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商人之城

汉语中的“商”字大概可以追溯到周代初期，当时战败的商族人被迫求助于贸易以为生计。这个词源神话抓住了与商人或者生意人有关的外来人这一概念。帝制晚期，关于商人的标准说法是“客商”，实际上意味着外来人。相应地，以传说中的商代义士为基础的财神，在一些故事中也被赋予了穆斯林特征，被描述为一位胡须卷曲、眉毛突出的黝黑的外国人。1

这种形象在扬州有其历史的共鸣。当巴格达和长安（今西安）分别是西方和东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之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有时甚至连犹太商人也横穿过东西方之间的遥远距离，从“地中海西部的弗兰克地”这样遥远的地方来到印度和中国，“把这些地方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其他物品带回去”。2这个时候，在8、9世纪，扬州正位于一个交通网络的枢纽，后者将长安与广阔的海上贸易线路连在一起。往来都城的途中，来自远方的商人往往在扬州停留，或者留下来买卖宝石和稀有药品。因此杜甫（712—770）有诗曰：“商胡离别下扬州。”3安史之乱期间扬州遭到洗劫的时候，“数千波斯客商被杀”。4

13、14世纪，在“蒙古全盛”时代（Pax Mongolica），这些远方的商人再度造访扬州，当时成吉思汗的后代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保护，并欢迎客人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费达（Abulfeda, 1273—1331）知道扬州的存在。他写道：“某人到过那里，说那里位于温带地区，有一些园林和荒废的城墙。”5一个中文名叫普哈丁的伊斯兰传教士，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就在阿布尔费达出生前后葬于扬州。6精致的墓园里（见彩图4）还保留着他的许多同胞的墓碑，比如卒于1302年的尔路丁（Erlueding），被称颂为“一位伟人”，一位有教养、精于商业、关心普通百姓的客商。7若干年之后，伊里奧尼姐弟俩（Catherine and Antonio Illioni）葬于扬州，其墓碑刻着如下开头的拉丁文碑文：“hic iacet……（这里安息着……）”8他们肯定是踏着那位声称代表大汗做过三年扬州总督的马可·波罗的神秘足迹，沿着某条贸易线路来到中国寻求财富的。

异国风情的历史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而被埋葬。那些刻着神秘莫测的铭文的墓碑，在新的王朝下被用来当作修筑新城墙的石块。此后，虽然扬州还有穆斯林，甚至一度有过犹太人9，但他们不是漂洋过海而来；就我们所知，他们也不被看作有实力者。后来几个世纪里的商人总体上是一类不同的外来人，他们买卖的不是容易运输的小型贵重货物，而是人类饮食中的基本成分——食盐。

对于中国的盐业贸易，至少是两淮盐区和垄断了两淮贸易的扬州盐商，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10概括说来，盐业对于扬州的重要性无须赘述。帝制晚期的大部分时候，盐业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财富来源。鄂多力克（Oderic of Pordenone）曾经在14世纪来到中国。他以不无敬畏的口吻评论说：“这座城市的领主［每年］光从食盐身上就能获得五百土曼的巴利斯（balis），一个巴利斯值一个半弗罗林，这样一土曼就有一万五千弗罗林！”11在此前后，两淮盐产定额是第二大产区两浙盐区的将近两倍；16世纪晚期，其年度税收是第二个税收大户长芦盐区（包括直隶及河南部分地区）的将近四倍。12

两淮盐区之所以如此富庶，原因之一在于淮南盐场的出产能力。两淮盐区沿着淮南和淮北（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海岸展开。盐场多位于淮南，这里的产盐量超过了两淮总产量的五分之四。另一个原因是官方划定的盐业市场区域的规模。明清时期，这个区域包括七个省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从北方的河南直到西南的贵州边陲地带（见地图2）。各个不同省份的数百万消费者的财富，因而源源不断地流向扬州并在那里聚积起来，何炳棣曾经估算过，其数量超过了清代中期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财富。13

地图2　清代主要盐政区

盐业贸易对扬州社会结构和城市文化的特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盐商的存在和行为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些富人及其行为决定了18世纪扬州城的形象。本章追溯他们在明代的起源，揭示一种城市文化——对此人们往往根据18世纪的特定社会变迁来进行描述——的基础有多么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