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地动用国家财政与金融政策的转向
1992年以后，景气低迷越发明显，政府一改之前击溃泡沫的政策，重点从财政与金融两方面刺激经济。在此之前就采取将各种措施打包的一揽子经济对策。在泡沫经济时期，也多次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对策，这一情况在前文中已经论及。
1992年以后，政府反复实施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景气刺激财政政策及基于回调利率的金融政策。但是从结果来看，在景气并未真正恢复的迹象下，就迎来了1997年的经济危机。因此，围绕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的效果太过微弱”和“金融方面的对策下手太慢”等议论层出不穷。
1992—1996年的经济对策
此后，政府曾出台的提升经济景气对策头号文件，是1992年3月制定的“紧急经济对策”。在头号文件之后，日本几乎每年都会出台经济景气提升对策。表3-1中列出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对策一览表。通览1992—1996年的经济对策，可以发现一些特征性动向，我们将这些特征列举如下。
一是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严重性的相关认识日益加深——比如1992年3月的对策是“将处于调整过程中的我国经济，平稳地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但是1992年8月的对策是“我国经济停滞不前，资产价格下跌，正面临严峻局面”，金融方面则是“在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多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相应减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等问题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令人担忧”。
表3-1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对策一览表
注意：※部分表示结构性措施（法令修正等），无法明确其事业规模。
二是随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财政措施也逐渐增多，并开始大力宣传财政措施的效果——1992年的对策伴随着财政措施并行，在之后的政策中出现了“总事业规模××万亿日元”的字眼。“这项措施可将GDP增长率提高×%”的宣传也越发普遍。政府试图通过“采取巨额成本政策，期待巨大经济效果”的报道来缓解市场的不安情绪。
三是从内容中可以读出美方提出的扩大内需的压力——这一点从泡沫经济时期起就一直延续，1990年以后，美国仍然要求日本通过下调利率、大型补正预算、所得税减免等手段来扩大内需。这个时机也非常重要，日本政府于1993年4月13日确定了经济对策，4月16日举行了宫泽首相与克林顿总统的首脑会谈。在会上，宫泽首相就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进行了说明，而克林顿总统也对此做出了肯定评价。也就是说，经济对策在首脑会谈中起到了“伴手礼”的作用。
四是有了对日元汇率升高的对策意识——在日本，汇率一旦升高，就会在政府和民间引发“大事不妙”的骚乱，这已经成了日本的“保留剧目”。1990年上半年曾多次出现日元汇率走高的局面。1995年1月时，1美元可以兑换约100日元，5月上升至1美元兑换85日元，日元升值的速度扶摇直上。面对如此状况，1995年4月政府出台经济对策，对策的名称就叫“应对日元升值的紧急经济对策”。
金融政策的转向
1991年7月以后，金融政策一改以往击溃泡沫的方针，银行为了恢复经济景气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参照表3-2）。先后共调整九次，将6%的贷款基准利率最终下调至0.5%。
表3-2 金融政策的调整（1987—1999年）
从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时银行所发布的公文可以窥见，随着时间的变化，银行越发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1991年7月第一次下调时称“在景气水平依然居高的形势下，不能疏忽对物价形势变动的提防”，这与之前所述政府的“减速中扩大”的认识相同。1991年11月下调时“水平居高”的表述已经消失，1992年4月在第四次下调时表示“国内景气的调整趋势正在增强”，1992年7月第五次下调时则转变为“最终需求的增势在钝化，库存调整也慢了半拍，景气仍处于严峻的调整局面”。
那么这与击溃泡沫有何关联呢？在刚开始下调利率时，依然可以看出决策者对于地价的担忧。在第一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时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三重野行长对“多大程度击溃了泡沫”的提问作出如下回答：“（通过下调贷款基准利率）防止再次掀起土地的投机买卖，我们会格外注意土地价格的变动，在政策掌舵时会将这个问题始终放在心上。”
对这一轮下调利率，媒体一边倒地表现出对地价再次上升的忧虑。比如第一次下调利率时，《朝日新闻》的社论说：“对泡沫经济的纠正到底进展如何……虽然地价上升已经趋于稳定，但是依旧保持在高水平，这一现状在此无须多言。……希望此后对货币宽松务必慎重再慎重，虽然三重野行长已经不再扮演‘鬼平’的角色，但希望他在必要时，能保持再次回归‘鬼平’的姿态。”
第二次下调时也一样。在记者见面会上，面对“（通过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有没有地价泡沫死灰复燃的顾虑”这一提问，三重野回答：“和以往相比，对于土地神话的疑问在一点点传播开来。但到目前为止地价涨幅非常之大，还不到让大家以为地价已经基本平稳，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的程度。”
在泡沫经济开始破灭时，人们并没有产生“资产价格这样跌下去会如何”的质疑，而“搞不好资产价格会再次高涨”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但是，这种“事业总规模××万亿日元”的表述直接与财政支出项目和融资混在一起，还包括土地提前获取等本来不包含在GDP内的事业款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个数字很难被认为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