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文学理论

除了重建中国文学理论以与西方理论对观之外，上面讲过，我还拟自铸伟词，创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呢！

这类工作，可以一九八二年写的《论学诗如参禅》和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文学散步》为代表。

《论学诗如参禅》是对宋人这一说法的理论解释。中国诗人喜说“禅是诗家切玉刀”，诗禅合一，久成口实，驯至以禅喻诗，辄如羚羊挂角，令人难以迹求。到底此一现象该如何理解？学诗如参禅云云，就文学理论来说，其理论内涵又到底是什么？论者纷纷，瞎子摸象，要到我才讲清楚了。

原因是这个问题除了要懂得文学之外，亦须懂禅学，否则就会和论中西文化一样，陷于比附。而光懂禅也还不行，须有我上文说的：对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理解。有此理解，便知宋人论诗，以禅为喻，只是其中一种，还常以求仙炼丹为喻或以成圣成贤为喻。我的诗学研究，胜于前修时贤，原因之一，就在于具有总体社会文化观，并精熟三教义理。我后来曾刊《文化文学与美学》（一九八八），提倡“具有历史文化意识的文学研究，和一种连贯文学与美学的文化史学”，即基于此。

但此处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另一种后设思考：对于宋人以禅、以仙、以圣喻诗的现象，除了就历史予以解释它何以如此，其说又究竟为何之外，尚须用一理论予以处理之，用以解释其所以喻仙、喻禅、喻圣之分际与效能。这个理论，不是喻仙、喻禅、喻圣本身，而是后设一理论以观解之。

当时我参考了佛教《解深密经》的三自性说，以遍计执性、依地起性、圆成实性，去解释诗人如何由执着妄情、执着文字，到知一切物情皆依他而起，俱非实相，再转识成智，成就圆成实性。生命一层一层升进，最后妄情去而真心显，遂无意于文，故云：“觅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须绝弦。”（山谷《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诗》）

这个解释框架，是我依佛家义理构造的。虽有所因，但借以说诗，尤其是解释宋人论“悟入”“活法”“风行水上自成文”“以物观物”“吟咏情性”这类在诗人本身身心性命上做工夫的诗与诗论，应该还颇贴切。这个解释理论自身也有独立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表明中国诗家走生命境界一路者的思致与层次，也可用以说明我自己对于诗人应如何安顿自家生命的主张。

一般人看我如此说，或以为也就是一说而已，没啥稀奇。但事实上过去沈增植也借用过三性说来论诗，其致金香严书云：“山水即是色、老庄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也。”

这封信论诗学三关，是近代一大公案，许多人奉为圭臬，几家弟子还苦争发明权。可是前云理事不二，后云三谛，已不免混淆义理，以笔为圆成实性更不成话。沈氏学问浩博，佛学素养尤为世重，但以佛理论诗却乖谬若此，可见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对文学做更多主张的，是《文学散步》。此书题目仿效宗白华《美学散步》，而其实就是一册写得较浅易的文学理论书。凡十九章，分论作品、文学、文学作品、欣赏、如何欣赏文学作品、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文学意义的认知、文学的功能、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真实、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历史、文学的历史、文学与哲学，附论文学史、文学的评价问题等。次年出版的业强版《文学与美学》中《文学的美学思考》《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等文其实也可并入这个系列，属于我自己的文学理论建构。

它们不是对文学作品或中国文学史的解释，而是由中国文学出发，理论性地谈文学及其相关问题。

此书推倒一世豪杰，痛批前此各种流行的文学概论书，令许多先生对我衔之入骨。但它获得了教材改进甲等奖，亦有不少学校采为教本，销行至今。二〇〇六年开始，另又屡出大陆版，也有不少学校用作教材。某次我走过一间会议室，还听见里面有开会的先生说：我们不要再乱给学生发讲义啦，让他们读龚鹏程的《文学散步》即可。

此书亦是我与大陆学界交往之媒。当时社科院文学所黎湘萍兄读到此书，向所方推荐邀我与王梦鸥、姚一苇先生参与一九八八年在福州召开的文学理论研讨会。两先生年高，惮于跋涉，我乃单刀赴会，舌战群雄。

用这略有对抗性的词语来形容当时的情境，其实一点也不过分。那时两岸刚开始交流探亲，学界尚未互动。双方暌隔近四十年，学术传统业已大异。此时虽有交流之友好意愿，但彼此未测浅深，正要开始掂量斤两呢！

此行开启了我的大陆学术之旅，也开始了整个台湾学界与大陆的交流。因为我随之便策动了一系列交流活动；等一九九一年我到大陆委员会后，“两岸交流，文教先行”更是我推动的政策。

湘萍后来特地为《文学散步》大陆版写了一长跋说：

我发现，在张道藩、李辰冬、王集丛等人符合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文学论述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由学院的知识分子开辟出来的文论和美学路线。从五六十年代的王梦鸥、夏济安、姚一苇、刘文潭，到七八十年代的刘若愚、高友工、颜元叔、叶维廉、柯庆明，最后聚焦于1985年刚刚出版《文学散步》的龚鹏程。他们的具体方法和观念容或不同，但似乎都强调文学的“语言美学”特征，逐步地取代“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而试图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更能解释文学本性、特征、功能和文学发展史的以生命美学为基础的中国式文论。

《文学散步》与其说是龚鹏程试图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少作之一，毋宁说是表达其生命情调与美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他搅乱台湾中文系一潭春水的“戏作”。这部书问世时，因为其中两个特色而引起重视和争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在他之前，当然也早已出现过很有影响力的文论著作，例如王梦鸥的《文学概论》（1964）、《文艺美学》（1971）、姚一苇的《艺术的奥秘》（1967）、柯庆明的《文学美综论》（1983）。他们也涉及中西美学，却因侧重知识论本身的建构，而缺乏对这种文学知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批判性的反省。因此，这些著作试图给人以科学的、逻辑的系统知识表象，却似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第二，它是最具有生命意识的文论。在这一点上，龚先生的文论，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使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

对以传统经学为根基的中文系而言，其年轻学人打破长久以来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探讨和思考上的沉默，在外文系占据主导位置的文学理论方面初试啼声，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台湾坊间《文学概论》之陈词滥调，沉溺于假问题里却不能自省自拔，狠批其要么盲人摸象，要么指鹿为马，文不对题，陈陈相因，且指名道姓，毫不隐讳，虽有同室操戈之嫌，却的确轻车熟路，击中要害，为中文系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真正发声，并与其他学者展开有效对话，开辟出一条生路。

他讲得很清楚了，若要补充，则诸位还可注意此书论文学是由读者开始的。前七章谈欣赏文学与如何欣赏文学之问题、文学的功能、文学有什么用以及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等。这就不同于过去本质性地论文学，一上来就介绍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什么的思路，也不从作家创作角度论文学。

这，一方面是延续着我过去做的文学赏析工作，帮读者清理思路，明白如何进入文学殿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根本反对本质地去论述文学。先秦以礼为文，六朝以有韵为文，或以偶俪为文，韩柳以降又或以散语为文，每个时代对文学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文学无法定义，只能关注历代人替文学定义的活动，并观察由此产生了什么作用。后来我写《中国文学史》其实也即由此具体去说一个个“文字文本”如何转变为“文学文本”的过程，讨论不同时代人的文学观。

此外，由于各地各时代人对文学之看法并不相同，而他们对文学认识之最大公约数仅是“语文的艺术”，故论文学还应注意这语文艺术本身的问题。语文乃人造符号，由人所生，而又自具结构，它表达人生与社会，却又不即是人生与社会。这不即又不离、不一又不二之性质是最迷人的。

迷人，有吸引人和迷惑人两义，对于文学之爱恋和争议也多生发于此，本书特别对此有所申论。当时我颇受卡西尔和日人早川之影响，后来更汲引符号学，于一九九二年推出《文化符号学》一书，赓予深化，九六年还创立中国符号学会，可说均是此书之延伸。湘萍将我归入整个台湾“语言美学”的脉络中去看，原因也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