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官场外的春天：大儒俞樾的教读与园居
同治九年（1870），浙江乡试发榜，杭州诂经精舍弟子19人中式，消息传出，浙江学界一片惊羡。要知道，古代科考最难就在乡试一关，因为秀才可以捐纳，但举人必须出自乡试，毫无通融余地。一个小小书院，竟在数千考生中夺得近15%的中举名额，这不仅在浙江，就是全国也有些闻所未闻了。
更让人惊奇的是，主讲诂经精舍的山长（古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竟然还是个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昔日官员——他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晚清著名朴学大师俞樾。这一年，距他上任诂经精舍山长只有不到2年时间。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俞家先世寒微，以务农为业，直至俞樾祖父俞廷镳时，俞家才耕读并重，家境有所好转。俞廷镳自幼读书，中秀才后屡败屡战，直到七十岁那年才算中举，但主考官考虑到其年纪已无做官可能，而以其高龄，皇上必恩赏举人，于是劝他将名额让出，以恩泽乡人后学，俞廷镳慨然允诺。
孰料报上去后，皇上只恩赏副榜，主考官很是抱歉，俞廷镳却极为豁达地说：“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这话，好像真是被天上文曲星听到了，俞家之后果然科运大开：俞樾之父俞鸿渐中举，俞樾及兄长俞林中进士……
到俞樾父亲俞鸿渐的时代，俞家已不事耕作，不过俞父中举后未能再进一步，其一生以游幕授馆为主。由于父亲长期游幕在外，俞樾幼时由母亲姚氏启蒙。姚氏来自浙江仁和望族之家，知书达理，有一定家学渊源。在其教导下，俞樾10岁前修完“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后进入私塾，经过5年的苦读后，他于16岁那年一击得中，博得秀才功名。次年，俞樾首次参加乡试，但只中得副榜第十二名。
道光二十三年（1843），俞樾兄长俞林率先中举，因为要赴京应会试，俞樾接替兄长前往江西玉山县令汪春生家塾授馆，这也是俞樾第一次出远门，见闻大增，收获不小。果然，次年恩科乡试中，俞樾高中浙江第三十六名举人。据说，俞樾按例去拜会主考官时，主考官颇为惋惜地说：“原本定第二名，但后来文中被看出了一点小毛病，所以被降为第三十六名，可惜啊可惜！”
且博高堂开口笑，明年兄弟赴公车。对此落差，俞樾倒还算淡定。中举后，俞樾兄弟仍须各地授馆，为生计而奔波，等到次年赴京会试，兄弟俩双双落榜。直到1850年，俞樾及兄长俞林才在会试中金榜题名。这一年，俞樾已是三十而立，但父亲俞鸿渐已等不到这天了。
古人常说，科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天下读书人何其多也，但会试三年一次（恩科不常有，另算），每次才三百余人，俞樾兄弟就得其二，也算是科场异数。据俞樾自述，他与兄长首次应会试时遇上奔车之险，无论车夫怎么控制，受惊的马硬是在路上狂奔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其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这次的会试，途中又碰上翻船，兄弟俩不幸落水，险些命丧黄泉。事后，俞樾说：“奔车覆舟是出门最忌讳的事，没想到两种都碰上了，看来我们不合适求取功名。”俞林则不以为然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这是我们金榜题名的好兆头！”这次，俞林猜中了。
按例，新科进士除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直接入翰林院为官外（授修撰与编修），其余二甲、三甲进士须朝考后分配工作。这一次，俞樾大出风头。朝考由礼部主持，题目为：以“淡烟疏雨落花天”为题，作诗一首并敷衍（铺陈发挥）成文。得题后，俞樾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破题，得主考官之一、礼部侍郎曾国藩激赏，在其力争下，俞樾名列第一。朝考虽非殿试，朝考第一也不能等同于状元，但这仍是极大的荣耀，俞樾也由此受恩于曾门。
朝考发榜后，俞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按《清史稿》的说法，“（庶吉士）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其例先后不一……凡留馆者，迁调异他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乡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而鼎甲尤所企望。”作为翰林院学员或说官员“职前深造班”，庶吉士尚不能算正式翰林，但作为进士中的佼佼者，其前途之远大，自不待言。
三年学习期满后，俞樾留馆为编修，成为正式翰林一分子。不过，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的说法，即所谓“红翰林”与“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指翰林可陪侍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恩典易得，前途无量；“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附带的孝敬当然必不可少），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相互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下不沾，坐困京城——苦熬人也。譬如后来的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没有额外收入，靠着45两银子的年俸，生活清苦到过年过节送给座师的贽敬只有2两银子（不能再少了），直到后来“把兄弟”袁世凯伸出援手，徐世昌才算是脱离苦海。
俞樾的运气还不错，他留馆后第三年（1855）即通过考试而被外放为河南学政。按常例，翰林获三年一次的乡试主考或副主考的差使，即可供十年之需；若得三年一任的学政之职，则一省秀才皆为其门生，只要生活不是太奢侈，其三年所得基本可供一生之需。按说，派为学政应属优差，但让俞樾没有想到的是，这差最后让自己搞砸了，河南学政一任竟成噩梦。
上任未及两年，在一些落榜生的肆意鼓噪下，御史曹泽弹劾俞樾在科考命题时割裂经义，有戏君、反君之意。原来，古代科考出题范围限于“四书”，为避免重复，一些考官便割取其中某句或半句为上半部分，再配上意义并不相关的下句为下半部分，配合而成考试题目，即所谓“截搭题”。
曹泽举出的三个题目是：君夫人阳货欲；王速出令反；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其中“君夫人”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最后一句“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阳货欲”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本来两个词不相干，在原句中的意旨也属正常，但放到一起后若望文生义地解读，难免让人想歪，这种给考生埋坑的做法，过于戏侮；第二个题目的出处，原文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有鼓动造反之意；第三个题目，原句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的“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则可理解为“无君而有我”，大不敬。由于此时正是太平军兵锋正盛的敏感时期，身为学政的俞樾不免犯了大忌讳，最终被清廷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此前，俞樾在科考与仕途上顺风顺水，这次的打击来得极为沉重。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让这种人生理想彻底破碎，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后，俞樾或许明白一个重要的人生教训：才学过人而自负轻佻，终将祸人害己。当然，也有人认为，俞樾之所以遭此重谴，原因是他不屑于官场应酬，得罪了上司与同僚，这才被迫下台；也有人说，河南学政衙门有一狐仙，俞樾到任后未去拜望，结果被狐仙捉弄，莫名其妙出了一些怪题目，结果惹下祸端。后一种说法，就更不足论了。
被罢官后，俞樾于1858年春携眷南归。为避安徽等地的战乱，俞樾一行人不得不绕行山东，之后在苏州赁屋而居。最初，俞樾暂居于饮马桥独学庐（系乾隆朝状元石韫玉故居的一部分，又称城南老屋），就此闭门读书，苦练书法。被官场扫地出门后，俞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特别由此带来的生计困窘，更是直接而现实。
好在当时的江苏巡抚赵德辙（驻苏州）与俞樾有数面之缘，他听说后者迁居苏州后，也曾登门拜访，并推荐这位昔日的翰林公前往松江主讲云间书院。云间书院设立于乾隆年间，名气虽说不是很大，但对于此刻有出无进的俞樾来说，不啻雪中送炭。
当年冬，石韫玉后人迁往京城定居，俞樾于是转赁经史巷五柳园而居。五柳园系石氏主宅，其间水榭楼台、林泉花木一应俱全，为一典型的江南园林庭院。由于石韫玉是乾隆庚戌年状元，俞樾是道光庚戌年进士，因而俞樾自认与此园颇为有缘。园中，俞樾最喜欢的是眠云精舍，在这里，他将之前曾读过的经书重新翻检，每有心得即以笔记之，其两部传世名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即在此初撰。
闲居读书写作固然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为战争所打破。1860年，李秀成率太平军连克常州、无锡等苏南重镇，人心惶惶下，俞樾只得带着家人仓促离开苏州。随着战争的不断蔓延，俞樾一家人从德清到上虞，从定海到上海，一路上连续奔波，生存尚且不易，读书就更谈不上了。
到上海后，由于江浙一带避难的人太多，俞樾一家竟找不到住宿之所，后来只得在黄浦江上租了一条船，于大风雪中度过年末除夕。新年过后，眼看于江上飘摇也不是个事，俞樾决心北上天津，寻找出路。此时的天津，虽然还算风平浪静，但经过这一年多的折腾，俞樾早已一贫如洗，生计都难以维持。无奈之下，俞樾只能拉下面子，一一拜访京津故友，看能不能谋一二差事。但是，经过英法联军掳掠之后，京津凋敝，故友或离或弃，好一点的也只能资助个数两银子，于事无补。
“旧日空囊已索然，斋厨危欲断朝烟。饔飧晨夕艰难甚，借到毋盐重利钱。”这年的中秋之夜，俞樾仰望天上的皎皎圆月，不禁感慨万千。12年前，自己金榜题名，拨入翰林院学习，前程似锦，访者如云；孰料12年后，自己被革职永不叙用，门庭冷落，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囊中易洗，年华易逝，坐困愁城中，昔日好友崇厚（时为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推荐他去修《天津府志》，但经费又迟迟不能下拨，空成望鱼之叹。
1865年，清军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南方局势日渐安靖。眼看北方也没什么机会，俞樾决定于当年秋天举家南返。出发前，俞樾听说李鸿章已被放为两江总督，于是试着给这位新贵写了一封信：
“樾侨寓津门，又将三载，今年承崇地山（即崇厚）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无经费，未能设局，不过从故书中抄撮，终朝伏案，劳而无功。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
昔日科考，除恩科外，乡试、会试均为三年一次，录取人数极其有限，因而同年中举或中进士的也就被称为“同年”，大家在官场上彼此有个照应。道光二十四年（1844）乡试，俞樾、李鸿章、崇厚分别于所在地中举，当属“同年”无疑。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也出自曾国藩门下，两人尚有“同门”之谊。对于俞樾的遭遇，李鸿章也有所耳闻，随后即复信推荐他到苏州去主讲紫阳书院。
得信后，俞樾夫妇欢喜异常，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重返苏州，如今归宿既定，一家人也就安心南下了。路过南京时，俞樾不免要前往两江总督署拜谢李鸿章，一叙同门之谊。初登权位的李鸿章此时正年富力强，礼贤下士，双方一见如故。席中，李、俞两人谈起所谓的“榜运”：当时都流传说，丁未年（1847）的榜运极好，而庚戌年（1850）的榜运极差；李鸿章是丁未年进士，同榜翰林中出任朝中卿相乃至封疆大吏的大有人在，而俞樾是庚戌年进士，同榜翰林却无人有此风光。李鸿章问俞兄是否相信“榜运”之说，俞樾只得苦笑道：“榜运不榜运的，谋事在人罢了。丁未科有李兄在，榜运如何能不好？庚戌科有我这样一人，如何好得了？”言罢，双方大笑，举杯而止。
对李鸿章而言，推荐俞樾前去主讲紫阳书院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后者来说，却是一家生计所在。要说起来，李鸿章尚比俞樾小两岁，但此时两人境遇已成天壤之别。虽说是酒席中的一时谈笑，但李鸿章的笑，是官场得意、事事顺风的矜笑；而俞樾的笑，则只能是对人生际遇无常的苦笑了。人各有命，世事难料啊！
俞樾南返后，由于战争的破坏，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城早已破败不堪，残砖断瓦，随处可见。此情此景，让俞樾感到十分揪心。当他快步走到6年前居住的五柳园后，这里果然已被夷为平地，昔日林园之美，早已荡然无存。
至于苏州紫阳书院，此时也已在战火中焚毁，好在当地还算重视教育，紫阳书院迁到一所老屋继续办学，俞樾一家才算是有了栖身之所。之后，俞樾潜于心学问，一边著述，一边读书，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同治五年（1866），俞樾开始正式教课，这也是战后书院第一次开课。这一天，江苏巡抚以下官员们都来院听讲，以示重视。课后，俞樾作诗记事：
春风绛帐对诸生，竟验前言徐子平。
批尾生涯从此定，居然还我旧文衡。
徐子平与俞樾为同榜进士，曾同在开封为官。俞樾被罢官之时，徐安慰他说，官场险恶，看来你也不是做官之人，不如精研学问，将来定可重掌文衡。所谓“重掌文衡”，即为书院之选，虽说这只是朋友的宽慰之语，但十年后却变成了现实。
紫阳书院主讲宋明理学，学生辈又多求功名的，尽管其中出过吴大澂、张佩纶、陆润庠等知名学子，但俞樾对书院并不满意。俞樾的学问，重名物而轻学理，重考据而轻言谈，常讲经世致用，学风朴实无华，世称“朴学”（又称考据学）。在他看来，科考文章不过是敲门砖，一旦侥幸得中，即被弃之不顾，于自身修养、社会功用乃至国家兴亡并无好处。
对此观点，曾国藩颇为推赞，他曾评点自己门下弟子：“俞荫甫真读书人，丁日昌真做官人”；“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樾字荫甫）。对于老师的厚爱，俞樾自是没齿难忘。1867年，俞樾往南京拜见曾国藩，师生相见，相谈甚欢。公务之余，曾国藩带幕僚们陪俞樾游览金陵风光，从玄武湖到古城墙，一路上师生们欢声笑语，意兴盎然。次年，曾国藩因公路过苏州，其不惜以两江总督之尊而亲自拜访俞樾租处，穷街陋巷，一时间车马喧哗，令俞樾感动不已。
太平军、捻军被相继平定后，清廷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史称“同光中兴”。在这段时期，俞樾的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他任教紫阳书院后，年薪白银400两，养家无虞。1868年，在浙江巡抚马新贻的邀请下，俞樾转任杭州诂经精舍，年薪白银600两，同时还兼管浙江书局，“笔墨生涯，比往年丰润”。如此一来，俞樾终于可以脱离俗务，专心学问与教读了。
除薪水外，诂经精舍的学风符合俞樾的口味也是其欣然赴任的原因之一。诂经精舍始建于嘉庆年间，历史不算悠久，但凭着踏实的学风而跻身于名书院之林（与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齐名）。与之相比，同省的崇实书院、紫阳书院、敷文书院就未免有些望尘莫及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诂经精舍不仅是重点大学，而且堪称研究院。历次浙江乡试中，如不出意外，诂经精舍往往拔得头筹。最厉害的一次，竟独得全省乡试中式名额四分之一（1902年，光绪壬寅科）。当然，会考试未必最成功，诂经精舍出的不仅仅是功名，更重要的是学问，而且是真才实学。对此，俞樾作为一院之长，当然是居功至伟。
有好环境，才有好学问；有了好的安居生活，才能诸事顺心。1869年，俞樾移居苏州马医科巷潘文恭旧宅。潘家旧宅共三部分，俞樾租住的是东宅，潘家自住的是老宅，还有一部分是西宅，但已焚于战乱而成一片废墟。1874年，潘家人有意售出西宅弃地。由于此前一直租住他人房屋，俞樾听说后便与夫人商议，最终凑钱将之买下，以建造属于自己的宅园，这就是后来的“曲园”。
1875年，曲园建造完工，俞樾一家人于当年四月乔迁新居，结束了多年赁屋而居的生活。新居之所以取名“曲园”，主要也是财力有限，所购地基于正屋之外，留给园子的面积有限，形同曲尺，因得此名。新屋落成后，师友庆贺，宅第左侧大门即悬挂着李鸿章亲笔题写的“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直匾，待客之厅挂的则是恩师曾国藩手书的“春在堂”匾额（写于8年前俞樾拜访曾国藩时）。
园子虽小，花木亭石，倒也一应俱全。转过春在堂的屏门后，便是一溜长的庭院，南北长十三丈，东西仅三丈宽。俞樾命人在此挖一水池，水池上建一小亭，小亭周围又堆了一座假山，周围则铺上青砖，种上花木，夏日炎炎清风徐来，中秋之夜邀友赏月，倒也不失为人间快事。转过假山，则是曲尺的另一角，东西长六丈，但宽只有三丈，俞樾在此建了回廊和一个小书房名“艮宦”，回廊前则栽种了几株大树，清幽透气遮阳，闹中取静，一举三得，正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
定居曲园后，俞樾生活安定，诸事顺遂，其著作也不断刊刻发行。如果说，《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奠定了俞樾的学术地位，之后陆续发行的多卷本《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则彰显了其深厚的学问功底。这些书籍，在各省读书人中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以至于远在四川的张之洞等人都写信给俞樾，邀请他出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由于路途遥远、老母年高，俞樾对此婉辞拒绝。不过，距离较近的上海求志书院和湖州菱湖书院则无法拒绝，俞樾虽然未必常驻讲学，但也不得不兼任了两院山长之职。
接任诂经精舍后，俞樾的惯例是每年春节后去杭州，天气热时回苏州消夏，重阳节前后再返杭授课，年末回苏度岁。随着年岁的增长，曲园夫人常年留在苏州，而俞樾在杭州的时间也日渐缩短，虽每年春秋各来一次，但勾留时日不定，少则一二十天，多则一两个月，弟子们均引以为憾事。
驻诂经精舍期间，俞樾通常住精舍“课院第一楼”，以至于弟子们都将此楼称为“俞楼”。每次回苏之前，俞樾都要在第一楼与弟子们置酒话别，后来演成惯例。1877年秋，俞樾在回吴前“自煮酒食招待诸门下”，“欢乐竟日”，诸弟子对乃师“赐食精舍”十分激动，其中弟子汪子乔用擘窠大字写了“俞楼”二字张于第一楼前，另有弟子王梦薇画《俞楼秋集图》以示纪念。对此，弟子徐琪认为老师来杭州这么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居所，于是与王梦薇倡议为老师“别建俞楼，为湖上添一胜迹”，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余三十多名弟子的赞同，之后便在孤山西麓“六一泉”旁觅得一地，筹资筑屋，以供老先生晚年休养。
开始建楼时，俞樾很是不安，他给弟子徐琪去信说：“今西北奇荒，方谋多方赈济，兴此不急之工，一不可也；露台为百金之屋，汉文尚且惜之，兹以我一人之故，致醵众人之资，二不可也；且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据此湖山胜地，三不可也。”但是，弟子们这次却没有遵从师命而是继续建楼。1877年底，俞樾挚友、长江巡阅使彭玉麟（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来杭，他见新楼规模偏小，于是又斥资加以增扩，并令手下军士在楼前植树种花，楼后叠石凿池，气象为之一新。
1878年初，新楼完工，彭玉麟亲笔题写“俞楼”为名。因苏州旧园缘故，“俞楼”又号“小曲园”（实际上比苏州曲园大上数倍）。落成之日，弟子们坚请老先生移居，俞樾拗不过，只好接受。当年二月，曲园夫人来到杭州，俞楼也就成了俞樾新的讲学之所而不再留居精舍“课院第一楼”了。
为感谢弟子们为己筑楼，俞樾特写诗记道：
昔年曾向北经过，六一泉荒蔓草多。
太息光阴真荏苒，无端楼阁起嵯峨。
桥边香冢邻苏小，山上吟庵伴老坡。
多谢门墙诸弟子，为余辛苦辟行窝。
感激之情，喜悦之心，溢于言表。另外，俞樾还撰有一副楹联：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斯楼成矣；
傍山南山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如何。
尊师重道，可喜可贺；俞楼风光，美不胜收。俞楼面临西湖，背依孤山，门对青山绿水，卧赏春柳秋月，蓝天白云，日出日落，占尽西子风光，老先生在此授读著述，真有福之人也。
1898年，在诂经精舍主讲满30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俞樾辞离讲席。也就在当年，其长孙俞陛云以第三名探花及第。这真是应了俞樾祖父俞廷镳的那句吉言：“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是后，俞家学脉流传，文运昌远，俞樾兄弟中进士，长孙探花及第，俞陛云之子俞平伯则为著名文学大师。所谓“积善人家庆有余”，所言非虚。
更可喜的是，1902年清廷诏请俞樾于次年赴鹿鸣宴并官复翰林院编修原职。鹿鸣宴系官方为中举60周年的老举人（或老进士）举办，俞樾此时已是82岁高龄，虽不能赴宴，但官复原职总算是了却了老先生的一桩心愿。当然，鹿鸣宴主要起褒奖宣示作用，因为具备赴宴资格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像俞樾一样年高行走不便了（多为地方官前来祝贺）。3年后，历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次年（1906），一代朴学（即考据学）大师俞樾病逝，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