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范军

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那么商务与中华无疑算得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也有专家将后二者比作并世而立、激烈竞争的出版业冠军和亚军。两家历史悠久、不断进取的老书局铸就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的丰碑，也形塑了出版文化的基本格局，其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关注企业制度对于现代出版业的重要意义，间接的因素是我本人的文化史学背景，直接的动因来自2003年开启的包括出版行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那时候谈文化、论出版，“转企改制”（或“改企转制”）、“现代企业制度”等成为热词。这期间，正是我从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转任社长不久（后来兼任董事长、企业法人代表），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转制”，如何“改企”，怎样发展。2009年在《大学出版》杂志发表的《略谈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几个问题》，即可为证。到次年11月，我所在的出版社也搭上了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第二班车。在挂牌仪式上我讲了这样两段话：“2010年是我们出版社的改革元年。此前，我们的体制转换、机制调整已经在稳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已实现多年，机构能设能撤更加贴近市场，收入能高能低也通过全员薪酬改革变为现实。旗下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的运作均已启动，几大对外合作项目成效明显。出版社的两个效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天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就要正式挂牌。增加的六个字含义深刻，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们将彻底告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出版模式，向着现代文化企业大步迈进。”老实说，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向这个新的方向迈进，当时心中并没有数。我想只有不断学习，多方借鉴，一方面可以向先行一步的优秀大学出版社学习，向其他办得好、转得成功的社会出版社取经，同时还应从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中汲取营养，向老辈出版家寻求智慧。这便有了从历史角度切入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整体性研究，有了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文化供应社的个案剖析，有了我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生在内的研究团队的系列成果不断推出。

与何国梅合作的《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的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撰写了《序言》，给予这项研究肯定和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们持续探究出版企业制度的信心。老人家写道：“我常说，好校长不如好制度，因为好校长终将轮换，但好制度则必然留存。出版社也是一样，出版家并非绝无仅有，但如果没有不断更新完善，形成一套相对合理而又稳定的制度，有些出版社虽然也曾经历过自己的鼎盛春秋，但仍难免出现过早陨落。”毫无疑问，一家出版社要成为“百年老店”，杰出的出版家固然重要，而好制度才是基业长青的根本。

欧阳敏考取硕士研究生是在2010年，正赶上我开始集中力量在“现代书业企业制度”这个领域发力。他很积极主动地加入这个团队，具体研究目标锁定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三年后他随我硕博连读，依旧以范围有所拓展的现代书业企业制度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并按时顺利毕业。其后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工作站从事研究，合作导师方卿教授很大气宽容地让他继续在自己熟悉和喜爱的出版史方向进行深耕。冬去春来，岁月如梭，一转眼就是十一二年过去了。勤奋踏实、不断进取的欧阳敏已由一个懵懂青涩的学生，成为了日益成熟、渐趋佳境的青年学者，在出版史学界崭露头角，且显示出学术上的实力与后劲。

现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是欧阳敏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当时，那本厚厚的毕业论文得到了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比较一致的好评，后来还被评为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老中华企业制度的专著，该书无论是在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学理的进一步深化、现实的进一步观照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就拿当年同样作为大型民营出版企业的中华与商务比较，虽然都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各有个性。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对外公关上两者都重视政商关系，中华具有更浓厚的官方背景，甚至有点官督商办的色彩。从内部管理来看，商务偏重于严，中华偏重于和。而同样也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开明书店，无疑带有更显著的“文化人办出版”的同人色彩。倘若将中华与商务、开明等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对比，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

欧阳君正值人生的阳春三月，学术之精进、成果之厚积薄发值得期待。就我所知，这部有关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成果是他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好企业需要好制度，好学者需要好心态。在这世风极端浮躁、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倘若欧阳君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开拓，稳步前行，就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研究老中华的专著最后能在鼎鼎大名的中华书局刊行，实在可喜可贺。欣喜之余，略缀短文为序。

202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