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达尔文之前的物种观念

在十九世纪正统的宗教和生物学思想中，“物种”概念包括了三个基本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可再分”的观念，即物种“狗”的概念中，包含所有个体的狗，而其他动物都被排除在外，与其没有丝毫关系。

这种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当时由于受日常经验的支持，柏拉图的唯心主义（Idealism）支持这种观念；但正是这些在个体狗上，未能全部表现出来的狗的本质，才是理性思维所要思考的内容。

《创世纪》的教义结合了柏拉图哲学与普通经验，出现了神造论。，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其一，认为万物是由上帝一次创造出来。“亚当为牠们取了什么名字，牠们就叫什么名字”。林奈（Carl Linnaeus）的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就沿袭了这种物种间无关联的观念。

十八世纪，随著动植物标本采集量的增加，以及对物种的系统研究，原本用来区分不同物种的差异不再成立。在开始写《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时，林奈坚信用“种”作为分类单位的绝对性；但晚年时林奈也发现，区分一个种和牠的变种变得非常困难，于是在“种”之上又增加了“属”的单位，但他始终没有公开质疑“物种不变”的正统思想。

其二，认为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完美，这种观念被当时自然神学支持。一八三六年，在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归来时，一位剑桥哲学家仍认为：整个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从周边到中心，总是把雪莲放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在这种表述中，强调的是造物的神奇。但这种思想在六十年前，就曾受到怀疑论者休谟（David Hume）的质疑，他在《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适应状况良好，就否认以前可能存在的不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