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我敬仰的先生走了—纪念任洪渊老师

易晖

那是8月13日的早晨。前一夜倾盆大雨，仿佛把该下的雨都下尽了，此刻艳阳高照，碧空如洗，天晴得似乎有些不真实。我正要去上班，突然收到任先生的女儿任汀发来微信，请求加我为友。我不假思索地通过了。俄顷，屏幕上跳出一串文字：“师哥好！我父亲昨晚21点49分走了，他走得平静安详。遗体告别定于18日上午9点，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举行……”

我呆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二十多年来每每赐教于我的任先生，会就此撒手人寰。

就在两个月前，他刚查出问题，我们几个弟子去看他，那会儿还见他精神尚好，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仨开着玩笑，说我的师妹“依然漂亮”，说我的师兄“依然倜傥”，说我“依然结实”。寒暄过了，病情也简明扼要地介绍过了，他转而大谈正在写的回忆录，说病情来得太突然，打乱了他的写作，眼下只好躺在病床上打腹稿、口授，让护理他的小伙子帮着记下来……他急切地谈写作，谈思路，仿佛那一刻他不是置身病房，而是书房，而我们依旧像当年那样围坐着聆听他授课。只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谈到兴起处，他高扬起语调时似乎有些气短，挥动的手势也不像往日那般有力……

就在两周前，我给他去电话，他依旧在谈他的写作，不无信心地说，如果上天再给他半年光阴，他就能完成回忆录，并把遗留的几篇书稿整理好，如此便无憾了……

就在一天前——昨日上午，我还给他快递过去鸡汤和豆花。后来他的护工告诉我，送去的鸡汤他中午还喝了几口，护工附耳告诉他是学生送去的，他听懂了，无力地点点头，想来那应是先生在世上吃的最后的食物……

手机里，任汀发信息问我：“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你能参加吗？”

“去，去……”我机械地回复着，脑子里电影般放送着先生的音容笑貌。

1995年，我从一座偏僻的江西小城考到北师大中文系读当代文学硕士。那时的我孤陋寡闻，又于现代诗无所用心，所以读硕士之前还不了解任先生。倒是一位写诗的同学一脸艳羡地告诉我：“能跟任先生念书是你的福分。他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出了一本诗集《女娲的语言》，那是我的珍藏。”

头一次见面是在他家里。他是诗人、诗论家，却并不要求弟子们都跟他做诗歌研究，“但作为一名中文系的研究生，你总得会读一首诗吧”，他不显山不露水地说着。很快——准确地说，在他的第一堂课上——我们就明白他说的“会读一首诗”是什么意思。记得那堂课他给我们讲了三首诗，冯至的《蛇》、郑敏的《戴项链的女人》，还有他自己的《秭归屈原墓》。他玩味每个词语，像一个精明的商人挑剔每一粒珠宝，让我们体会一首好诗是如何做到一字不易的；他咀嚼诗句背后层层叠叠的韵味，像拉洋片一样一幅幅地展示语言背后的风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穷象尽意；他把这些词语、句子一个个卸下来，像小孩玩积木一样，然后又依着结构、顺着榫头一一装上，像把房子装成房子，把炮舰装成炮舰。他是用他飞扬的情感和一肚子的学问，用他作为杰出诗人的丰盈的想象力在解一首诗啊！这样的读诗法，世间又有几人会？直到今天，我仍然做不到像他那样读诗、解诗，但从第一堂课开始，他便树起一根标杆，铭刻一个高度，让我们记住：读书、写作、做研究，不要满足于做一个知识的搬运工，写一些不痛不痒、人云亦云的大白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也正因如此，我每每写了点什么，不敢轻易拿给他看，因为对照他的写作，我总发现自己的平庸、苍白、乏味，我知道除了才情不够，还有功夫没下够。直到第二学期，我念台港文学，读陈映真的小说，有了一些心得，写成一文，得了任课老师一个高分，我才有勇气拿给他看。两天以后，他把我叫去，把稿子交还给我。我一看，改的虽然不多，但每一处改动都让文章增色。他不露声色地说：“还不错，尤其是论题，有些意思。去找一家刊物寄出去吧，注意要与台港研究相关。”得了他的肯定和启发，我有了信心，后来果然登在南京一家刊物上。那可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我们这一届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带完我们就退休了，而且是以副教授身份退休的。这么个享有盛誉的诗人、学者，这么一位广为学生喜爱——准确地说是崇拜——的教师评不上教授，是僵硬的学术体制、盘根错节的学院政治使然，也与他傲然不群的个性有关。在那个我们将离开校园，他也将告别讲台的时刻，他平静却不无悲戚地说：“当然，你们不必效法我。只会工作，只懂学问，玩不好人际，毕竟也不是圆满的人生，何况这是个赢家通吃的时代。”是的，先生并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真诗人、书呆学者，他的锐眼其实早已看透学院、士林，乃至人世，学术圈里那些孜孜汲汲、蝇营狗苟的事儿，他其实门儿清，他并非不能，而是不为。

20世纪80年代，先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以其熔铸思想、诗情和生命体验的创作，尤其是独步文坛的诗学理论，穿越——用他自己的话，“侧身走过”——这个年代的三代诗人。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有诗作问世，年龄、经历也类似于“归来派”诗人；他的精神气质和诗风多少靠近“朦胧诗”；而他年轻的心灵、开放的文学观、富于生产性的诗学理论，又赢得了“朦胧诗”后一批青年诗人的敬重，“北师大诗群”则更以他为精神领袖和诗魂。

而90年代，则是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道术为天下裂”，像任先生这些铸就往日诗歌辉煌的诗人、学者，也“各自须寻各自门”。其间当然不乏一如既往去引领这日益狭小、嘈杂、利益化的诗歌圈，以求继往日之荣光者；更有“告别广场，走进书斋”，转型治史述学，转入知识学或学科化的自我生产者。相较之下，先生则选择了一条最为崎岖也最为寂寞的学术道路，他在一个盛行述史、笺注、考证、小学（用他的话说是“书房写作”“图书馆写作”）的时代，竭力要上追先秦，效法诸子之学。退休后，他陆续出版的《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汉语红移》，致力于研究汉语文化诗学／哲学，研究在汉语言说／书写中“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想要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人的生命美学。

先生以几本并不皇皇的著作，从事着“究天人之际”的艰辛工作，在远没有再度创生“百家争鸣”的文化稗史时代，他却做到了“成一家之言”。

先生应已无憾，先生千古！

易晖，任洪渊先生门下硕士研究生，1995—199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