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洋人做了大清钦差：蒲安臣使团的欧美行

话说同治六年（1867）年底，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准备回国，因为宾主相处比较融洽，总理衙门特为他举行了一场欢送会。会上，蒲安臣对中方的热情也是十分感动，他一时嘴滑，说今后中国若遇与各国不平之事，他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他为使，也必尽心竭力，在所不辞。

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主持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奕訢听了蒲安臣这话后，立刻萌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既然蒲安臣有此好意，何不派他代替清廷出使各国？

事实上，当时的清廷在外交上确实遇到了困境，英法等国纷纷提出修约及觐见皇帝等要求，但对于西方外交制度与礼仪，清廷却是茫然无知。此外，地方重臣曾国藩、李鸿章也提出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各国考察，以增进朝廷对西方各国的了解。

然而，这事进入实际操作层面时，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在人选上，偌大的中国就找不到一个精通外语并能担当重任的人；其次，外交使团出使后，究竟该采用中方还是西方礼节，因为之前毫无先例，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正当奕訢及文祥（之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等大臣为之苦恼时，蒲安臣毛遂自荐，送上门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奕訢上奏朝廷，“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其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现美国卸任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虚妄。……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有了奕訢的张罗与铺垫，蒲安臣代表清廷出使一事遂告成行。正如奏折中所列的理由，由蒲安臣担任使臣，既能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实为一举两得的好事。

最起码，有蒲安臣在前面带路，指点迷津，大清的官员跟着去看看这世界究竟怎么回事，总比自己出去瞎转悠、胡乱摸索要强得多吧？！

说到这里，还得详细介绍一下本篇的主角——蒲安臣。

蒲安臣，182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新柏林，后随父母先后移居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1846年，蒲安臣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最初在波士顿做律师，后投身政治并于1853年成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当时，在美国争论最为激烈的“存废奴”问题上，蒲安臣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其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而其本人也是主张废奴的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1861年，在林肯总统就职后，蒲安臣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6年。

在华期间，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积极提倡者，经数年不懈的努力，中外各方对蒲安臣的评价甚高。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即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相比于英法等国的横暴，美国的对华态度让清廷感到满意，蒲安臣由此获得好感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由他出任大清外交使团的团长终究在面子上不太好看。于是，清廷又任命了两位总理衙门章京为交涉事务大臣偕同蒲安臣一起出国，这就是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因为两人官职不高，清廷又“赏加二品顶戴”，出去也风光些。此外，使团还带了随员、译员等共30多人，后者大多是同文馆学生，目的是出国学习历练，以备后用。

此外，因为蒲安臣是美国卸任外交官，而当时国际事务上最有发言权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奕訢担心若对“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因此，清廷又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海关税务司职员德善为“右协理”，一来可以平衡各方关系，二来在语言上也能提供相应的便利。

此前，清廷曾于1866年派退职知县斌椿率其子及三名同文馆学生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欧洲游历，不过那次更接近于观光旅行而非正式使团。这一次，蒲安臣使团算得上清廷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也可以说是清廷官员初次集体出洋，算是走出了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总理衙门在讨论使团任务时，其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礼仪上。五大注意事项中，有四条是关于礼仪的，只有最后一条才给蒲安臣加了个权限规定，即：“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这也算是一种没经验的表现吧！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一行三十余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美国。

按主权国家外交礼仪的国际惯例，蒲安臣为这次出行设计了一面旗子，如志刚记述的：“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这面旗子，大概算是宣示中华主权象征的第一面国旗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程后，蒲安臣使团于4月初抵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州方面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州长盛赞蒲安臣是“一个最年轻政府的儿子和一个最古老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则在答词中称，他这次的出使，表明中国已经走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临”。

由于当时美国东西部尚未通火车，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并于6月2日抵达华盛顿。之后，使团展开了忙碌的外交活动：3日，拜访国务卿西华德；6日，拜望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呈递国书（也是大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10日，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

在美期间，蒲安臣除了带领使团成员赴各地参观游历外，还以“中国代言人”的角色做了大量演讲。如6月28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维持中国的自主，希望保全它的独立，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的话，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蒲安臣鼓吹的“合作政策”很快有了成效。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蒲安臣条约》。

根据这一条约，美国承认中国为一平等国家并声明绝不干涉中国内治之权；此外，中国可派外交人员和劳工前往美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留学及在指定地设立学堂，各享受最优之国的待遇（即最惠国待遇）。

应该说，在未征得清廷同意的情况下，蒲安臣就签订这一条约有些自作主张了。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总理衙门虽对蒲安臣的越权有些恼火，但考虑到这一条约在大体上是平等互利的，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准予成立。

对于这一条约，蒲安臣本人还是十分满意的。8月21日，他在波士顿演讲时指出：

“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它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也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销了……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即租界）的人，总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和财产，而且还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人，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条约，承认了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都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

对于条约第八款“不干涉中国内治之权”的规定，蒲安臣在波士顿演讲时是这样解释的：“外国人在中国，总是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应何时修筑铁路，应何时架设电线，而事实上，他们是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当然，美国也从这一条约中获益良多，尤其根据这一条约所招募的廉价华工，解决了美国内战后修建横贯东西部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此外，《蒲安臣条约》对美国国内的排华运动也起到了相应的抑制作用。如《蒲安臣条约》签订后，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所颁布的如“辫子法案”“扁担税法案”等明显歧视华工的立法，最终都因违反条约而由联邦法院宣判无效或由联邦政府加以制止。

1868年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结束美国之旅，随后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

欧洲的首站是英国。在英期间，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这时，由于英国内阁改组，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于12月22日才会见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代表清廷就合作政策问题与英方交换了意见，其表示：西方国家应消除中国正采取倒退政策的偏见，因为这种轻率的和不友好的态度将让一切进步变得不可能，而列强自以为是的威胁口气和强暴态度，对中国人的感情起到的只能是伤害作用。

作为回应，克拉兰敦于28日发表一份照会，其中指出：首先，修约的主动权在英国政府，英国不会就修约问题对中国实施不友好的压迫，但中方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其次，英国政府希望同清廷直接接触，而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再次，在受到迫切的危害时，英国政府在保护侨民生命财产时将保留使用武力。

对于中外礼仪方面的冲突，英方照会也表示：“将新的制度及新的观念介绍给中国人民时，任何急速的步骤不仅可能引发混乱，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们绝不用不友好的压力施于中国的意愿，因为中国改进对外国关系过于急促的话，可能危及他们的安全或忽视了其臣民的感受。”

让蒲安臣有些失望的是，英方虽然对使团给予了一个主权平等国家的外交接待，但回避了同中国签署一个类似同美国所签条约的请求。或许，在英国人的眼里，蒲安臣终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官，由此也没有签署条约的权力吧！

1869年1月，蒲安臣一行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巴黎，之后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接见。由于当时英法结盟，法国在远东问题上与英国保持一致。因此，蒲安臣使团虽然在巴黎待了前后有半年多时间，期间也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也未能取得像美国同中国所签的条约，甚至连英国式的照会也没有。

1869年9月21日，蒲安臣使团离开法国前往瑞典，之后又赴丹麦、荷兰游历访问。1870年1月，使团前往柏林。经过短时间的会谈，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声明。

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离开普鲁士前往沙俄。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等人。让后者十分尴尬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而不是中俄关系，他对蒲安臣“中国使臣”身份的有意忽略，或许也折射出这次的访问不会有什么成果。

这时，意外之事发生了。或许因为一路上舟车劳顿，或许因为俄罗斯的严寒，蒲安臣在与沙皇会面后即一病不起，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仅过了一周时间，蒲安臣即在圣彼得堡“因公”去世，时年50岁。

据随行官员志刚报告：“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其中，志刚特别提到：病重期间，蒲安臣仍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的发展，“（蒲安臣认为）俄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

收到报告后，清廷为之嗟叹不已，随后令志刚等当即付给蒲安臣家人治丧银六千两，后又对蒲安臣本人“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蒲安臣去世后，志刚等人继续与沙俄交涉，但最终仍无果而终。俄国之行结束后，使团又相继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直至1870年10月18日，使团才返回上海，期间出访11国，历时两年八个月。出访结束后，志刚等人也留下了一些考察笔记，如《初使泰西纪》（志刚著）、《使西述略》（孙家谷著）、《欧美环游记》（张德彝著）等。

不管成效如何，蒲安臣的带队出访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奇特的一笔。在“洋钦差”的带队和搀扶下，晚清官员首次集体出洋，其在走向国际社会时的摇摇晃晃、小心翼翼之状，可以想见。当然，此举虽说是情势所迫，但外国人担任中国使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清廷对国际外交的懵懂和与国际社会的隔膜，也就可想而知了。

蒲安臣去世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如今，在美国旧金山及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前者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