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咸同时期的财政变革与票号兴起

咸丰年间，在战争的压力下，清政府的财政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税收来源扩展的同时，政府也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调拨困难与赤字问题。1862年，京储告急，票号借势而起，开始承兑官款。新的财政局面亦随之展开。

一、咸同时期的战争与财政

清代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四大项，分别是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田赋包括地税和丁银，形式是银两和实物税，占税收的大宗。盐课与关税均属商税。盐课向各地盐商征收，是一种可以转嫁给消费者的间接资源税。关税主要针对过关商品征税5，依定制各关正税银数总额约在190万两白银，乾隆以后，盈余关税也要上报，每年合计约400万两（倪玉平，2013，59-60）。地丁银两之外取之于民者，即为杂赋，包括各种资源税（金银矿课、芦课、鱼课等），商品税（如牲畜税、烟酒税等），乃至贡赋。除上述收入外，报效或纳捐也是重要的财政来源—乾隆至嘉庆时期的盐商报效，多达6500万两（陈锋，1988，220）—不过此项收入并非常规收入。清代的财政开支以军饷、河工、俸禄为大项。清中期以后全国兵饷年例约20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官俸银及养廉银支出总数约600万两；河工、塘工支出不定，估计年均支出在400万两。

雍乾时期，清王朝国势趋于鼎盛，财政积储亦渐丰厚。雍正以后，户部库存银一般保持在3000万两以上，乾隆三十四年库存银甚至达到了8000万两的高位。中央以外，各省藩库存银的总计规模也从雍正初的440万两上升至乾隆时期的729万两（倪玉平，2013，51）。至嘉道时期，因国内局势不稳，军费大增，国家财政收入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财政积储已经大大减少。虽然如此，国库存银也多能维持在2000万两以上。期间或有鸦片战争、户部亏空等事由，但通过皇室减少开支、政府征收传统的非常规收入（纳捐、盐课），国家财政虽时有紧张，但尚未到破产的地步。总体而言，嘉道时期，国家财政已经渐趋困窘，但农业型的财政结构尚未出现根本的转变（倪玉平，2013，374-382）。

咸同年间，传统的财政体制彻底破产，这主要是因为军事需求的大幅扩张。清前期也曾有大规模军事行动，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二年间，清朝先后进行六次战役，共耗军费约1.5亿两。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用兵九年，耗军费约2亿两。但咸同年间的军事事件不同于以往历次用兵。首先，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军事动荡波及范围极大，持续时间长，军需耗费远超以往。其次，主要的军事动荡发生在经济核心区域，这一方面破坏了清廷财政收入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南省北上的钱粮解运，中央财税收入大减。第三，太平天国所用兵丁主力并非传统绿营八旗，而是临时招募的勇力（如湘军），在国家原有兵饷体系之外另开军费，更增加了财政体系的混乱和脆弱。

咸同年间的军费已无确数可计。依据目前可见的奏销记录，在案的军费总支出是4.2亿多两（彭泽益，2010，91-103）。再加上散落或未计入的地方团练军费，彭泽益（2010，103）估计咸同实际的军费总支出约在8.5亿两。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清廷的财政能力。

战争导致支出增加的同时，亦减少了财政收入。咸丰时全国田赋收入大大减少，相比嘉道时期的地丁钱粮收入下降了50%（倪玉平，2017，110）。商业萧条下，常关税亦由500万两的水平下降至200万两上下。至咸丰三年（1853）六月，户部存银仅剩22万余两。各省收不抵支，开始截留税源以济饷需。户部银库与各省藩库均空虚殆尽，奏销制度彻底崩溃。户部臣工描述当时窘状：

臣等备员农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载，从未见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若军务再不速竣，中外经费，同时告竭，臣等裕国无术，罪无可韪，而大局涣散，不堪设想。（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964，175-176）

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不得不打破“永不加赋”的祖制，开始寻求新的财政来源。

咸丰元年（1851）后，捐纳复开，不仅官职虚衔可以捐纳，花翎、顶戴、诰封之类的花样也开始出现，当年共收捐银111万余两。但捐输收入并不能持久，两年后户部的捐银收入就下降至67万余两（倪玉平，2017，155）。传统的临时性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漏洞，政府便开始推动常项税收的变革。

咸丰三年，各省先后开征厘金。厘金是一种商业税，征收对象主要是盐、茶、鸦片等商品。厘金由各省自设机构征收，各地征收税率不同，一般在2%-5%之间（罗玉东，1936，62）。自设立起，厘金收入增加迅速，至1861年，各省厘金收入已高达1600万两（罗玉东，1936，469）。厘金设立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情况渐无把握，旧式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渐瓦解。

除厘金外，海关税也开始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咸丰初年，海关税额大约在400万两，至同治末期已增加至1200万两（倪玉平，2017，187）。表2-1展示了1849年以来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化：

我们看到，相比于嘉道以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财政结构，咸同（1851-1874）以后国家税收的结构和规模都出现极大的变化。海关税、厘金、加征的各种杂税取代农业税的地位，成为财政的主要支柱—而这些商业税种在嘉道以前或者并不存在，或者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国家财政收支的规模也大大扩展。同治末期的年财政收入在7500万两上下，财政支出则在8000万两，相较于战争之前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扩大将近一倍。可见战争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农业财政结构，激进扩张的工商型财政开始建立起来（倪玉平，2017，93）。

至咸丰末年，清前期财政体系的“原额主义”基本破产，地方政府的征税意愿和能力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也无从遵守，政府必须面对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问题—这两方面的转变，对于现代财政的建立至关重要。

二、1862年的财政变革与票号的兴起

在清代，地丁、杂税、漕粮等钱粮项目，一般由州县直接征收。州县征收之后，除存留本县开支外，大部分所征钱粮要解送布政使司。依清制，无论州县坐支还是本省留支，都有固定的数目规定，不能随意增加。《清会典》规定：

制天下之经费，凡国用之出纳皆权以银，量其岁之入以定存留起运之数，春秋则报拨。各省库贮每年于春秋将实在存库银造拨册报部核明，除存留支用及饷外，余皆候部拨用。（参见《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二，戸部，尚书侍郎职掌三）

每年冬季，各省要上报下年全省所需官俸兵饷开销，户部根据上报情况掌握各省收支，划定各省需要解出的存银数额。各省藩库存银一般有两种流向，或者解送京师，即解京饷，或者协拨邻省，即协饷。一般而言，两广、福建收支相当，仅敷本地开支，不解不协；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是不足省份，不需交解京饷，还需要他省协饷救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直隶等省财政富裕，一般是解京饷和协饷的主要承担者。

起运钱粮的过程有着严格的规定。各省解京饷均须融兑库平成色，依数额大小由相应官员押解进京，途中派兵保护，按路程支发运费，至京后需反复查验方收入户部库存。在清代财政体系中，此一制度至关重要，官款解送决不可假手胥吏商人。道光二十九年时，刑部尚曾因官员私自汇兑解送银两施以处罚：

【道光二十九年】浙江试用从九品张炳钟奉委搭解内务府参斤银两，私用汇票，虽所解银两等项均无短少，究属有违定例……嗣后搭解银两，应饬库大使面同委员粘贴印花，用鞘装钉，以昭慎重。（参见《浙江巡抚吴文熔奏折》）

中央虽有此严令，地方上却开始变通执行。咸丰元年，蔚泰厚两分号有信提及官款承兑：

去岁于今正月间，晚等即托本府钟大老爷与元和县贾太爷教与咱号揽会。伊等俱是满口应承……藩台抚台皆已允准，众人举荐咱号与日升昌……（参见黄鉴晖，2002a，8）

可见此时道路不靖，票号汇兑官款已为地方督抚所承认，且票商已开始积极承兑官款。不过，票号兑解京饷真正获得中央承认的时间是在同治元年（1862）以后（黄鉴晖，2002b，230-231；史若民，2014，26）。咸丰末年，捻军、太平军势力盘踞在豫皖、江浙等地，东南各省北解京饷的道路受阻，无法鞘解京饷。同治元年，各省欠解京饷268万两。当时户部库存本就不多，京饷缺额下库款不济，各地军工纷纷束手。迫于形势，户部在当年十月严令各地务必按时缴齐京饷：

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总期妥速解到以应要需，无所用其推委。该督等久任封疆，特□重寄，当此京饷紧急之际，务宜统筹大局，激发天良，俾京师无内顾之忧，兵饷获饱腾之效。（参见《户部酌提各省关京饷奏片》）

同治二年，陕西河南一带捻军未平，鞘解路途不通，各省开始汇兑京饷：

【四川】因陕省贼匪猖獗，恐沿途疏失，按照库砝兑给该委员承领，转交元丰玖号汇兑。（参见《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折附片》）

【湖广】前项委解京饷，因节据陕西郧阳各路探禀，陕贼有分扰楚豫边界回窜南阳之意，诚恐道途梗阻，未便冒险轻进……在于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参见《湖广总督官文等奏折附片》）

【江西】正拟解饷长行，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复有骑马贼出没无常……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记票行兑汇。（参见《江西巡抚沈葆祯奏折》）

自此，票号解兑京饷获得了清政府的承认。

图1-1呈现了官款汇兑业务与票号数量7的关系。可以看到，1862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该年官款开始发交票号汇兑，同时票号的数量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短短几年间，票号的数量由1861年的14个迅速增长为24个。1862年以前，票号本以商业汇款为主营业务。1853年日升昌江西分号的汇兑款项中有74.3%均系商款，而官吏收汇仅占2.05%（黄鉴晖，2002a，40）。但1862年之后，大笔官款注入票号，为其提供了极佳的获利条件。

官款发交汇兑，多会经历一段空期，票号便可利用这段时间差，开展借贷业务。1860年代以前，票号的营业收入主要由汇费构成，1890年代之后，票号的赢利则主要依靠放款利息（黄鉴晖，2002b，414）。而票号放款的时间，正是在承接官款，资金大幅增加之后：

当承平时，西帮票号皆荟萃苏垣，其分设于沪地者不过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自军兴后，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愈多，而号商收存官场之银亦日富，于是稍稍放银于钱庄，此票号放款之始也。（参见《论钱市之衰》）

1862年正是票号的业务开始从汇兑向贷款拓展的节点。

三、票号与政府合作的条件与原因

票号特殊的组织基础与运作模式，是政府与之合作的前提条件。与传统银钱业8不同，票号以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王业键（1981，64）形容账局、钱庄为“单一银行制（unit banking system）”，它们通常少有分号，只能在特定地域进行存放款及汇兑业务。而山西票号采取的是分行制度（branch banking system），总号之外，又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各分号之间互通有无，各地收支汇票均可保证兑换为银钱。凭此票号的商业信用便得以突破特定地域的限制，实现全国性的金融汇通。因此，如果说当铺、钱庄、账局形成的是一套地方化的金融体系，票号则发挥着沟通各地金融市场的作用。

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苏州皆是商贸中心，银两最为融通，基本上各家票号都在此设立分号；山西本埠银两来往频繁，常涉及合作问题，各家也多设号。商业之外，政府的军事行动亦多影响分号设立地点。宝丰隆有多处分号位于商贸萧索的川藏地区。因当时清廷对藏用兵，需利用票号外调饷银，故多在此处设号。与政府合作的另一典型是阜康。阜康总号设在上海，属于票号行业中的“南帮”。南帮势力小而分散，远不如西商抱团，但南帮中的个别商号自成立起便与政治关联极紧，因而也曾繁荣一时。左宗棠西征时，阜康便曾反复利用金融手段为左军提供经济支持。左宗棠失势后，阜康也就没落了。

西号内部有所谓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的区分。不过，三帮其实没有本质差异，其财东籍贯彼此掺杂，商务繁忙时，各帮字号相互合作也属常态。

票号组织遍布全国，无论从组织控制还是平色盈利的角度考虑，都不能像钱庄账局那样采取旧式的经营方式。票号的总号与各分号之间联系极紧，日常以营业报告互通有无。清末各地金融货币情况差异巨大，票号想要营利，就必须了解各地金融详情，“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一面避免贴色致损，一面避免无款可交而影响信誉。营业报告之外另有查账制度，各分号细账每月均有月清册，至十月又以票号本平计算各号盈亏，统造年清。票号组织严密，账目清楚。是故盛宣怀评价旧式金融体系，“除西帮票号之外，査账均属虚文”（参见《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交通银行拟派员查账的奏折》）。

票号与钱庄、账局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其资金调集能力。钱庄、账局的资金大多不会超过5万两。票号成立之初，正本原来也与钱庄相差不大，但随着经营展开，所得利润不断重新投入票号的经营，其资本也就大大扩展了。资本以外，票号还收纳存款，期限多为三个月或六个月，但官款注入以前，票号存款其实有限。

票号在各分号均有一定存银。如资金闲置，则常常放贷于卓有信誉的商号及钱庄。票号贷款的利息通常不高，只为通融资本。待票号用钱，则从钱庄收回银两。长此以往，票号与地方钱庄便能构建相对稳定的信任关系。票号通常不做小额信贷，亦少发行钱票，钱庄则凭借在当地的信誉广营此类业务。有时分号银两紧缺，也会向钱庄借款，保证业务正常进行。钱庄还可作为票号触角的延伸。票号分号大多在通都大埠，一般小城镇并不设庄，票号为了满足商家的要求，对没有设庄的地方，就委托当地钱庄代办。

统合之下，票号之资本虽仅有数十万两，但既以股东家产为抵押，以信用为媒介，以金融关系为依托，其实际的资本调动能力要远远超过其本身实际的资本数量。由此，票号与票号之间，票号与钱庄之间便构筑了一套灵活、充裕的二元资金调动体系，上有票号协同调度，下有钱庄具体经营。

在地方政府希望汇兑京饷的时候，票号常会依托商贸提前调拨银两。如三四月两湖茶叶上市，八九月间棉花出产，票号便会预先抽调资金，供给商人使用。待商人将货物携往京师、上海等市场卖出，票号便可收集商人在京师当地的存银以应付春秋解送的京饷。如此一来，票号通过调动社会资金，便可免去鞘解饷银的成本。

票号的收入来源大致有四类，分别是汇水、平色、捐纳、利息。票号与政府合作，主要收益集中在汇水和利息上。汇水自不必言，托商汇兑的省份大多距京师较远，且汇兑数额绝大，汇费亦较丰厚。相较于汇水，更具社会意义的是利息。票号从事汇兑业务，一般会定下一个空期。空期是指从汇款之日起到交款之日止，银钱在票号停留的时间。在清代，京城到苏州的商业汇兑空期通常在20-40天，张家口到江西的空期大多在40-100天（黄鉴晖，2002b，131）。利用这个空期，票号便可以将汇款贷出，以获取利息收入。空期是理解票号汇兑官款收益的一个重要侧面。依据清代制度，京饷到京日期，自户部拨解文书到省之日起，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限60日到京，江南、江西、浙江、湖广限80日到京，福建、广东、广西限100日到京（倪玉平，2017，16）。官款数额本就巨大，加上汇期相对宽松，这就为票号运营涉利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

除汇兑款项外，官员亦多在票号存款。其存款大项主要是各地税款、军饷以及官吏的私人存款。其实票号存款利息要比钱庄低廉，工商业一般并不在票号存款。而官府乐于与票号合作，系有其特殊考虑。大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安全。票号不同于钱庄，其经营作风相对稳健，因而尤其受官吏信赖：

钱票有辗转相授，不取钱者。银票虽存本取息，亦须岁易其票。若会票则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空票。（参见许楣，《钞利条陈》）

其二是因为方便。就私人存款而言，官员升迁不定，转任异地后可随时在任地提取存款，而钱庄经营范围只限一地，故不能承此业务。即便以公款论，则票号便捷更远胜于鞘解京饷：

溯查历年起解现银装鞘者总须四五个月方能到京，而商号汇兑者最迟不过七八十日即可到部交纳，是现银起解与交商汇兑，难易各殊，迟速迥别。（参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为应解京饷请分别解兑的奏折》）

其三是因为票号多与官员有私谊。票号常在官员困顿时给予资助，官员赴任后，便常感念私谊，将地方公款与私人存款托与票号。因为这种隐含的利益连带，票号非常注意经营与官员的关系。北京和各个省会的经理大多是带有功名的文雅干练之人，以便于与官员打交道，收纳官储：

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例如蔚盛长之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之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之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之交好粵海关监督某氏，均获益不鲜也。至若各商务码头为票号放款地点，其经理人选取计算周密操守严谨之人才，至应酬一科则不甚讲求也。（参见《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

这种政商关系绝非仅仅是私人经济上的联系。清末政府掌控财权的能力下降，地方大员通常要自筹款项以成事业。譬如胡光墉为左宗棠西征保证军需，盛宣怀为李鸿章兴办海军提供资金，均在经济联系之外另有政治势力之涵义。

本章分析了票号与政府双方合作的原因。在票号一方，利益是主要动机。而政府托商汇兑，表面来看系因票号之安全方便，解运路途之不靖，官员私人之情谊。然而，需要注意区分的是官员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差别。1862年解京饷发商汇兑的事件，明显属于政府政策的变更，官员个人的偏好影响并不大。政策变更的直接原因是路途不靖，发商汇兑也本属权宜之计，但1862年后，票号承汇并未就此停止，反而与清政府的财政运作关涉愈加紧密。可见，战争对财政的影响还在发酵，票号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也将随之共变。第三章将呈现1862年后票号与清政府财政牵涉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