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与综述

梁启超（1912）曾评述中国商业：“以今日商业论，不惟不进步，且视昔日更退步焉。虽然有一种商业，其基础牢固，成功卓著者，则山西金融业是已。”山西金融业的经营组织包括当铺、印局、账局等，票号则执其牛耳，资本最为雄厚，经营范围最为广泛。清末以来，时人常乐论票号，以票号为中国商业之希望。盖与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相比，中国票号向与政府财政关联紧密，最有“官商一体”1之意。

图1-1 2 票号数量与官款汇兑业务的发展

票号的兴起确实与政府财政关联紧密。图1-1展示了票号数量与官款汇兑业务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解京饷开始发交票号承兑之后，票号的数量出现了大幅的增长。票号开始发生剧烈变化的时间节点是同治元年，即1862年。是年，华东地区动荡不安，南省京饷无法鞘解，清廷开始“觅商汇兑”，通过票号解送各地京协饷银。此后，票号与财政运作体系的关联愈加紧密，不仅中央政府需要票号解送京饷，地方政府亦需要向票号借贷以周转财政资金。光绪时，“西号几乎垄断国内各地汇兑，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放款于各地钱庄，盛极一时，俨然如银行之银行及政府之银行”（王业键，1981，64）。清末政府将社会资源引入财政运作的现象，与欧洲近代绝对主义国家的财政体系变革非常相似。那么，如何认识清末票号与政府合作的现象？

票号与政府的关系历来是学者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民国初，梁启超、马寅初等人便对票号做过专门研究。他们对票号的评价多系正面，因为与同时期欧洲繁荣的商业、紧密的政商关系相比，中国唯有票号差可与之比拟，似可视为社会变革的新因素。且票号发行纸币相对谨慎，其信用较政府更为可靠，对民众的伤害亦较小（马寅初，1923）。同一时期，张辑颜、杨荫溥等人的中国金融研究也多提及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但其内容多是概述，较少深入探讨。

1930年代后，系统性的票号研究开始出现，其中以陈其田和卫聚贤的著作3为代表。陈其田（2008，79-83）通过对票号发展历史的考证指出，“票庄发展到光绪年间，完全走到官场里去，失去原来商业金融机关的性质”，彻底走向腐败。因为票号与官僚的紧密联系，一些受到马克思理论影响的学者也开始认为票号业带有“封建残余”色彩，是“资本主义殖民初期”中国传统体制开始瓦解的特定历史时段的特殊产物（侯兆麟，1936）。此后，票号的评价渐趋负面，学者们认为票号与封建政权牵扯过深，实际是落后和腐朽的封建残余。1961年，化名杨荣晖的集体作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山西票号的性质和作用》，指出票号实际就是高利贷资本，对商品流通的扩大起过作用，但是主要参与封建势力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使生产力萎缩。同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多持此论调，将票号与政府的结合视为其落后性的表现。

1980年代后，票号研究开始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理论仍发挥着主要影响，但相同的理论已经指向不同的结果。1982年，洪葭管发文指出，山西票号并非高利贷资本，但亦非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而实际属于货币经营资本。次年，黄鉴晖（1983）发文反驳，认为票号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商业，实际属于早期借贷资本。至此，学者们对票号性质的判断开始出现分化。同时，票号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也重新得到反思。票号经理与官僚的私人关系，票号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分离开来，引出不同的学术脉络。其中，票号代理官款的情况开始受到重视，并以商业—政府财政关系的视角被重新解读。

票号代理官款的情况其实早在陈其田的著作中就已经有详细论述。陈其田（2008，72-73）认为，票号与清代财政运作关联紧密，票号代理各项官款，并以此为主要利源。后来的学者对此观点多有争议。孔祥毅（1996）的看法与陈其田相近，他认为同治以后票号开始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与官僚体系的财政联合紧密。王业键（1981，100）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票庄衰败的根源在于对官款的过度依赖。与之相反，黄鉴晖（2002b，531）通过考察票号的各项收支利润指出，即便在光绪末期，票号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工商业，票号收益并不依赖于清政府4。而史若民（2014，57-158）则认为票号是一种积极的商业力量，虽然对封建势力有所妥协，但实际促进了清王朝的瓦解，是封建经济的对手。宋惠中（1999）根据台湾所藏档案重新梳理了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在财政上的联系。他指出，1903年以前，票号并未代理公库，其所涉利的官款，大多是京协汇兑款项。1906年后户部银行垄断汇款之后，票号在财政中发挥的作用就开始大幅缩水，而票号的衰败亦在同一时期开始。总之，官款对票号资本之重要性尚有争议，但票号与政府财政牵涉甚深的看法已成共识。

相较于历史论述的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褪色以后，学界对票号与政府关系理论意义的探索反而较为薄弱。王业键（1981）、张国辉（2002）均从近代转型与金融史的角度去理解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他们指出，票号客观上有助于维系清政府的财政体系，但国家银行成立后，票号的功能被替代，因此迅速走向衰落。一些学者还试图在世界经济史的背景下理解票号的意义，如孔祥毅（2002）便认为，票号是明清时期金融革命的关键，但是因为票号与政府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因此没有完成近代工业化的转型。燕红忠（2014）则通过与同时期的欧洲银行做比较，指出清末票号与政府关系的许多特征虽然与欧洲近代的情况类似，但是因为“官商关系、公共信用和财产权利的不同”，新式金融体制未能建立，看似相同的特征因为实质的差异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上述讨论开拓了新的视野，它们将票号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抽象为近代转型中商业金融组织与政府财政共变的问题。以此角度去看，我们对票号与政府的合作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以往的研究常将票号与官僚私人关系的亲密视为票号承纳官款的重要原因。然而，首先，这种看法混淆了官僚私人存款与政府公款（尤其是解京饷银）之间的区别，1862年的财政政策变迁显然是国家层面的决定。其次，正如黄鉴晖（2002b）所说，票号本质上是一个商业组织，以营利为首要目标，票号发展与官僚的私人关系毋宁是营利诉求的结果，而塑成这种结果的过程性条件才是分析的关键。第三，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非正式关系在政商合作中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政府与票号合作的真正驱动力和社会结构背景。新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政府理解为一个组织（state），这个组织与票号合作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呢？

依据欧洲的经验，战争是促使国家财政与商人合作的根本原因。欧洲近代频繁的战争要求国家财政汲取更多资源。汲取—强制（extraction-coercion）的循环促使欧洲国家建立了现代税收制度，从而为战争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支持（Tilly，1975；Finer，1975；Howard，1976）。不过，以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国家必然会面临国家收入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高额的税收可能会伤害国民致富的努力（Schumpeter，1954）。同时，收税所需的漫长时间也与战争的紧急性存在张力。因此，发展完善的现代财政体系的收入一般还包括国债、外债、钞票等部分，这些信用工具可以赋予财政体系更强的应变能力。

财政的弹性，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传统国家的财政原则是量入为出，国家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财政规模较为稳定，极少出现长期赤字。而现代财政国家以间接税为杠杆获取金融市场的支持，并通过统一的财政体系进行高效分配，以应对紧急性的军事需求（Wenkai He，2013，180-188），此即具有自我持续增长特征的现代财政国家（Ormrod，1999，11）。这种财政模式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更丰富的财政来源。国家通过信贷工具，成为社会成员的投资对象，并不断回馈社会成员，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最终，资本主义的营利观点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国家似乎是只由资本主义企业主所构成（韦伯，2010，146）。

欧洲的经验显然不能照搬。正如韦伯（2010，160）所指出的，对战争与财政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存在很大风险。货币经济发展的程度，国家的主权情况、行政能力和军事基础，都影响着国家在战争之下的策略选择。战争只是一个机会，因社会条件的差异，它引向的结果千差万别（Centeno，1997）。虽然如此，从战争对财政的影响入手，考察政府与票号的关系，仍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19世纪中叶，清政府也开始面临严酷的战争形势。同一时期，传统财政体系发生变革，票号亦开始涉入官款运作，那么，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战争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票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