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益代理人制度在未成年人审判中初显成效

2014年5月6日，《东南商报》刊登了一篇《“代理妈妈”真情感化未成年人犯》文章，该篇文章是对我院审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真实写照，公益代理人在庭审及判后帮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3月，16周岁的小强（化名）因盗窃车内财物被警方抓获。小强来自国内某省份，案发后，始终无法联系到其父母。法庭上，出庭的是他的“代理妈妈”岑女士。关进看守所后，岑女士经常去看望小强，与他谈心。8月21日，小强即将刑满释放。为他今后的生活着想，岑女士还替他找好了工作。昨天，在看守所，记者现场见证了这段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

（一）“代理妈妈”亲似生母

昨天上午10点多，岑女士提着一包衣物到了看守所。几分钟后，管教民警把小强带了出来。见到岑女士的一刹那，小强很激动：“前几天您刚来过，没想到您又来看我了。”

岑女士给小强带去的是衬衣、裤子、袜子等衣物，全是新的。“21日我要出差。你出去后就去那个饭店找经理，我都给他说好了的。”“你还那么年轻，以后的路长着呢。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好好工作……”

虽然才16周岁，但小强看上去很结实，个子也挺高。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掩饰他脸上的稚气。听着岑女士的话，他不停地点头。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感情深厚的母子俩。其实，他们毫无血缘关系。岑女士认识这个问题未成年人，还是在今年7月的海曙法院法庭上。

（二）交友不慎成了问题未成年人

小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有个哥哥。因为淘气，他自小就不讨父母的喜欢，经常遭到父母的责骂，也挨了哥哥不少打。初中还没毕业，他就辍学在家。15岁不到，他就跑到宁波自谋生路。

刚开始，他在慈溪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2个月后，一次工作中，他被火烧伤了脸，耳朵也被烫伤。老板随后就辞退了他，不但医药费没着落，工资也没拿到。

因为年纪小，他不懂得维权，就这样离开了那家公司。后来他又在一家电子厂找了份装配工的活儿，每个月有800多元，日子还算过得去。

那年春节后，他从慈溪来到了宁波市区，在江东一家快餐店做服务员。后因同厨师打架，他在快餐店就待不下去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一个老乡，开始跟着这个老乡混。

老乡带着他吃喝玩乐，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开始跟着老乡一伙人小偷小摸。渐渐地，他们开始撬盗车内财物。在某次作案时，他被海曙警方抓获。

（三）公益代理人出庭做代理妈妈

案发后，警方试图同小强的父母取得联系，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样一个有问题的未成年人，判刑之后怎么办？出来后又该如何帮教？岑女士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2019年9月初，海曙法院向全市招募公益代理人，当时很多热心市民踊跃报名。3个月后，海曙法院向10位市民颁发了聘书，岑女士就是其中一位，目前从事教师职业。

7月初，岑女士接到法官的电话，说有个未成年人案件要审理，让她以公益代理人的身份出庭。

岑女士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整个过程。

接到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挺忐忑不安的。很多人一听罪犯二字，几乎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本能地想离得越远越好。我很理解这种心理，所以当初申请公益代理人的时候，也是瞒着家人的，怕他们一时接受不了。罪犯，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类人，如今我却要以妈妈的身份去面对。

那天晚上我一夜都在想象着我将面对的是有罪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坏事？我该跟他讲些什么？他能否管教得好？在我心里，他毕竟还是个未成年人，我担心的不是我如何面对，而是我是否有能力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

到法院后，法官给了我检察院的起诉书。了解了整个案情后，我提出在开庭前见见他。法官把我带到羁押室，他穿着囚服，戴着镣铐，长得比我想象中要高大。我们隔着铁栅栏，我告诉他，你爸爸妈妈没有联系上，所以法院让我做你的代理妈妈。他乖乖地点点头，说知道了。不知怎的，我那时流泪了，就像他真是我的儿子。我忍不住像妈妈一样责备他，为什么要去偷别人的东西。

开庭了，他戴着镣铐站在被告席上，认罪认罚，时不时朝我坐的方向看。那眼神分明是未成年人的眼神，有一种依恋，有一种期盼。

法院考虑到他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归案后主动交代，认罪态度很好，作出了拘留5个月的从轻判决。

（四）给未成年人找好工作 准备再报培训班

完成了公益代理人的程序，岑女士的心里却无法平静：他还是个未成年人，父母又不在身边，今后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多少次，一想起小强在法庭上看她的那种期盼的眼神，她就决定：一定要帮他。

8月3日到看守所看望了小强后，岑女士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他出来后身无分文，工作又没有着落。如果没人照管，任其自生自灭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岑女士知道，像这样的问题未成年人，找工作是他们的一道坎，岑女士到处托人，在小强还未出狱之前，已给他联系好了一家餐馆。

得知岑女士为自己操了那么多的心，小强哽咽，“不知该叫您阿姨还是叫您干妈。”“不管你叫我阿姨还是叫我干妈，我都会引着你走向新生。”岑女士说，接下来，她还打算让小强抽空上个培训班，提升他的技能。面对母亲似的关爱，小强承诺，出去后一定好好做人，无论工作多累多苦，他都会好好地干下去，否则就对不起包括岑阿姨在内的那么多热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对我如此真诚地说话。”小强告诉记者，父母不喜欢他，即使知道他犯事了，父母也不会露面的。那天，听说岑阿姨要做他的代理妈妈，他真的很惊喜。进了看守所后，看到有的人总有家人送来东西，他好羡慕。虽然他也知道父母不会来，但他还是盼望奇迹会出现。没想到，8月3日那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看管民警叫他，说有人来看他，给他送东西来了。他喜出望外，出来一看，愣住了：前来看他的不是亲生父母，而是他的代理妈妈岑女士。那一刻，他真的很想流泪，但忍住了。在看守所里，岑女士给他讲了好多做人的道理。虽然会面的时间不长，但对小强的震动却不小：“从小到大，还没有哪个人如此真诚地同我说这么多的话。那时，我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本案中，小强由于不受父母喜欢、被哥哥打骂，独自外出谋生，交友不慎又误入歧途，走向犯罪的道路。但是在海曙法院的公益人代理制度下，“代理妈妈”岑女士的出现拯救了他。岑女士的关爱给了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暖的感觉，在岑女士的帮助下，小强迷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

就法律层面而言，公益代理人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的各项权利，避免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法定代理人缺位而产生的救济盲点，而且代理人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能够较好地理解诉讼过程，帮助未成年人行使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就教育感化层面而言，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究其根源是家庭教育不当，如许多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经常打骂未成年人，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子女染上恶习，父母没有及时纠正；父母离异导致未成年人得不到有效的监管等。公益代理人充当“代理父母”“关爱妈妈”的角色，能够稳定未成年人的情绪，克服紧张心理，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上的支撑。公益代理人坚持对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爱，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坚持判后帮教，帮助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