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

欧洲最早的纸币（Paper Money）出现在1661年，由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开始发行纸币。英格兰银行最初发行的纸币，其金额大小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统一印制相同面额的纸币。一般来说，中国被认为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北宋年间，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出现了“交子”，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为什么在中国北宋年间会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呢？这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呢？这和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当时特殊的时代需求关系密切。其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当时的商贸活动频繁，经济发展水平高。从全球范围来看，一般认为北宋时期（960～1127年）中国的经济水平要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例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汴京的城市风貌和繁荣的城市经济。北宋时期的四川是盐、茶叶和丝绸的重要产地与集散地，当地工商业非常发达，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这一点非同寻常。发达的商贸活动必然对便捷的交易媒介形成强大的需求，纸币的问世呼之欲出。

第二，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出现。纸质货币的问世显然离不开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诞生。中国在东汉年间发明了造纸术，到了北宋年间出现了活字印刷术，这为纸币在中国北宋年间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准备。此外，出于防伪的需要，对纸币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否则就会假币泛滥。

第三，传统的铁钱不适合四川地区异地贸易和结算的需要。北宋初年的四川，由于铜料的缺乏，当地主要流通的是铁钱，这种货币体积大、重量重、价值低，当时铁钱仅值铜钱的1/10到1/5，按照当时的价格，如果到市场上买两斗米，要携带30斤以上的铁钱，这与物物交换已经差别不大了。此外，铁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很容易氧化生锈而丧失价值。因此，铁钱不易被保存，这也是铁钱被取代的重要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铁钱的弊端日益显现。中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登上了历史舞台。

3.3.1　宋朝的交子：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

四川是中国纸币——交子的发源地。当时四川的特殊地理条件使其经济相对独立。在丝绸和茶叶贸易盛行的背景下，北宋时期当地的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使得货币需求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北宋初年，四川地区佛教兴盛，不仅表现为到处摩崖石刻佛像，而且大量用铜铸造佛像和宗教器具，这使得用于货币流通的铜供给不足。公元950年，为了弥补铜钱的不足，四川地区的蜀国开始铸造铁钱，形成了铜钱与铁钱同时流通的双币体系。铁钱体重而价值量低，市场流通不便，于是四川的民间富商开始联合发行被称为“交子”的货币。

当时的商人们把铁钱交给交子铺户，交子铺户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填写好金额，再交给商人，同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楮纸卷就是交子，上面有图案、密码、画押、图章等印记。虽然此时的交子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纸币，但这非常类似英国历史上的金匠开出的黄金保管收据。商人交给交子铺户的铁钱就相当于交子铺户的准备金。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动用一部分保管的铁钱并不会危及交子的兑付，于是便开始印刷并投放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这一过程与现代意义的“现钞发行”原理几乎没有差异。异地商人将交子交还给交子铺户，这就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现金回笼”。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如果交子的流通量超过了社会需要的合理规模，那么也必然形成通货膨胀。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部分唯利是图的铺户，在大量发行交子之后关门歇业，或者动用客户存款经营其他买卖失败而破产。凡此种种，均导致交子无法兑现，引发诸多民间诉讼案件。于是，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益州（现在的成都）知州张咏实施了货币改革。一是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还规定了“交子”印制的技术标准，包括纸张、尺寸、颜色和格式等。此时，“交子”的发行开始获得政府的认可，但还不是由政府发行。二是发行大铁钱，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铁钱或者两个小铜钱。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四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准设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换言之，交子由私营改为官营，并严禁私人发行。“交子务”就是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政府机构，类似于现代的中央银行。“官交子”类似于现代的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从“交子”到“官交子”的变化，意味着当时这种纸币的发行权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官交子作为当时政府规定的交易媒介，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官交子还作为支付工具在政府财政收支管理中发挥了作用。

官交子每三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这里所谓的“界”是指期限，“一界”的发行额也就是三年内的最高发行规模为126万贯[7]，以本钱36万贯为现金准备，这相当于“官交子”的发行准备率为28%（即36/128）。“官交子”的券面额一般是一贯、五贯、十贯等，还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临时填写数额。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主要是官交子的材质（桑树皮为原材料）使用期限所致。然而，每界发行的新交子，却一定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旧交子，往往是按照更高的比例用新币兑换旧币。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一比五。如此设置兑换比例，自然是减轻了交子务的债务，为官交子的超额发行提供了可能，其结果必然是旧交子贬值，通货膨胀严峻。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宋朝与西夏党项爆发战争，朝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战争。为了鼓励商人们为边境前线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朝廷使用期票对商人们进行支付，当时的期票称为“交引”。“交引”可以在开封“榷货务”兑换成铜钱。“榷货务”是宋朝的市场交易管理机构，拥有管理政府专卖商品，为专卖商品发行“便钱”、期票和代金券的特权。“榷货务”不仅发行“交引”，而且发行食盐、烟和其他商品的代金券。期初，“交引”并没有固定面值，发行“交引”的商铺在上面填写金额，加盖个人印章。后期，宋朝发行了有固定面额的“交引”。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政府将“交子”改称“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发行新纸券“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发行单位由“贯”改称“缗”，一缗即为铜钱一千文。但是，因为不设置本钱（相当于没有现金的发行准备），所以随着发行额的增加，钱引的价值不断下跌。可以说，中国虽然最早诞生了纸币，但是在北宋时期，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3.3.2　元朝的纸币：世界上最早通行全国的纸币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由政府统一发行纸质货币的朝代，时间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元政府之所以在全球最早统一发行纸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政府管理的地域辽阔，使用纸币作为交易媒介，不仅便于携带，而且促进了商品交易。

元钞的发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七次下诏，统一钞法，其间元政府发行了“中统交钞”和“中统宝钞”。第二阶段：从元世祖末年到至正十年（1305年），元政府大量发行“至元宝钞”和“至大银钞”，元钞日渐贬值。第三阶段：从至正十年到元朝覆灭（1305～1368年），其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元钞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中统元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印制中统交钞，以丝为本。白银每五十两兑换丝钞一千两。由于当时全国各地发行的纸币只能在当地范围有限流通，因此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建议，限制中统交钞的发行规模，上限不超过万锭（一锭为五十贯）。中统交钞发行后，同年十月元世祖又发行了中统宝钞。中统宝钞以白银作为准备金，其面额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计者，共有九种，分别为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和五百文；一类是以贯计者，共一贯文和二贯文两种。中统宝钞问世后，中统交钞随即停止发行。这两种纸币的混合流通只有很短的时间，此后中统宝钞全部取代了中统交钞。中统钞不分界（即不分期限），不过，用中统钞兑换白银或者以旧钞兑换新钞，需要交工墨费三分（即工本费三十文）。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发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仍然流通。根据规定，至元宝钞一贯文相当于中统宝钞五贯文。截至彼时，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成为元朝的法偿货币。对于政府财政收支来说，诸如官吏的俸禄、军队的粮饷、朝廷的岁赐、赈灾的费用和百姓的纳税都用纸钞支付。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商品买卖、日常借贷都使用纸钞支付。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币制的举措，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政权割据情况下币制不统一的局面，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其之所以成功，原因如下。

第一，有充足的白银作为发行储备。在元钞发行初期，元政府实施百分百的发行准备制度，有多少白银，才可以发行多少纸币。

第二，设置专门的货币管理机构。在中央由户部主管，下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二库，分别管理贮藏、印制和销毁旧钞。在地方有诸路交钞提举司管理元钞。除此之外，元政府在中统四年（1263年），设立燕京平准库，次年又在全国各地建立平准库。平准库也称为“平准行用库”，或称“钞库”。设置平准库的目的是平抑物价水平，稳定元钞币值。若市面上纸币流通规模过多，政府则用白银收兑纸币，反之亦反。

第三，严格控制元钞的发行量。在发钞初期，元政府态度谨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设置元钞发行上限，如中统元年按照“印造交钞，不过万锭”的原则只发行了7万多锭。然而，在政权稳定之后，元政府常年出现财政赤字，用于敬鬼神、修寺院、赏赐方面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年收入的2/3。元政府的财政收不抵支，不得不挪用发钞的准备金（从至元十三年开始），年复一年，元钞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日渐严重。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的中书右丞卢世荣对当时的钞法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整治（彭信威，2007，第401页）：一是允许人们自由买卖白银；二是发行至元宝钞；三是大量收回流通中的纸币；四是广事牧畜，扩大生产，增加产品供给；五是设立平准周急库。平准库的作用原为通过白银和纸币的兑换以稳定元钞的购买力，将平准库扩大为平准周急库，使库存的白银除用于稳定纸币的购买力之外，还能以此向贫民提供低息贷款，最终达到稳定元钞价值、平抑物价的目的。

然而，卢世荣的一系列整改计划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同时元钞发行量逐年累积，虽然每年有一部分损耗，或者作为昏钞（残损券）送回平准库，但是每年的发钞量仍远高于残损量，因此流通中的元钞规模越来越大，无法保证元钞兑现白银，最终导致元钞这种货币制度名存实亡，元朝政权也因此倾覆。

3.3.3　明朝的纸币：封建强权下的盲动与掠夺

在明朝初期，流通中的货币有三类，分别是白银、铜钱和元代宝钞。其中铜钱又分为制钱、古钱和私钱。制钱是明政府官方铸造的铜钱，私钱则是民间私铸的铜钱，为政府法律所禁止。古钱则是唐宋时期的铜钱。为了整顿货币秩序，洪武皇帝朱元璋曾经计划铸造足够的制钱流通全国。但是，受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限制，明朝政府没有足够的铜原料大规模铸造制钱以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为此，明政府决定延用元朝的纸币制度，垄断发行本朝的纸币。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设立宝钞提举司（隶属户部），该机构类似于现代的中央银行。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诏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宝钞分六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大明宝钞的幅面大小有现在的A4纸那么大。当时的钞法规定：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钞1贯折合钱1 000文或银1两，钞4贯折合金1两。也就是说，黄金、白银、宝钞的官方比价为1两∶4两∶4贯。明朝政府规定，禁止百姓用黄金、白银买卖商品。百姓可以用黄金、白银向政府兑换宝钞，但是不能用宝钞兑现黄金、白银。同时政府还规定百姓缴纳税款是钱钞兼收，钱与钞的比例为3∶7。一百文以下则只用铜钱。

大明宝钞的发行是中国货币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标志着金、银从此沦为法律意义上的非法货币，结束了明朝初年银、钱、钞三币并行的局面，演变成为钞、钱两币兼行，形成以钞为主币、制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黄阿明，2016）。大明宝钞材质采用桑树皮，纸质呈青色，横题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其两侧有八个篆字：“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宝钞的下部印有：“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钱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十三年，中书省撤销，大明宝钞的印制和发行改属户部。宝钞上面的文字“中书省”也因此改为“户部”。明朝政府一方面采用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提高宝钞防伪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伪造宝钞者实施严刑峻法。在洪武十三年，明政府设立了“倒钞法”，在各地设行用库收兑大明宝钞的残损劵，实际上就是将破旧的宝钞更换成新的宝钞。不过，行用库很快罢用，其原因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先是，钞法既行，岁久有昏软者，因置倒钞库，听民换易，官收朱墨费三十之一。然细民利新钞，非昏软者亦揉烂，以易新者。上闻，遂罢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政府又印制和发行五种小钞，即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和五十文，票面幅面较小。

由于市场上流通的宝钞越来越多，其价值持续下降。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1贯钞只值250文钱；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1贯钞只值100文钱；到了明永乐五年（1407年），1贯钞只值12文钱——这还仅仅是官方规定的钱钞交易价格，实际上的交易价格还要低很多！

洪武二十七年，明朝政府还出台了另外一项政策，即禁止行用铜钱令。“令军民所有铜钱不许行使，尽行入官，依例给钞。”这一措施相当于废除了制钱的流通职能，全部收归政府所有。没有了兑换保障的大明宝钞很快大幅度贬值。明成祖继位后，宝钞流通不畅。“令诸有以金银贸易者，以奸恶论，告捕者以所易金银充赏，钞昏烂仍许入库换易，收工墨直。”到后来，为了保障宝钞的流通，永乐皇帝不得不下旨，交易若不使用宝钞，将判交易者死罪，并全家罚款后充军；有知情不报的，罚钞百倍；有偷偷降低钞票价值进行交易的，要罚钞万贯。然而，严刑峻法仍然无法抑制宝钞的贬值。

此外，在旧钞的回收方面，明朝也承袭元朝的做法，每贯宝钞收工墨费三十文，五百文以下递减。相比现在的钞票，大明宝钞的材质较差，长期流通后会出现票面残缺、污损、颜色变化、字迹模糊不清等情况，不适宜继续流通，发行机构需要予以收兑。宋代的交子流通三年，就需要收回，流通的期限也称为“界”。因为大明宝钞不分界（也就是不分期限），凡票面金额、文字可以辨认的宝钞都可继续使用，不许商家因为买家使用旧钞而提高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政府收税只收新钞，所以旧钞和破钞（也就是残损券）越来越多。事实上，民间百姓在交易时，旧钞价值最多只值新钞价值的1/3或者1/2（石毓符，1984）。

用现代货币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大明宝钞的特征如下。第一，大明宝钞是由政府财政部发行的纸币，发行过程没有任何发行准备，相当于完全的信用发行。相比较而言，元朝的纸币、北宋的官交子在发行之初都有发行准备。第二，大明宝钞没有规定发行数量的上限，是明朝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明朝政府发行的宝钞主要用于军事费用、俸禄、赏赐等财政支出，且回笼渠道（征收工商税等措施）回收的宝钞数量有限，因此宝钞的实际价值不断下跌，以宝钞标价的商品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第三，大明宝钞没有合理的兑换机制。大明宝钞只有单向的兑换机制，即允许百姓用黄金、白银兑换大明宝钞，但是不允许百姓用大明宝钞兑换黄金、白银。即使大明宝钞与制钱的兑现，也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价格兑换。第四，大明宝钞属于政府发行的纸币，与现代社会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纸币）在发行原理上完全不同。出于弥补赤字的要求，大明宝钞的投放规模大，回笼的规模太小。现代货币发行主要是基于信贷机制，也就是有借有还。当然，不是说现代的货币发行就不履行弥补财政赤字的职能。第五，政府在回收旧钞过程中要收工本费，导致新钞和旧钞实际价值不同。加之各级政府官员上下其手，破坏了收兑机制，致使市面上的宝钞越来越多，宝钞的贬值速度非常快，导致民怨沸腾，到了成化七年时，“钱贯值二三钱”。最终，到明朝正德年间大明宝钞不得不予以废止。

3.3.4　清政府的纸币：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喘息

清政府的纸币发行主要集中在咸丰朝。为何清政府会在咸丰朝发行纸币呢？这与当时国内糟糕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1851年1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咸丰帝从户部银库中拨付，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拨付现银用于军事开支。到1853年7月，清政府花费了总共近3 000万两的白银，非但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太平天国势力反倒是日益壮大，并定都天京（现在的南京）。清政府用于铸造制钱的原材料铜和铅，主要依赖云南和贵州两省供应，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因水运阻隔，难以运到北京。因此，制钱的生产规模受到严重影响，并影响到当时的物价水平。此时，清政府户部库银仅剩下29万两，财政危机一触即发。如何解决财政收支缺口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开启了捐例（也就是卖官鬻爵）、铸大钱[8]、发行“官票”和“宝钞”、征收厘金等方法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这里重点介绍“官票”和“宝钞”。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了户部官票，又称“银票”或“银钞”，以银两为单位。银票的上端用满汉两种文字印有“户部官票”四个字，还印有“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四周印有龙纹，票面盖有户部关防，并有“永远通行”方形满汉文合璧图记。按面额分为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和五十两等多种。同年12月，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和发行“大清宝钞”，又称“钱钞”或者“钱票”，以制钱为单位，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宝钞的格式与银票类似，钱数上钤“大清宝钞之印”满汉文合璧钤记。宝钞上端印有“大清宝钞”四个汉字。中间是“准足制钱若干文”，右侧写有“天下通行”，左侧写有“均平出入”，下面写有“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两千文抵换官票银一两”。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清政府的户部发行了两种不兑现的纸币，规定了这两种纸币的兑换价格，并且允许百姓用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纳税（事实上是否如此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清初规定各项税收银和钱的缴纳比例为银七成，铜钱三成。1733年之后，除小户零星及大户尾数的缴纳仍可使用铜钱支付外，各省的赋税[9]缴纳基本都使用白银（燕红忠，2019）。在官票、宝钞发行之初，清政府规定五成搭收、五成搭放。所谓五成搭收和搭放，就是在财政收入（百姓缴纳地丁银、关税、盐税等）和财政支出（如支付官俸和兵饷等）环节，官票宝钞的使用占50%，白银占50%。有的财政支出项目达到了20%支付白银，80%支付官票宝钞，如黄河的工程支出。当然，这仅仅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简言之，政府财政收入的过程也就是官票宝钞的回笼过程，政府财政支出的过程也就是官票宝钞的投放过程。事实上，各级政府官员在政府收入过程中少收或者拒收官票宝钞，在政府支出过程中多搭放或者全部用官票宝钞，然后按五成搭收、五成搭放的规则记入官方的账簿，从中渔利。各级官员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极大地破坏了官票、宝钞的信用。尽管清政府财政的收不抵支是发行官票、宝钞的根本原因，但政府官员在操作环节的违规操作，加速了官票、宝钞的贬值。到咸丰十年，在京城一两的银票市价仅值两百余文，而一两实银价值六千多文。钱票的贬值幅度更大，每千文的钱票仅值十余文。在官票、宝钞迅速贬值的同时，欧美等国的商人低价收购这些官票、宝钞，但仍然按五成的比例缴纳海关税，从中渔利。这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急令户部及各省收回和撤销所发行的官票、宝钞。随着咸丰皇帝的驾崩，历时不及十年的官票宝钞制度也结束了。

除此之外，官票、宝钞的发行与银行券的发行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官票、宝钞从发行之初就没有实行过发行准备制度。发行机构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官票、宝钞的发行机构是财政部，银行券的发行机构是银行（后来则是中央银行）。

专栏3-3

纸币——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专业术语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教材中，纸币被定义为“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强制行使并不能兑现的货币符号”（林与权，第229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者货币符号，但可以执行货币的部分职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资本论》2004年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51页）。目前，黄金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IMF在1973年宣布黄金的非货币化。那么，我们还可以这么理解纸币吗？人民币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人民币是不是纸币呢？告诉普罗大众，人民币不是纸币，这与其日常认知完全不符；如果承认人民币是纸币，又该如何解释人民币的发行与弥补财政赤字没有直接联系，与能否兑现也没有关系呢？

从汉字字面来理解，纸币就是用纸质原材料印制的货币。这个术语主要强调纸币的物理属性，而非经济属性。所谓纸币的物理属性，就是印制货币的原材料。但是，这个术语并没有区分发行纸币的是哪个机构。回顾历史，纸币的发行机构，既可能是私人部门，又可能是官方部门。从私人部门来看，既可能是金融机构，又可能是非金融机构。从官方部门来看，既可能是官方的财政部，又可能是官方的中央银行。从官方发行纸币的历史顺序来看，财政部发行纸币在前，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在后。此外，从纸币的生产机构来看，本质上纸币的生产与印制书籍、邮票等印刷品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生产工艺更为复杂而已。这个生产机构有的隶属于财政部，如美国和日本，有的属于中央银行管理，如中国。还有的国家将本国纸币的生产外包给国外生产企业，如尼泊尔最大面额的纸币1 000卢比就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生产的。

如果仅仅从物理属性来解释和理解纸币，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对纸币的分析呢？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货币的职能进行分析时，首先明确是以黄金为分析对象。了解了这一点，对于马克思的论断就不难理解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虽然英格兰银行已经诞生，但是中央银行制度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完全确立。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还是可以兑现黄金的。超额的银行券主要是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可参阅第1章）。这个时候的银行券的确是黄金的价值符号。然而，在当今时代，黄金早已非货币化，货币的发行机制也不仅仅局限于财政渠道。因此，纸币这个术语仅仅是从材质的角度对货币的一种界定，并不是从经济意义上对货币的恰当表述。

专栏3-4

日本军票：剥削占领区百姓的政策工具[10]

所谓日本“军票”（Military Payment Certif icate），是日本“军用手票”的简称，最初称为“军用切符”，是日本政府在进行对外战争过程中，在日军占领区发行并强制流通使用的货币。军票的发行是为了日军在当地征用战争物资，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先后多次发动战争，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先后发行过军用切符，供日军在海外使用。一战时期，日本出兵青岛后统一改称“军用手票”。之后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当中都大规模发行军票。

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11月17日，大藏大臣向内阁会议提出发行“军用切符”，作为日军在占领区流通的货币。日本内阁会议当天通过了这一决议。在印制的军票背面，用中文写有“此券为便于支出军费而发给，俟事完之后，每壹两准兑换现银日元壹元四拾钱”，货币单位沿用清政府当时的银两制度，采取十进位制，计量单位从大到小分别为“两”“钱”“分”“厘”。日本政府发行军票，其目的是将战争经费转嫁给占领区人民。虽然军票与日元存在固定的兑换比价，从表面上看，军票是日元的替代品，但是军票与日元做了很好的切割，军票只允许在日军占领区使用，这事实上隔断了军票与日元的联系，进而避免对日元的通胀压力。例如，日军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军费支出为5 000万日元，当时日本银行的准备金仅为9 000多万日元，如果这些开支全部由日本银行发行日元现钞进行支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的通胀。因此，军票的发行对于日本政府维持日元稳定和政局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0月，日本内阁决定发行军票以应付对华军费开支。11月5日，日军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在其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票。日本发行军票的目的是“一切军费的支付”。军票票面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的字样，面值有“壹钱”“五钱”“拾钱”，军票的背面有“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如有伪造变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应重罚不贷”（见图3-3）。就其本质而言，军票就是日本政府在占领区发行的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此前，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支付军费使用的是朝鲜银行券，上海派遣军使用的是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日本银行券。从此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日本银行券、朝鲜银行券、军票与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混合流通的局面。日本政府通过发行军票，在当地征收战争物资，压缩国民政府法币的流通范围（如低价强制收兑法币），曾经在我沦陷区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大量流通。之后，随着日军攻占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军票的发行也就延伸至当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同样采用了大规模发行军票的方式实施经济掠夺。

军票与日元的关系如何呢？首先，军票的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因此其价值取决于流通中军票的多少。其次，军票与日元保持固定比价关系，同时为了扩大在占领区的流通范围，发行了为当地民众所熟悉的不同券种。再次，要么通过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要么通过日本政府扶持下的当地傀儡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逐步收回军票。例如，1915年2月，日本政府以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回收在侵占青岛时期发行的军票。1941年1月，日本人扶持的汪精卫政府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该行发行了“中储券”。在上海等沦陷区，从1941年1月至1943年4月，法币、中储券和日本军票共同流通。从1943年4月开始，日本通过“中储券”来收回军票，其兑换比率为18元军票兑换100元“中储券”。

3.3.5　塑料钞票的问世：换汤不换药的戏法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塑料钞票（Polymer Banknote）。塑料钞票从研制到问世耗费了近三十年时间，直到1988年才正式问世。1996年澳大利亚开始发行塑料钞票，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塑料钞票的国家。传统的纸币一般采用棉纤维和亚麻纤维制成，长时间使用之后，纸币易污损，且容易传播细菌。塑料钞票比传统的纸币更加清洁、安全，且耐磨损。塑料钞票由聚合物制成，如聚丙烯（BOPP），这不是普通的塑料，而是一种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无纤维高分子聚合物，质地接近于印制钞票的纸张，而且无纤维、无孔隙、防静电、防油污、防复印。塑料钞票采用了在纸质钞票上无法实现的如激光穿孔、全息图像等高技术防伪措施。塑料钞票的制造成本虽然是纸币的两倍，寿命却是纸币的四倍。塑料钞票适合于气候潮湿的国家，不易浸水损坏，不易因为折叠而产生褶皱。塑料钞票还易于辨认，不粘尘、不吸水，其原材料可以循环再利用，十分环保。更重要的是，塑料钞票的问世还满足了各国中央银行对现钞防伪功能的需要。

2016年9月，英格兰银行推出5英镑面额的塑料钞票，这种钞票的背面印有二战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肖像，并有他在1940年5月13日英国议会演讲中的一句名言：“我所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toil，tears and sweat.）新版5英镑钞票正面是英国女王的头像，蓝色背景中隐藏着英格兰银行大楼。此外，还有与丘吉尔有关的其他细节，如英国议会大厦、显示时间为下午三点的大本钟、丘吉尔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牌、他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英格兰银行在2017年9月发行了新版10英镑的塑料钞票（印有文学家简·奥斯汀的肖像），计划在2020年发行新版20英镑的塑料钞票（印有艺术家J. M. W. 特纳的肖像）。除了澳大利亚和英国外，目前全球还有30多个国家使用塑料钞票，如新西兰、加拿大、罗马尼亚、新加坡、斐济、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以及智利等。中国人民银行在2000年发行了面额为100元的新世纪纪念钞，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行的唯一的塑料钞票。塑料钞票与纸币最大的差异就是币材不同，防伪效果更好。从经济关系的属性来看，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简言之，以中国历史出现的纸币为例，历史上既出现过私人部门发行的纸币，如北宋的交子和明清两朝山西票号发行的银票；又有中央政府（财政部）垄断发行的纸币，如清朝咸丰年间的官票宝钞（见表3-2）。有的纸币可以兑现金属货币，如交子；有的纸币不可以兑现金属货币，如明朝的大明宝钞，还有的纸币在发行之初可以兑现金属货币，后来却不可以兑现金属货币，如北宋的官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