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哲学的沉沦与神学的泛滥
按传统的理解，我们把中世纪规定为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108。这是西欧封建制确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阶段。封建制以新型的生产关系取代了腐朽的奴隶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西欧封建社会建立在分封制和诸侯割据的政治基础上，从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基督教又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因此，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中世纪均有其特定的矛盾状况。
西欧的科学和哲学发源于希腊，而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又受到东方的影响，经过罗马时期，实用性的工程技术知识和军事技术得到系统发展，而希腊那种充满理性色彩的认知科学却大大衰微了。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及随之入主西欧，在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古代的科学和哲学，使中世纪科学认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曲折。
一、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否定
科学认识的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形态的发展息息相关。封建社会理应为科学认识的前进提供比奴隶社会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希腊人原始综合的自然哲学，实即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的知识，从总体上勾勒了一幅大致上正确的宇宙图景，成为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源头。可是，这种包罗万象于其中的知识，是缺乏知性分析的直观感受加上天才颖悟的玄妙猜测的混合物，虽然其中不乏闪光之处，但明显是古人尚不善于理性综合的表现。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细密，这种笼统的、原始综合的认识必然要被打破，随之自然哲学也分化为各门精密的实证科学。实际上，在后古典时期，这种分化已经渐次出现。“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确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了。”109随后，数学、力学也慢慢地从笼统的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逐渐露出了自己的独立形式。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对这些初具规模的学科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如果沿着这一坦途一直发展下去，那么，现代科学认识史的面貌或许就会完全改观。可是历史的发展有其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的干扰与某种内在必然性的支配，中古社会政治的变动和意识形态的扭曲，直接影响到了科学认识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
罗马民族远不及希腊人之长于思辨，他们也不像早期希腊人那样穷究宇宙的底蕴，罗马人寄希望于哲学的最大意图，就在于能够找到某种为其所用的行为准则和治国策略。罗马帝国于公元前建立，征服了埃及托勒密王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也为罗马统帅恺撒所焚。务实的罗马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远不及希腊人。他们是一个崇尚实效的民族，只是在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和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时，才表现出对科学的关心，平时却不注意培植科学的源流。于是，古典世界的科学认识再也不为人们所重视，科学家们也一个个退隐不出，留下的只是如普林尼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汇编者，创造性的工作荡然无存。科学认识为技术操作及行政管理之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取代。罗马人不长于科学遐思，但为日后科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实践基础。
除了罗马帝国不尚科学这一政治社会因素外，科学认识的衰落还与基督教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基督教是在纪元前后产生于罗马帝国下层人民中间的一种宗教。它主要反映了下层平民与奴隶在罗马帝国统治和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及渴望得到解脱的心情。因此，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人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10。但是，它一产生不久，就因教徒成分的改变而蜕化为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和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不久即被尊为罗马人的国教。基督教的变质是必然的，在历史上宗教起着统治者羁縻老百姓的作用，因而也就决定了它要成为封建上层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精神统治力量，也注定了它必然成为科学认识的大敌。宗教崇尚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冥冥之中的上帝，虔信可以使宗教徒们忘却尘寰，似乎得到了一点精神上的慰藉。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弃绝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寄托在虚幻不实的、原是人们自身创造出来的，但却已经异化了的神灵之上。基督教关于罪恶的观念钳制了人们的行动与思想，它引导人们寄希望于天堂，并告诫人们如果不顺世随俗，敢于犯奸作恶，便将堕入地狱，万劫不复。而科学知识与哲学洞见，能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勇气，彻底揭穿宗教的骗局，从而暴露统治者的狰狞面目。无怪乎教会对一切世俗知识都不感兴趣。如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se）说：“讨论地球的性质与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来世所怀抱的希望。”111持这样的宗教信仰，必然要排斥与驱逐一切古代学术知识，古典希腊文明的光辉至此暗淡无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首先，对希腊学术的摧残表现在精神上，教会极力否认世俗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因为按奥古斯丁的说法，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均已包含在《圣经》之中了，任何疑难，均可在《圣经》中求得答案。因此，学会解释《圣经》，这就是最大的学问。其他一切世俗知识，不管它有多少聪明智慧，一概斥之为异教知识，教会不允许人们接触。这样一来，希腊哲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再也难以容身和传播了。
其次，就物质手段而言，恺撒进军亚历山大里亚，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中大量的希腊古典著作的手稿焚毁了，剩下的那些，不是被用来烧浴池，就是被教士们把羊皮纸上所写的著作刮去，以便在这些羊皮纸上抄写《圣经》或他们自己的编年史之类的东西。教徒们受宗教情绪支配，非常仇视研究世俗学问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迫害，公元415年，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一位数学家希帕西亚（Hypatia）被一批基督教暴徒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其罪名就是研究异教知识。
本来，按历史的进程，希腊哲学科学的原始综合在亚里士多德手中达到了顶峰，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从这种细节模糊而总体上正确的世界图景中走出来，面向知识的分化，从而产生各门实证科学，形成科学认识史从原始综合向知性分析的过渡。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已经初露这种分化的端倪。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干扰，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外部强制，使得这种分化未能及时完成。基督教不喜欢分门别类的自然知识，而只是想利用曲解得面目全非的希腊自然哲学来为自身服务。因此，知识的自身分化就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中缓缓地孕育了1000年。
科学认识在中世纪早期的衰落，确实是认识史上的一个曲折。“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12由此展开了科学认识史上1000年的漫长曲折的过程。
二、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
罗马共和国时代，是一个贵族奴隶制的国家，但间或已有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榨和迫害不仅造成奴隶的大量死亡，而且引起奴隶们的逃亡和剧烈反抗。由于战争的结束，奴隶的来源已经枯竭，故罗马大贵族奴隶主不得不把大块土地分给缴纳一定租额的佃农（隶农）耕种。罗马帝国时期，这种经营方式也逐渐扩大到部分奴隶身上。这种产生于大土地经济的小农经济正是西欧封建社会的萌芽。但是，罗马奴隶主国家政权千方百计地维护奴隶制度，皇帝君士坦丁曾颁布法令，重新规定了隶农的奴隶地位，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因此奴隶和隶农便联合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公元4世纪中叶，奴隶和隶农的起义就已经席卷全国，到了5世纪中叶，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多瑙河的维斯瓦河之间广大地区的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起义的奴隶和隶农与日耳曼人联合起来，一举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北方异族日耳曼人成为西欧新的统治者。
日耳曼征服后的西欧，在奴隶制崩溃的基础上，由于当地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罗马帝国和日耳曼的各种因素的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在生产关系上则以农奴制为基础，沦为农奴的罗马农民，在主人的土地上作为非自由劳动者独立耕种，向主人纳租服役。而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则形成了以分封制为基础、各个封建国家相互割据的局面。
这样一种封建制度，必须要寻找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希腊学术已处奄奄一息的状况。古代哲学中只有斯多噶主义、怀疑主义等远非主流的较为浅薄的哲学思想为基督教教义所吸收。在日耳曼铁骑的蹂躏摧残下，古代文明知识荡然无存，只有基督教这一罗马国教，作为下层人民的一种信仰而维持着。日耳曼人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马上就发现基督教那种不求今世进取、只求来世得救的赎罪观念对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有利。于是，在入侵罗马帝国后不久，法兰克王国便于公元496年首先宣布皈依基督教，511年在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命令下，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订的宗教法规同时也具有法律的性质。实际上，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与教会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封建神权统治。以后，西欧各个封建君王几乎都把基督教尊为国教。这样，使得基督教成为封建社会中独占鳌头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督教粉墨登场，决定了各种知识体系，必将濒于灭绝或沦为奴仆。一切古典文化学术传统，对于基督教来说，都是多余的或绝对不需要的。
从社会历史的进程看，封建制度的确立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要比奴隶社会广阔得多。所以，世界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西欧中世纪也是一样。但是，社会历史行程与思想文化的发展，绝非是平行一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固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但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的独立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远离生产基础的宗教占着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就更显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西欧封建社会中的科学和哲学，正是在如此残酷无情的封建神学压抑下，仍然缓慢地、艰难地前进。
一般科学史家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希腊科学渗入罗马帝国起至公元5世纪到10世纪这段时期内，欧洲科学已经下滑到了它的最低点。这个阶段，正是欧洲封建制建立但又不完备，同时又是基督教神权统治确立的时候。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西欧封建社会各个分裂的诸侯国，壁垒森严、以邻为壑，这对文化交流是极其不利的。再加上基督教的摧残，压力重重，使古典知识的夕阳余晖逐渐消失了。教父哲学的兴起，对《圣经》的阐释、学习和考证，成为学术界的唯一任务，而上帝的启示与教会的福音成为人们获得外界真知的唯一手段。到了公元5世纪左右，大部分略具才识的知识分子都被吸引到为教会服务上来，古代学术进一步衰落。
在早期教会里，即有人把世俗知识贬为不可与《圣经》知识相比拟的东西。比如像Justine Martyr和Clemant of Alexandria就已经把希腊科学和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了。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只能被用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而不能为了自身的缘故进行研究。”113这种观点成为中世纪的流行观点，既表现了教会对世俗知识、对理性的贬低，又反映了他们觉得要论证《圣经》和教义，还非利用世俗知识不可，信仰需要理性的论证，圣灵有待世俗的说明，这就表示宗教信仰的脆弱，理性与世俗知识潜在的力量，为中世纪学术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早期教父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之态，集中表现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这位代表人物身上。他先属摩尼教，后成为新柏拉图派，最后改宗笃信基督教。他把古代哲学与基督教义相结合，形成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综合，因而成为基督教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但在结合古典知识阐释教义时，他又深深感到世俗知识的不可排除性。公元386年，他强调了自古典希腊开始形成的自由七艺的重要性，他还试图编辑一本汇总这种七艺的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中途夭折，主要或许是奥古斯丁后来认为异教知识对基督教有较大的危害的缘故。不过，他所推动的百科全书编辑传统，不仅有其历史的源流，而且开创了整个黑暗时期唯一的学术传统。
三、神学的泛滥与科学认识的曲折
从奥古斯丁起，基督教出现了教父哲学，教父哲学是利用古代残存下来的一些哲学来建立基督教义的理论体系。教父们最喜欢的哲学就是新柏拉图主义，他们用这种哲学学说来解释《圣经》，建立了成为中世纪不可动摇的精神权威的教父哲学理论，最主要的有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原罪说、天堂地狱说等。由于基督教对于统治阶级的作用，它被扶植起来，成为西欧封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上、经济上基督教僧侣地主阶级都有极大的势力，而在思想文化上，则更是处在万流归宗的绝对统治地位上。恩格斯曾经指出，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性，是宗教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神学泛滥，不可一世，几乎所有的世俗知识，都被神学包裹其中而发生畸变。
但是，宗教是人类思想扭曲的产物，其发展过程决不会永远天衣无缝，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它的时代和人民，因此，它总是要曲折地反映时代的特征和人类知识的结果。基督教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出现裂缝和漏洞，不断产生否定自身的因素，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科学认识作为否定因素牢固地潜在于基督教内部，构成了日后人们从现实和心理两个方面超越宗教的重要因素。
西欧中世纪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压迫关系，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这就是宗教压迫。宗教树立的神，君临于万物之上，漠视人性，压迫生灵：“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114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以万能的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它超人的本性面前，天地万物包括人本身，均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匍匐于上帝的脚下，把自己的一切都淹没在上帝的灵光圈中。上帝是超自然的，也必然是超理性的。人性失去了独立地位，自由的精神为宗教的权威所桎梏，中世纪基督教宣扬绝对的信仰与盲目的崇拜，坚决反对人们研究自然和社会生活，这当然阻碍了科学研究的主体的成长。
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人性的湮灭、理性的受缚，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人虽然意识到了理智、精神的作用，但却不清楚它们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将自然界的这一最高产物，认作是外在于人和自然的精神实体，创造出神、上帝这样的偶像，赋予它种种超自然的特性，转而对它进行崇拜。人受自己创造物的奴役，丧失了自己的现实性和自我意识。在宗教异化的压迫下，人们又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和科学探索呢？
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非人的，是丧失了自己的人反映出来的自我意识。这种扭曲的自我意识又反过来摧残人性、扼杀理性。但是宗教的苦难只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宗教压迫只是阶级压迫的化身。中世纪神学对于人性的贬抑只有从世俗基础出发才可获得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可能永远处于弯曲的自我意识的状态中，即使是中世纪神学的严酷统治，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己现实性的追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于是他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像、自身的非人了。”115人性在基督教内部蠕动！从神性回到人性，从天国回至地面，恢复人的现实地位，这是主体解放的起码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神学内部产生的这一趋向，实际上是宗教批判和人文主义的先声。
基督教对神性的宣扬，表面是弃绝一切人性的，实际上却无法割断与世俗世界联系的脐带，在多少是人为构造出来的神学理论中，人们常可找到自己的影子。如早期基督教留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教义，即原罪的平等、作为上帝选民的平等等等，就有着肯定普通人的意义。圣经“罗马书”中曾写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神的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116这种神学说教无意中把人与神并列，把人与圣子耶稣并列，赋予同样的价值。这就给长期处于宗教压迫下的人们以意想不到的安慰。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至少在理论上把无穷的价值归到最低微的人身上。这就是神学理论对人的肯定。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是无限的绝对的价值。一切的人都能得救是上帝的意旨。基督教里有这样的教义：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耶稣基督解救了世人，使他们得到了基督教的自由。”117虽然这些抽象的抚慰人心的宗教教义只是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不实的花朵，但是，在宗教的幌子下出现的对人的肯定则至少鼓舞了当时的人们去寻求自己的现实地位，也说明了中世纪的认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虽然这种机会是曲折而艰难的。
13世纪的学者从《圣经》出发，结合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阐发了对人的认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他既是物质创造的目的，又是物质创造的最终产物，是全部创造物的中心。人处在物质创造物的顶端，又是精神创造物的基础。人是两个存在序列的中间物。在他以下是从动物一直到无机物的序列，而在他以上，是一直到上帝的神的序列。人的肉体是由生殖得到，而人的精神则是上帝赋予。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也是有理性的，可以进行自由的思维活动。
当时对人的这种看法，虽然没有摆脱神学羁绊，但却是中世纪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进步。人不再是卑下的、无足称道的，他可以与圣子耶稣并列，也可以认识和统治在他以下的一切创造物。这一观点的意义首先在于确定了人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上帝仍是主宰者，但人对自己有了自信心，对行动有了自主力。在神学外衣的庇护下，可以认识所谓上帝安排的世界的“秩序”——自然规律。这就赋予了科学认识一种神圣的合法性。其次，中世纪神学统治下对人的地位的确定和人的作用的评价，本身就是宗教神学的否定因素。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人们试图恢复自己的尊严，重新获得自我意识的要求还不能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直截了当地呐喊出来，只能打着神学的旗号悄悄地出现，逐步加强力量。宗教既然是人性虚幻的反映，则一旦这种虚幻面消失，人们就不再愿意耽于神性的约束之中，而意欲冲破神学，回到人的现实性上来。这就是后来西欧思想解放运动的现实根源。因此我们不妨说，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严酷统治下，仍然存在着认识史前进的某种契机。
这种契机从另一个角度也可得到一定的说明。
教会是一切自然知识的大敌，这是公认的、毋庸置疑的结论。在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彻底摧残了古典知识，扫荡了一切所谓的异教知识，使整个西欧文明社会跌入了阴谷，使西欧科学认识大大滞后了一段时间。在宗教统治万马齐喑的逆境下，任何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来钻研学术知识。唯有在教会的修道院里，还残存着一些古代知识。“因为有了修道院，古代科学才勉强被保存下来，所以修道院也就成了教育机关。”118切莫以为修道院乃是科学藏龙卧虎之地，实际上修道院中也只有一星半点的古代农业、医学、生物等知识，而且许多东西均已失去科学的意义。因此，教会对自然知识的保存，中世纪早期并未见到什么端倪。但由于修道院的这点微弱的学术火星，终于使得西欧科学认识没有断流，而且逐渐酿成了中世纪内部的认识之果。
经院哲学兴起以后，教会为了解释圣经，并力图使这种解释与人们的日常见识不发生矛盾，就有必要了解一些自然知识，这就需要一批神学家来钻研自然知识。我们应当看到，在中世纪这样的状况下，有教养、有文化的人，除了僧侣别无他人。一般平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很难有能力来研究自然知识。正如科学史家F. S. Taylor所说：“谴责基督教不关心科学是有欠公允的，关键是人们在当时的兴趣更多的是关心来世而不是着眼于现在的探求。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科学人士（the man of science）都是教士。”119修道院讲授一点希腊的天文学和医学。特别是为了解释圣经、推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就必须使用到天文学、数学等知识。这迫使教会不可能全部废弃古代的知识，而必须在宗教的旗帜下允许保留尽管是贫乏的，但却是有生命力的古代知识，这是保存古代学术的不自觉的贡献，也使得10世纪起阿拉伯人传递来的大宗希腊文化的接受过程更为自然、更为顺利。
教会要让世俗知识为自己服务，它就必须培养一批为宗教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接受了古代的真知灼见，虽然大部分人仍按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去阐释，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在这些知识的启迪下，生长出对基督教的“反骨”。这批人身为教会知识分子，却在埋头研究自然知识，这就形成了中世纪科学和哲学的主力军。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形下，也只有这批人能够承担起复兴科学认识的重任，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准备条件。正如丹皮尔所言：“教会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摧毁。”120
基督教，通过和万物有灵论相对立，打开了理智地应用自然力的大门。基督教思想中潜在地保留着这种倾向于自然的观点，是自身否定的重要因素。不过，我们对此的评价也应恰如其分。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在中世纪，尽管个别人特别热心于研究自然，但一般说来，尽管所谓世俗的学识在修道院和学校中仍然能够站得住脚，并受到尊重，可是，科学毕竟依然是人类精神的一种从属的、次要的职业，只具有平凡的、有限的意义。”121当时的状况，确是如此，但在历史的前进中，科学认识的比重越来越大，其意义不应低估。
在中世纪特定的历史状况下，对认识主体的自我认识是扭曲的，对自然知识的保留也是有其特定的宗教目的的。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一切曲折，科学认识之舟早已驶向近代的口岸。但历史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在西欧的学者埋头于《圣经》的诠释时，从东面已经涌来了扑面的知识之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