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悼我师任洪渊

路翠江

大灾大难中，我们又痛失恩师。何其伤痛、黯然！

老师生病，同门师兄妹在第一时间告知了我这一消息。跟任老师通话，他已入院检查，身体比较虚弱，只跟我简要说了几句，让我放心。后续只能从李霆鸣、易晖和杜处了解情况。那时我想老师胃口不好，可能可以吃一点清口的水果，就提出给老师寄一点新鲜的樱桃，老师说他不能吃水果，谢绝了。我们几个同学时常交流，易晖说一般老年人身上，癌细胞可能会跟身体机能一样不活跃，我们都期待：真那样的话，老师能带癌生存很久。杜说等检查结果出来，如果有完全针对的靶向药物，疾病就是可控的。他们都感觉老师虽然瘦削，但是还精神。而且，小师妹任汀和能帮上忙的学长给任老师安排了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医生。我们都对老师的病有乐观的设想。我也盼望着秋季去北大访学，可以时常去看望老师。后来，得知李霆鸣、易晖、杜三位师兄妹轮流到医院给老师送营养汤粥，我因自己什么都不能为老师做而自责，暖心的杜嘱我不必着急，说他们的汤水里也包含我的心意。后来突然就听说老师住的医院发现新冠患者，因隔离而无法继续送汤水和探望。我跟杜交流，心里都不是滋味——我们担心老师的营养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开始对老师的健康忧虑多于乐观，但是噩耗传来，还是感觉无法接受，伤痛到不能自持。而因着形势无法去北京送别恩师，注定是此生心底的死结了。

众多让我终生感激、高山仰止的师长中，任老师是我最初敬而远之、后来敬爱有加，让我倍感亲切与温暖的授业恩师。

读硕士的时候，怕见任老师。

1995年，我从青岛大学考入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研，与舍友杜，师兄易晖、李霆鸣，师姐冯丹以及两位韩国同门一起，师从任洪渊老师。我是个不仅资质平平，还时常敷衍的学生，任老师则是严格的导师。关于读书、论文、上课的发言与交流，我时常交不出令老师满意的答卷。任老师严格归严格，他会蹙眉提笔，一行行画掉我的提纲或论文，但是从不疾言厉色。有时他会用无奈又低沉的语气说：“这样怎么行呢。”有时他沉思良久，在画掉的文字旁添写其他的内容，然后温和地说：“这样差不多了。”即便如此，那时还是怕见老师。每次要见老师，都有压力。当我自己做了多年教师，也多次体会到面对不努力不上进的学生，为师内心那份不可遏制的急切和烦闷，我才逐渐理解了当年任老师的心理和对我的态度。可惜当年的我不止一次让老师失望叹息，悔之晚矣。

当年，我们同门几个经常一起去见老师。老师有时谈兴浓郁，就会兴奋地跟我们谈很久。那种时刻，会深切地感受到任老师的犀利、深邃、孤高和桀骜。有时，就只是例行的师生交流，简单问一下每个人的近况。对两个韩国同学，任老师总是很耐心地与他们交流，并嘱我们中国学生多帮助他们。老师欣赏杜的才气，也让我们向易晖学习，说他虽然身体受限制，但是踏实勤奋，将来也许会是我们几个里成就最大的。现在看来，老师虽然不屑俗事，还是很善于识人的。

老师家里，悬挂着一张师母跪坐在冰面上（记不清是颐和园、北海还是后海）团雪球的照片，穿着红衣服，在一片晶莹洁白中笑得很灿烂，唇红齿白，明眸善睐。老师谈起师母，谈起他们的相爱，甚至谈起他跟“情敌”说“对不起，你来晚了”，总是兴味不尽。师母跟小师妹都在的时候，交谈就会更加有趣，老师也更亲切。

记得有一次，师母似有抱怨地谈到老师生活能力差，家里什么都不管，心里只有他的诗。师母描述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做饭、上班、带孩子、接送孩子、照顾任老师，形容自己每天就跟打仗一样，有时脸都顾不上洗。师母说到有一天她到了单位，领导竟然跟她说小方你先去洗洗脸。那时候，童言无忌的小师妹插话“揭发”道：“妈妈撒谎，你有时还敷面膜呢。”听着师母的抱怨、小师妹和师母的你一言我一语，老师只是呵呵笑着，绝不袒护哪一个。那一刻，看老师的眼神，你会觉得在他眼里心里，面前这两个人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多少年以后，当我理解了爱情不仅意味着得到，更需要给予、付出和牺牲，我才理解了师母。当年，是多么深的爱、多么大的对这个“诗人”的认可，才让美丽的她像女汉子一样几乎忘我地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几乎全部杂务俗事。她的“抱怨”，其实也是秀恩爱，是示爱式的“炫耀”啊。

而老师和师母热烈浪漫的爱情，无论是老师主动跟我们谈到的，还是从老师的诗歌中体会到的、课堂讨论交流的，都对那时处于恋爱和适婚阶段、对爱情怀着美好憧憬和期待的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师的《初雪》中那种爱情激荡的刻骨铭心，我们后来都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宿舍的卧谈会，有很多次就是从这些延展开去的。

读硕士时，任老师对学生几乎不谈学术和诗歌之外的话题。那时，我跟杜也时常去请教刘锡庆老师。刘老师亲切随和，宽厚慈爱，他会拿冰棍给我们吃，然后倾听我们学习和生活中的苦恼，或者指导我们读书学习、写论文，也谈一些学校和生活中的琐事。记得刘老师跟我们谈过任老师的一些事情，比如评职称中遇到的不公，比如师母的资历浅在分房时带来的劣势。我们因此才了解到任老师的诗歌与爱情之外，一些别的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

我读博士是在2011年，在我硕士毕业13年后，再一次跨进北师大校门，师从张健老师。那一年，我已经40岁。

博士入门考试结束，我去看望任老师。老师得知我有这个规划，很赞许。当他听说师兄李霆鸣联系了同学们，想趁我来北京，请老师和师母也一起聚一下，很开心地答应了。老师的开心，让我意外又感动。老师没有因为我是个曾经让他失望的学生就弃之不理，他真诚地为每一个学生（不管有无出息）有价值的努力而欢欣，并为其鼓劲。

那天的聚会，师生相谈甚欢。我感触很深的是，老师比以前更和蔼，很亲切地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孩子，跟我们谈了在国外留学的小师妹很多他引以为傲的趣事。师母仍旧快人快语，风韵不减。老师注目师母时，仍旧满眼宠溺。席间，我发现老师夹菜的手时有颤抖。看到师母细心地给老师把菜夹到面前的盘子里，我心头陡然有些酸涩：是啊，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60岁，退休了，现在老师已经70多岁，有老态了。老师和师母昔日轰轰烈烈的爱情，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加持，转化为我们看到的恩爱扶持，相濡以沫，相互陪伴，慢慢变老。目睹这些，让人不能不相信爱情，祝福爱情。

我高龄读博，学业压力、家庭压力都比较大。那几年，每个学期我都会去看望老师一到两次。每次任老师都会问我论文的进展情况、家里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情况。谈论这些的时候，老师亲切慈祥，让我完全不像读硕士时那么想要敬而远之。每次从老师家出来，都觉得我在这个校园里得到了很多支持和关怀，有了更足的勇气与信心。

大部分情形下，任老师都欢迎我的到来，也有几次，老师说他忙着整理稿件，另约了见面的时间。这样的时候，我就有那样一种感觉：我的老师70多岁了，还在饶有兴致、投入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能够终生与文学相伴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而老师在这个年龄仍然如此敬畏与投入，我又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和郑重地对待我的人生、我的研究、我的学生？

任老师年龄增长了，但思维仍旧那么清晰敏捷，感受力仍然那么细腻深刻，谈起他正在构思的新作时仍旧那么热情四溢，眼睛里总有热烈得似乎能穿透时空的光彩。我有时想，诗神真的是厚遇任老师呢，任老师的精力比年轻很多的我们还要好呢！有那么一两次，任老师跟我谈起过他父母传奇的人生与爱情，他无助的童年、孤独的青年时期。任老师是诗人，也是全才，他文理科思维兼具，上中学时数理化成绩甚至在学校独占鳌头。这些以前从没听老师说过。我心目中高远神秘的诗人导师，原来曾经是大山里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祖父母带大的离异家庭的敏感孩子。我有时就在心底思考：诗人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生成的呢？可能二者都有吧。那些特殊的人生体验，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可能仅仅是磨难与坎坷，而对于一个诗人，就是他咀嚼不尽的话题、是他升华自我和思考的契机，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2012年5月初，我痛下决心，结束了13年的婚姻，进入了人生的晦暗时段。那年的教师节，我去看望任老师。闲谈之中，我跟任老师谈及此事。任老师沉吟了一会儿，声音低沉而且柔和地说：“我听你的口气，你应该是理性之下做出的决定，也应该能够承受得住这个波折，所以我倒不担心你。有些东西，让时间去修复吧。”然后，老师关切地问这事对我的女儿有没有打击。得知孩子接受这个事实，并且愿意跟我，老师点头，让我多跟孩子交流，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老师慈爱的关切和提醒，对那时的我至关重要。那时，很多时候我看上去正常理性，其实由于多年的爱情信仰和生活追求陷入破碎，我常常是迷迷瞪瞪的，成了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孩子，都时常不放在心上。后来，我和女儿交流充分而相互信任，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当时任老师对我的及时提醒。

第二年暑假，我给女儿报了北京的新东方英语夏令营。女儿到北京后，我想带孩子去看望任老师。得知我女儿学习主动性不够，各科甚至语文都不好好学，都学不好，老师主动提出他要请我女儿去十二橡树喝咖啡，要跟我女儿交流一下。那天，任老师带来了一包小师妹任汀的相册。我看着任老师耐心地指着一张张照片，跟我女儿讲那些照片以及背后的故事，让我女儿看到任汀像她这么大的时候的样子、任汀轻松而有追求的成长、留学生活的丰富与自由，还有老师对她的期待，给她的选择的自由。那个时刻，我对任老师的感激之情充满心胸。老师用心何其良苦！我女儿跟小师妹的基础差距很大，她那时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但是我能感觉到，老师的引导在她身上起了化学反应。不久后，她果然跟我谈论起上什么样的高中，开始主动探讨有关将来的事情。那天，任老师还跟我女儿谈起以前小师妹也是没有素材、不会写作文，他就教小师妹生活中的一个素材可以怎样活用在不同的主题作文之中。那次谈话对我也有很深的教益：我原来认为女儿的学习有她的老师，根本不需要我，而且我也不懂如何教一个中学生。当我看到任老师都在用心去揣摩怎样引导我女儿的学习时，才体会到，每一个称职的父母，都要沉入孩子的世界和他的需求里面，而不是浮在表面，那样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孩子的生活与成长。从这个角度说来，任老师的教导，惠及我们母女两代人啊。

2010年，任老师的《汉语红移》出版，老师来电话，说出版社要作者自己负责售书。我自然非常想帮忙，可是我所在的学校并没有很浓郁的纯文学氛围，最后一共就帮老师售出了30本书。老师一如既往挥手而过，一点也没有介意，但我心底十分惭愧，感觉十分对不住老师的嘱托。

心底还有一件难忘的回忆。那是在1999年，也是这样的秋天。任老师应邀到烟台，参加一个雕塑家朋友的作品研讨会。那时我刚到烟台师范学院工作一年，得知任老师来烟台，我很兴奋，去老师住的新闻中心招待所看望他，然后提出能否请老师为我校学生做一次讲座。任老师满口答应。那时，我们作为偏远半岛上的大学，很少有首都来的大家的讲座。当时的中文系领导得知这个机会，很重视，让我和教研室的老师动员组织学生，在北区的阶梯教室安排了一次讲座。本来我们都担心学生会对诗歌不感兴趣，可能到场人数少或者冷场。没想到，任老师非常投入的讲座，极大地感染了学生。老师讲得微微沁汗，很多学生听得满面红光。讲座后还有很多学生围住任老师请教，依依不舍。当时任老师也很快慰，讲座后还与我和同事们合了影。

一转眼，21年过去了，我们合影的山坡依旧、主楼依旧、绿树蓝天依旧，老师却驾鹤西去，再无相见之日！呜呼哀哉！

愚钝弟子路翠江泣笔

2020年9月28日

路翠江，任洪渊先生门下1995级硕士研究生，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