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时二十九分

更何况还有这个呢：那支歌，那座砖楼房，这是与整个神化行动相配的一个部分：当铜管乐队宣布，所有星期六下午中的那个特定的星期六下午，所有可能的四点钟过后的那个特定的四点半，真的即将来到时，连斯蒂芬·福斯特也成了神化了的“马”的侍婢了。喧闹的和弦升起、充塞与消失在人头攒动的运动场和看台的上空，十匹马列队走向起跑线——在接下去的两分钟里，这十只动物不仅将作为象征而且将承担责任与充当判断是或非的明证，不仅要显示它们自己三年来的生活情况，而且要显示把它们带进这辉煌的两分钟，使其中之一脱颖而出而其他那些走向惨败的那一代又一代的选择、喂养与训练、关心，是否有当——带入到这个时刻，对于骑手来说也极端重要，会是他一生的顶峰，他出生至今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也才二十一岁，刚走进人生的开端。这就是他为到达高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了；也是他必须要参加的赌博。不过，又有哪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会为了如此大的获取而拒绝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呢？

仅仅是稍稍超出两分钟：大门迸开时响起了一种同时发出的金属撞击的声音。虽然你并不真正知道你所听到的是什么：到底是金属撞击声呢，还是众多马蹄初次跳跃同时发出的雷霆般的声音，或是万众所发出的惊呼声与欢叫声——不管那是什么，马匹的踩踏声此时还区分不出来，它有如一股褐色的浪头，上面点缀着碎片般的骑手鲜亮的丝绸衣服，沿着栏杆向我们卷来，一点点来近，直到我们开始能分清不同的个体，此刻大浪又化作单独的一匹匹马从我们身边一拥而过——那些马（包括骑手在内）倘若站住不动的话，大约是八英尺高十英尺长，现在却像有两倍那么长、不到一半那么厚实的一支支箭，从我们面前射过，在透视消失后重又聚集成一团，然后在朝非终点直道转过去时再次成为一匹匹单独的马，挤成一团，最后一次朝终点直道拥去，然后又成为单独一匹匹的马，单独的一匹，单独的一匹，啊，就是那一匹了：时间是：2：01：4/5分。

此刻，这匹马站在大型玫瑰花幕面的下面，闪光灯亮了又亮，电影胶卷在录下这永恒的时刻。这就是那伟大的时刻，这就是要攀登的高峰与顶尖了；从此时起，一切便都是退潮了。我们这些观看马赛的人见得多了：期待、生理心理上的压力，大得令人难以长期忍受；黄昏时刻来到了，不仅是白天的黄昏而且还是情感容受能力的黄昏；《军靴与马鞍》还会奏响两次，有所简化的灯光、动作程序还会随着马和骑手的动作再次展示。可是人与马将像是在梦中移动，是在作一次反高潮性质的演出；我们此刻必须把身子转开片刻了，哪怕仅仅是为了融入与习惯于我们见过与经历过的一切。虽然我们还未能从那个时刻里解脱出来。的确，这能成为一种途径，通过它我们能融化进并且忍受这个：嘈杂声与人的聊天声，在机场与车站上，我们要从那里分散回到等待中的我们从前的生活里去，在飞机、火车与客车里，这些交通工具将把我们带回到像旧帽子、旧外衣似的老一套、舒适的生活惯例中去：看门人、客车司机和小速记员，他们省吃俭用整整一年，说不定连圣诞节都过得很简单，为了能说一句“我去看过德比马赛了”，而那些体育版的编辑，一星期来说话、吃喝全离不开马，此时只想赶紧回家戴上双层睡帽倒到床上去——所有的人都在说话，都有自己确凿有据、值得再三再四重复的意见：

“那是次意外事件。等着瞧下一次好了。”

“什么下一次？他们会启用哪一匹马？”

“要是让我来当骑手，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不，不，那个骑手骑法还是对的。是下了那场小阵雨使得跑道发黏，倒像是在加利福尼亚了。”

“没准那场雨还吓着它了呢，洛杉矶是不下雨的，对不对？没准它发现脚湿了，以为自己会下沉，所以赶紧一跳，好踏上干的地面，对不对？”

聊啊聊啊，聊个没完。因此这毕竟不是那一天。仅仅是第八十一届的德比赛马日而已。

（原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体育画报》）

[1] 此文是福克纳应《体育画报》之约为该年的“肯塔基德尔比”而写的。“德尔比”原指英国的大马赛。“肯塔基大赛”创始于一八七五年，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六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丘吉尔丘陵草地举行。限用三龄马，赛程现为一又四分之一英里。

[2] 布恩（Daniel Boone，1734—1820），美国边民、传奇式英雄。

[3] 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1826—1864），美国著名作曲家，《我的肯塔基老家》系其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4] 指亚伯拉罕·林肯。他有一个外号，叫“劈开栏杆桩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