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初学界之价值取向

到了清朝初期，王学崩解，学术界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思想大家顾炎武、王夫之二人对当时学风由空疏向笃实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顾炎武痛斥王守仁之学是“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他在《日知录》一书中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即王衍。——引者）之清谈，王介甫（即王安石。——引者）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86王夫之针对王守仁学说末流弊端，指出：“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87他对王守仁心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至其后，王守仁心学成为众矢之的，抨击王学，推尊朱子，在学界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此同时，学术界亦渐渐出现一股研究古学的暗流，诚然，这与清初经世实学密切相关，只不过不被人重视而已。

顾炎武对明清之际的理学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88他认为研究经学需要长时期的不懈努力，而当时一些讲理学之人，连最起码的古代经典都不曾细读，只是抱着近儒的几本语录，空谈心性，妄想一朝顿悟，这种所谓的理学不过只是禅学而已。所以，他曾引用南宋黄震的话，说：“夫子述《六经》，后来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89

顾炎武在反对理学的同时，亦激烈地抨击陆王心学。他认为王学的兴起，造成了社会上空谈良知心性的学风，他曾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90他甚至认为王守仁的“良知”说是造成明朝覆亡的一个原因，他还说：“刘石乱华（即刘渊与石勒在西晋末期八王之乱后起兵反叛。——引者），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91 于是，顾炎武把明朝覆亡的责任归罪于王守仁的心学，甚至认为其罪责“深于桀纣”92。

王夫之与顾炎武不谋而合，他直斥王学为“新学邪说”，甚至把宋明的灭亡都归咎于陆九渊、王守仁之心学，认为：“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93他还指出：“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94把一切罪责皆归咎于陆王心学。

张履祥曾受学于刘宗周，早年对王守仁、王畿之著述“深信而服膺之”，但是，他在读了朱子《近思录》后，便开始背弃陆王心学，由服膺王学转向批评王学。他认为晚明空疏习气，皆由《传习录》一书造成。于是，他便辑录了《刘子粹言》一书，汇集了刘宗周修正阳明学的思想言论，系统地批评王学流弊。95吕留良则受张履祥的影响较深，也曾经这样说：“弟之痛恨阳明，正为其自以为良知已致，不复求义理之归。非其所当是，是其所当非，颠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于禽兽非类，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谓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为天下后世争之者也。”96在这里，吕留良认为正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才“陷人于禽兽非类”。其“陷人于禽兽非类”，自然是暗示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中原大地被“夷狄”所统治。陆世仪对阳明学派倡导的“心性”、“致良知”等学说也深为不满。他认为王学反对“穷理”，主张不学不虑的“悟性”是类似于禅学，缺乏真正的道德实践，从而流于“狂”、“粗”。他尽管对陆王学说多有批评，但他却不做无意义的门户之争，曾宣称自己所学“实无宗旨”97。

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吕留良、陆世仪等皆从不同方面对陆王心学进行了批判，而且还都进行了学术思想上的反思，寻求儒学复兴的途径。“顾炎武虽然没有去走向朱学复归的老路，但是，历史的局限，却又使他无法找到比理学更为高级的思维形式。于是他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98顾炎武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过程中，建立起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王夫之则不同于顾炎武，他不仅否定了陆王之学，而且也否定了程朱理学，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是“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并把它提高到新的水平。……经过‘推故而别致其新’，显得更加绚丽多彩了”99。

在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方面，相较而言，陆世仪远不及张履祥和吕留良。张履祥在经历了明清更迭之后，对于自己先前所推尊的王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读朱熹所辑《小学》和《近思录》入手，开始了修正王学的道路。他认为“诚意”二字，没有必要再讲“意”，只有一个“诚”字就可以了。他言及此的目的是针对其师刘宗周所语之“慎独”。他为了表彰朱子学，向王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因为他是从王学内部而来，对于王学的批判，往往都是切中要害。他说：“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弊至于荡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100他还把王学与禅学相提并论，说：“姚江之教，较之释氏，又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也。”101晚年，应聘到吕留良家做塾师，他这种恪守朱子学的为学取向，深深地影响到吕氏父子。吕留良在抛却时文后，“与桐乡张考夫（即张履祥。——引者）、盐官何商隐（即钱商隐。——引者）、吴江张佩葱（即吴品珩。——引者）诸先生及同志数人，共力发明洛闽之学，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102。走向了“尊朱辟王”的学术道路。因为他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103所以他说：“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104还说：“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105因此，他大量刊刻印行程朱遗著，来维护和弘扬朱子之学。

在清初回归朱子学的风潮中，成为理学中坚人物的还有陆陇其。陆陇其一生推崇程朱，力辟王学，把力尊朱子学看成“起敝扶衰”的最佳良方，所以，他认为当时的学者应该把“尊朱子而黜阳明”作为首要任务。

在陆陇其看来，朱学就是孔学，尊奉朱熹乃是尊奉孔子，因为“非周、程、张、邵则洙泗之学不明；非朱子则周、程、张、邵之学不明。……朱子者，周、程、张、邵所自发明，而孔子之道所自传也。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106。陆陇其把朱子学看成为孔孟之学的门户，认为“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107。他向清最高统治者建议，让人们像汉代推尊孔子那样来尊崇朱子，因为朱熹是秦汉以后孔学的最好继承人，他集秦汉以后诸儒之大成，故“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108。因此，陆陇其也像西汉的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建议清统治者“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决其道，勿使并进”109，定程朱于一尊。因为在他看来，“继孔子而明六艺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当决，则非朱子之道者亦皆当决。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110。只有朱子学才能够挽救国家，挽救世道，可以说，陆陇其要求人们恪守朱子学门户。

陆陇其还曾经说：“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即王畿。——引者）、心斋（即王艮。——引者）、近溪（即罗汝芳。——引者）、梅汀（即周汝登。——引者）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灭亡，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111明朝之所以灭亡，皆是由于王学造成的，所以，王守仁的心学就应该要彻底排除。很显然，陆陇其的观点是偏颇的。尽管如此，陆陇其还是受到清初统治者的格外赏识，他不但被誉为“千秋理学正宗”112，而且在清代诸儒中，他还是在去世之后被皇帝批准从祀孔庙的第一人。高宗在亲自为他撰写的碑文中，称赞陆陇其“研精圣学，作洙泗之干城；辞辟异端，守程、朱之嫡派”，“蔚为一代之醇儒”113。

在野学者如此，当朝儒臣亦然。于康熙一朝，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两位，一位是熊赐履，另一位即是李光地。熊赐履著有《学统》一书，在该书中，他把陈亮、王守仁等不赞同朱子之学的学者排斥在儒家学统之外。尤其是对王守仁学说多有批评和指责，他认为王守仁的学术“霸”和“禅”杂之。他说：“文成之学术，杂乎禅者也，文成之事功，纯乎霸者也。唯其禅也故霸，唯其霸也故禅，二者一以贯之也。无善无恶，分明祖述告子。百余年来，斯文披靡，世道灰烬，实文成提宗误人之咎。更复何辞！”114攻击王学，尤为不遗余力。

熊赐履尽管学识不足以论孟子、论王守仁，但对圣祖的影响却是很大，作为宫中日讲官，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圣祖。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最高统治者重新恢复被明末心学破坏了的“天理人伦”，所以，在经筵日讲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向圣祖讲‘读书切要之法’，讲‘天理人欲之分’，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讲‘辟异端，崇正学’，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总之，既博及致治之理，又广涉用人之道，为年轻的圣祖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115。因此，清人彭绍升曾经说，从“康熙十年，始举经筵之典于保和殿，以公为讲官、知经筵事。……盖自应诏上书，即力言圣学为第一要务。……盖尽心于尧舜孔之道，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其端绪实自公发之”116。对熊赐履所著《闲道录》一书，四库馆臣评价道：“赐履……力辟王守仁良知之学，以申朱子之说，故名曰‘闲道’。盖以杨墨比守仁也。……而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之余习也。”又说：“至谓‘学不闻道，虽功弥六合，泽及两间，止是私意’，以阴抑姚江之事功，尤为主张太过，转以心性为玄虚矣！”117此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熊赐履之所以推尊程朱理学的实质。

李光地在当时朝廷功令所在，士子风气所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从科场角逐中跻身仕途的知识分子，他是从学习四书开始的。但他在学习“性理之学”118的同时，又“看陆王之书及诸难书”119。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的著述，曾一度深深地吸引了他，为此，花费了整整五年的功夫120。可见，他的为学宗旨是兼收并蓄的。尽管他在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经向圣祖明确表示：“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121但在党争中被撤销掌院学士时，圣祖还是当众指斥他为“冒名道学”122。后来，更是把他归入廷臣中的王学一派。只是到了再次充任掌院学士后，才发生大的变化。于学术取向方面，李光地一改先前兼收并蓄的特点，转而笃信朱子之学。这一点值得深思。李光地充分发挥理学家的“理”、“气”之辨，张扬朱熹“理先气后”学说。认为“慎独”与“涵养自省”是《中庸》的主要思想，通过“持敬”功夫，能达到“义”存于心的境界。他还认为，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都未能真正倡明，只有程颐与朱熹才是“继绝学，承圣统”的圣人，因为程颐、朱熹才真正使儒学得以倡明光大。李光地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于朝野，再次博得圣祖的宠信而荣登相位。

由上可见，李光地“尊崇朱学的学术宗尚的确立，并不是建立于踏实而严密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相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依据的投机色彩则十分浓厚。因此，尽管李光地在其晚年竭力表彰朱学，但无非是朱熹学术主张的复述而已，在理论思维上则是苍白无力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朱熹的学术体系做出任何发展。从历史角度而言，在清初学术史上，李光地的贡献并不在于理学，而是他顺乎潮流，对经学研究的提倡和身体力行。……清初，在王学已成众矢之的，朱学在封建统治者的提倡而高踞庙堂的历史条件下，李光地学术宗尚的转换实在就是当时理学界状况的一个缩影”123。

尽管在清初理学界，王学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此时主持学术坛坫风会者，一度依然是王学大儒。其中较著名的有李颙、孙奇逢、黄宗羲，三人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他们分别居于关中、中州和东南三地，在明清易代之际，都抱有高尚的民族气节，不肯低首臣服于清廷。而且，面对“阳儒阴释”的抨击，他们以编纂学术史的努力，积极地去为陆王学术争立正统地位，在学术造诣上亦各具特色。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他们“三人皆聚集生徒，开堂讲道，其形式与晚明学者无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