州虎跑大慈山定慧寺实行断食。断食十七天后，他自觉有“身心灵化”之感。后来，李叔同便学佛并正式剃度出家，成为僧人，法名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决定出家之前，从容地安排好了许多事情，不仅结束了在浙一师的课业，关于丰子恺的继续深造，他也做了安排。他把丰子恺介绍给1918年春来华的三宅克己、大野隆德、河合新藏等日本画家，让丰子恺陪同他们在杭州活动，又请夏丏尊教导丰子恺日文。
出家前数月，李叔同带丰子恺到西湖玉泉寺去看望程中和。程中和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亲去攻打南京，后来忽然悟道，看破红尘，将在虎跑寺出家为僧，先暂时住在玉泉寺为居士。丰子恺见到程中和时，见“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黑色的马褂，靠在栏上看鱼。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就觉得和他的名字‘中和’异常调和”。程中和，便是后来的弘伞法师。
李叔同在正式受戒之前，又与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擅长绘画的丰子恺和擅长音乐的刘质平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亲自在照片上题字：“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戊午四月十五日。”此为丰子恺留下的唯一一张与弘一法师的合影。
就在出家的前一晚，李叔同又叫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自己的东西分送给他们。
丰子恺得到李叔同亲笔自撰的一个诗词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缕曲》，是1905年李叔同将到日本时作。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那晚，李叔同展开手卷给丰子恺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又说：“此前尘影事，子姑存之，藉留遗念云尔。”丰子恺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只是“年幼无知，漠然无动于衷”。
丰子恺还得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莎士比亚全集》。李叔同当时对他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另外，他还得到了一包李叔同在俗时的照片。
让丰子恺倍感珍贵的是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善言懿行，凡数百条）。在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笔写了“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在送书前的某一天，他叫丰子恺和其他几个同学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并讲解“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的技术，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先器识而后文艺”，丰子恺自始至终记着李先生的教诲，毕生切切实实按照这个去实践。
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李叔同为何要出家。认识他的人都觉得甚为可惜，为中国艺术界少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可惜。
1919年，丰子恺在杭州见了弘一法师，后来返乡回石门湾，向母亲讲起了拜访弘一法师的事。又在橱内寻出他出家时送的一包照片来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辫子的，有穿洋装的，有扮《白水滩》里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里的马克的，有打扮成印度人样子的，有穿礼服、穿古装的，有留须穿马褂的，有断食十七日后的照片，还有出家后穿僧装的照片。在旁同看的几个亲戚都很惊讶，有人说：“这人是无所不为的，将来一定要还俗。”有人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之后，丰子恺又把这包照片带到上海，给立达学园的同事和学生们看。有许多人看了，又问：“他为什么做和尚？”
是啊，李先生为什么出家做和尚？这也是丰子恺内心一直在探究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悟出了先生出家的原因：李先生出家不是因为消极、悲观，而是“行大丈夫事”。丰子恺在许多文章中都讲到了这个观点，如在《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中写道：
我们的法师的一生，花样繁多：起初做公子哥儿，后来做文人，做美术家，做音乐家，做戏剧家，做编辑者，做书画家，做教师，做道家，最后做和尚。浅见的人，以为这人“好变”“没长心”……我的感想，他“好变”是真的……全靠好变，方得尽量发挥他各方面的天才，而为文艺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样，增不少的光彩。然而他变到了和尚，竟从此不变了……可见在他看来，做和尚比做其他一切更有意思。换言之，佛法比文艺教育更有意思，最崇高，最能够满足他的“人生欲”。所以他碰到佛法便叹为观止了。料他“不久要还俗”的朋友，现在大约也能相信我这句话：“佛法最崇高。”
当时，人们都以为李叔同是受了什么刺激，因而遁入空门。丰子恺却认为，李叔同出家是必然的。后来，他还用人生“三层楼”做比喻，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在厦门佛学会讲》中写道：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丰子恺看来，弘一法师“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第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第二层楼，于是爬上第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因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这个人生“三层楼”的比喻，是他对李叔同出家的精辟解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深懂弘一法师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真正是“行大丈夫事”。
送别李先生去往人生的更高境界，让丰子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更深一层的敬意与膜拜，这对他以后的艺术人生也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影响。虎跑送别，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迎接：迎接新的人生，探究艺术真谛。
1918年，弘一法师（中）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