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与知识

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这200年一遇的转变，改变了我们对于悖论的看法。在工业社会，悖论是一种需要被消除的东西，它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想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泰勒提出用“科学”的方法和步骤组织及操作工作，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关于时间和动作的研究。事实上，其他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如流水线、自动化、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或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试图从工厂杜绝悖论的尝试。

与此同时，一个与消除模糊相似的尝试正在信息处理领域发生。深受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深入探究了人类解决问题与制定决策的本质，并创建了一套“信息处理机器”的组织观。因为人类处于有限理性的制约之中，组织不得不面对充满复杂性的现实世界，因此，这需要将现实情况分解为一个个足够小并且简单的信息，使每个信息只需要一个人操作和处理即可。西蒙认为，有效的信息处理的实现，需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组织结构专业化。

有关西蒙的观点的典型证明事例，是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汽车的制造步骤被分解成许多个简单的任务，每一名工人被分配了一个小任务。负责每一个任务的工人无须懂得别人做的是什么，也无须知道他的任务对于整体的汽车制造过程的意义。在工业社会中，将完整的全部过程分解成一个个小的任务或模块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使悖论从一种需要被消除和避免的事物提升为一种值得拥抱和培养的事物。矛盾、不一致、困境、二元性、两极、二分法和对立，这些特点不再与知识不相容，因为知识本身就可以一分为二地看作由两个相反的部分组成，即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显性知识能够用语言、数字或声音表达，也能够以数据、科学方程式、图形、录音带、产品说明或者手册的显性形式进行分享，显性知识能够容易地以正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传播给个体。

隐性知识很难可视化与表达。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并且难以进行显性化，这使个体很难与别人进行交流或者共享隐性知识。主观的直觉和预感都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这些都深深地根植于个体的行动与亲身体验之中，并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价值观和情感有关。

确切地说，隐性知识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技术”维度，是指一种非正式和难以准确描述的技能或工艺，通常是一种“秘诀”。例如，熟练的工匠或三星级大厨，有丰富的、能够信手拈来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在多年经验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他们也常常很难阐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背后的技术或科学原理。来自个体亲身体验的高度主观性与个人的洞察力、直觉、预感和灵感，都属于这一维度。

隐性知识包含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认知”维度，这个维度由信念、知觉、理想、价值观、情感和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组成，这些内容往往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虽然它们很难被表达出来，但是这一维度的隐性知识却塑造了我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

知识不是显性化的，也不是隐性化的，因为它兼具了显性化与隐性化的双重特点。从本质上讲，知识是矛盾的，因为它由两个对立的事物所组成。

自柯林斯（Collins）和波拉斯（Porras）在近十年前创造了“和的天才”[4]以来，如何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能力，便一直处于管理文献研究的中心位置。换句话讲，就是找到一种能够同时拥有A和B两个对立事物的方法。成功的企业，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能够经营得非常出色。[5]它们既进行持续性改进，又从事颠覆性技术。[6]它们既追求产品与流程方面的创新，又注重商业理念的创新。[7]它们既保留了核心，又促进了进步。[8]此外，它们在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同时，也追求速度经济，并能够同时做到既控制又独立、既高效又创新、既本土化又全球化。

为了在当今这个动荡又复杂的时代取得成功，企业不仅需要接受一组对立面，更需要同时接受大量的对立面。我们从管理文献中无法清楚了解的是，面对这些对立的存在，企业应当如何着手处理。在这方面，理解辩证法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