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府

14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保持着相对稳定，尽管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在这几个世纪里，扬州是一个很大的府的治所。中国人习惯于对行政中心及其所辖政区的地名不加区分，有时候会导致城市和府的混淆。比如，一说到18世纪盛世期间的大扬州地区，人们就往往会从城市的富饶推及区域的繁荣。47事实上，即使是在扬州城很繁荣的时候，其广大农业腹地内的居民能做到收支相抵就已经很幸运了。尽管如此，扬州的巨额财富依然主要来自其属地，有时候该城看上去在扬州府之内但不属于后者，其他的时候，城与府的联系却显而易见。

扬州府据有江苏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方圆2万多平方千米（见地图1）。该省的中部区域南被长江、北被淮河一分为三，尽管淮河河道在12世纪末以后逐渐为黄河夺占。对于观察者而言，这三个地区的划分非常明显。一段晚清时期的评论记载了它们之间的反差：

北部地区，特别是徐州附近，与华北没有任何不同。谈不上如何富足，只有稀疏的竹林、柳树、白杨和一些刺槐，为这片贫困地区带来些许绿意。很少看到桑树，既不种水稻，也不种茶。栽有一些果树，果子很不错，尤其是桃。中部地区没有北部那样好，但运河湖泊中满是鱼类，那里生长的棉花质量非常好。南部地区情况最佳，棉花、水稻、桑树是通常种植的主要作物。竹林茂盛，但茶叶的种植很落后。山丘完全裸露在外。长江、运河、湖泊中有各种鱼类。48

18世纪的田赋定额证实了中部地区的条件比南部相对更差。南部的在册土地不到全省一半，却承担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地丁银和更大比例的田赋。从税收来看，除了主要出产于北部的小麦，南部的各种税赋比中部和北部的总和还多。尽管中部地区不像北部那么贫穷，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法与南部和省内其他地区在繁荣程度方面的鸿沟相提并论。49

就像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曾经评论过的湘西一样，江苏中部也是一个有待命名的地区。50江苏省设置于1667年，当时江南省（明代的南直隶）被一分为二。51“江苏”这个名字来自“江宁府（今南京）”和“苏州府”第一个字的组合，这两个府的府城都是省级行政中心。南京是两江总督驻地，苏州则是江苏巡抚驻地。总督有权管辖安徽省（前江南省的另一部分）和邻近的江西省。在实践当中，江苏省被划分为两部分来管理，苏州负责管理该省东南部的吴语区域，江宁的总督府负责管理其他地区。52

江苏中部地区有时称为“淮南”，意即淮河以南。其他称呼还有“淮扬通”“淮扬”和“江淮”，前两个名称都源于分巡道的辖区范围，后者指的是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区域。53“江北”及后来的“苏北”也是可能的称呼，二者都可以翻译为“江苏北部”，但“江北”一词另外还有一层非常古老的含义，即“长江以北”。明朝地理学家谢肇淛（1567—1624）比较了中国而非江苏的南北部，并这样写道：“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54

“江南”意即长江以南，这个词同样有另一种意思。现在它在广义上指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55，在清初却指后来成为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区域。这个名字在18世纪的河道管理中保留了下来，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江南河道总督与长江以南的水利管理没有任何关系。该督驻扎于扬州北面很远之处的清江浦，在淮安附近，其管辖区域仅到长江北岸为止。56显然，这个头衔来自旧的省名，而不是源于字面意义上的“江南”。

理解江南、江北这两个名字，需要结合地理、文化和行政因素，它们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对于本书的目的而言，“江北”这个不无含糊的术语足以作为江苏中部地区的名称。它与其反义词“江南”有着语源学关系，并且到了20世纪，主要用来指长江以北及淮河以南的地区。57清代的扬州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本质上具有南方特色，与之同属一个方阵的是苏州、无锡，而不是具有鲜明北方特色的淮安。58但在18世纪，即便是淮安也有着某种南方的魅力，这明显见之于那里的南方风格的园林。59确实，在19世纪内陆水道系统衰落和沿海贸易蓬勃兴起之前，江苏南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联系比此后更加紧密。在此期间，某种意义上显然可以把扬州看作属于“江南”——这个术语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至少跟“江苏”这个词一样，足以传达某种关于该城空间背景的一般观念。

不过正确地说，扬州应该属于江北，甚至连其城市人口的特征也只有在此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在1542年版的《惟扬志》中，一位编者对该城的人口构成提出了质疑：

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然自国初至今已百七十余年矣，田粮则有定额，户口亦不大增，何也？60

这个问题只是个设问。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灾伤饥疫，江海漂溢，节遭事变也，无亦赋重役劳，生理不遂乎？刘宴曰：“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理固然矣。”夫扬地旷衍，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一遇凶岁，束手就毙。何也？地利未尽垦，沟防未尽兴，俗奢未尽革，游手未尽归农，治田多卤莽，蚕织不加意也。61

总之，农业处于糟糕的状态，产业未得到发展，人们处于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准，城市缺少繁荣的迹象。所有这些因素将明中期的江北与江南区别开来，直到清中期依然如此。我们将看到，其后果之一是扬州本地士绅相对弱小，另一个后果则是城市社会分为土著和流寓（或者移民）社群这种奇特现象。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地图上，江北的边界非常清晰。南面是长江，北面为黄河，后者在15世纪末完全夺占了淮河河道。西面是大运河及一系列湖泊，东面是大海。只有极西南部较难看到水上边界，因而地图上有一条界线将仪征县与六合县划分开来。这一区域覆盖了扬州府全部地区，包括后来的通州直隶州（今南通）。

扬州府下辖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因时而异，因为有的县被分割开来，有的县又做了进一步的划分。17世纪初期，扬州府由三州九县组成，可到了18世纪末，下辖的行政区就减至七个。62一个主要变化与本县江都县有关。1732年，该县被一分为二，于是出现了一个甘泉县。新的甘泉县界正好从扬州城中间穿过。该城北部和西部被划给甘泉县，其余部分属于江都县。两县当中江都更富，因其境内有许多繁荣的市镇。相比之下，甘泉县境内只有一些相对贫瘠的农田。正如明代方志中提到的：“城西［后来的甘泉］民勤力耕作，颇易治……万寿、归仁［在江都］地饶沃可田……未富虽奢。”63

扬州西南是仪征，明代称为仪真，更早之前称为真州。64仪征与瓜洲是一对孪生兄弟，后者是江都县境内一个熙熙攘攘的河港，位于扬州正南面。仪征和瓜洲都是活跃的商业中心，大运河的不同支流将它们与扬州连在一起。本地人和流寓人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据报告说欺骗行为很常见。65

扬州北面是高邮和宝应。这两个行政区横跨大运河。东边是农田，19世纪中叶（或许包括此前几个世纪）主要种植“水稻、蔬菜、谷类、大豆、豌豆和荞麦”，除非大运河发生洪灾——但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在大运河西边，人们濒湖而居，通过“打鱼、养鸭、割苇和种植菱角、莲藕”来维持生活。66直到今天，船上人家依然是这两个县乡村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再往东是兴化县城，后者居于江北的地理中心，是一座岛城，经常受到周围水体的威胁。此处“东北盐瘠，西南洼下，民有十年九不收之谚”。67

兴化南面、扬州城正东面是泰州。68泰州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西起江都县界，一路向东直至大海，境内有着全国最有价值的盐场。16世纪时，可以这样说：

天下六运司，惟两淮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而安丰又泰州之巨场也。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我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69

1765年，泰州被分割开来，由此出现了一个沿海的东台县。1724年，扬州府以前的属县如皋被剥离出去，这是为设置通州直隶州而进行的行政区划大调整的一部分。这个新的府级行政区沿着长江北岸展开，位于扬州东南面，囊括通州、泰兴和如皋——它们原来都是扬州府的一部分。701671年，通州东边的海门县从政区地图上消失了，当时该县县城被海水吞没。但在1768年，它又作为一个直隶厅得到了恢复。71

再往北边，在仍然是江北地区的扬州府之外，是山阳县和盐城县，1731年又设置了阜宁县。72这些县属于淮安府，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它们与扬州的关系比跟淮安府其他地方更加紧密，后者已经位于黄河以北。堤坝密集的黄河下游，构成了江北与淮北之间一段无路可通的可怕区域，且将淮安府划为两半。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大区域模型中，淮安府可以被看作居于双重边缘位置：它下辖的淮北各县是华北大区域的外围，其江北各县则是长江下游大区域的外围。城市化程度因而较低。从15世纪末开始，当黄河完全改道南流时，原先的淮河下游流域的贸易便经历了长期的萧条。根据《阜宁县志》记载：“在昔淮水安流，港浦通波，南漕由此海运。马逻、芦浦、羊寨、喻口，皆为巨镇，青沟为山盐孔道，阛阓亦甚殷繁，今悉荒落矣。”73淮安城位于江北地区，靠近大运河与黄河交汇之处。扬州和淮安之间有一条完整的大运河延长线相连，在盐业贸易和治水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两座城市之间交通往还不断。

除了扬州、淮安和通州这三个府级行政区，江北还包括一个由于环境变迁而产生的小县靖江，夹在长江北岸的如皋县和泰兴县之间。靖江属于南方的常州府。它曾经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但江流的变化改变了河床的高度。到16世纪末，靖江在地理上已经成为江北的一部分。但在文化上，它依然是江南的一部分。因而有这样的说法：“靖隶吴，礼节俗尚与江南诸郡邑大略相似。”74至少直到最近为止，靖江人依然跨过长江去做生意，而不是与自己的江北邻居们做生意。75

这就是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将近四百年里的江北。这一阶段划分是根据黄河的运动而做出的，后者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地理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完全为江北地区所独有。12—15世纪黄河的改道南流，以1495年北方河道的关闭为顶点，永久性地改变了江北大地的面貌，为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因素。结果，随着乡村地区转向商品作物和家庭手工业，江南正在经历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而“灾伤饥疫”成为江北的特征。于是，扬州府变得与江南的苏州府非常不一样，尽管扬州和苏州经常被一同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