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周今觉的邮学专著

1.《邮话》

1924年1月1日起至1925年2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副刊《晶报》第三版“社会定期刊”上辟“邮话”专栏。[104]周氏在该报分71次连载一年又两个月，共计55篇。“邮话”专栏用铅字从右向左竖排，报眉“社会定期刊”的右边为民国纪年和版号，左边为干支纪年和星期。

这是周氏步入集邮圈不到半年的集邮随笔，内容有如周氏自述“余自集邮后三阅月，即执笔为‘邮话’，分期刊登《晶报》，有一年之久，市上珍邮之流通、客邮之邮戳、论邮票之国际地位、谈世界之无双孤品、邮品拍卖……”

“邮话”颇受好评。这在作者的“邮话”恢复连载篇首的小引中言及“因邮话而阅晶者，颇不乏人，及得晶而久之无话，则移书责问”。[105]

张包子俊亦言：“今觉先生每获一珍，即在上海《晶报》上发表研究文章，连续刊登数年，余曾逐期剪存，惜毁于难。周固雄于资，不久获费拉尔邮集，当时《字林西报》曾记其事，名噪中外。”（张包子俊：谈“邮王”周今觉先生二三事）

周氏在1924年5月30日，撰写的一文已透露要撰写一部图文并茂的华邮专书的设想。“邮话”上的不少文章，实际上也是《华邮图鉴》的雏形。

“邮话”影响了一代邮人，其中一些人日后成为知名集邮家，如袁寒云、陈子绳等。陈子绳比较了周氏的“邮话”与袁寒云的“说邮”后，对周氏的“邮话”多有赞赏。他说：“袁说似限于本人收藏，仅足供参考。而周君‘邮话’，博征广引，源本纂详，足启迪后学，奉为臬圭，而于提高华邮地位，厥功尤伟……”[106]

周氏的“邮话”以敢讲真话，揭露邮政管理方不当得邮和邮商巧取豪夺而著称。他在“邮话”中报道了总邮政司派律（即帛黎）违规截留欠资票和法国人存留民国二元宫门倒印票的事实。[107]

他揭露邮贩对邮票随意加价达四五倍之多“毫无商业道德之可言”。由于邮人因无邮识且又“专仰沪上邮贩之鼻息”，任其欺诈，所费千元的一部邮集仅值五六百元。慨叹“业骨董者大半皆欺诈取财，毫无商业道德之可言，今业邮票者亦何独不然”。[108]

他告知邮人注意辨伪以免受骗，这是“邮话”撰写最突出的。其内容之广，写法之新是开创性的。

一是揭露邮票造假有区域性，造假者主要集中在苏州、常州、杭州、太仓等地，而造假之票多为临时中立票、福州飓风票等变体珍品；[109]二是指出假票已达乱真程度，特别是日本邮票造假，为最难辨别；[110]三是指出越是珍品伪者愈多，人们“不敢问鼎”，而此时方是拣漏的好时机；[111]四是提示邮人如何提高邮识挑选珍邮。指出邮戳在集邮中的重要意义，[112]邮票水印的辨别方法，[113]告诫邮人勿迷信外国大公司以免吃亏。指出英之吉本司、法之香槟公司、美之司各脱“名大而实不副，价高而品类不全”。[114]

2.《华邮图鉴》

《邮乘》中最重要的著述是周氏的《华邮图鉴》。《华邮图鉴》是《邮乘》的主干邮学论文。

《华邮图鉴》自1925年10月在《邮乘》1卷1期发表起，未载完后陆续刊载于《邮学月刊》、《邮典》至1936年4月后止，计12期约近10万字，历时十余年。其中《邮乘》上连载8次，《邮学月刊》上连载6次，《邮典》上1次，共计15次。[115]

早在1924年，周氏就有了撰写《华邮图鉴》的想法。他撰文说“友人以余所藏华邮不在欧西集邮专家之下，有劝余著录成书，叙其源流，附以图说，藉广流传而资存古者。余亦颇有意，于是惟其以稍缓时冀闻见更增庶采摭益富耳……”。（《晶报》1924年5月30日）

他撰写的目的是有鉴于华邮在世界邮坛地位不高，邮人集邮也无参考用书，西人所著之书误导邮人。

为了撰写《华邮图鉴》，周氏订购了多至70余种的国外邮书邮刊，尽管多为西文，但周氏仍“层折审慎”试以“参稽其异同”，然而，尽信书不如无书，由于“西人之著书，非抄袭即武断”，即便是“最著名之美尔斐尔、绵嘉礼义、勒夫雷司、朴尔、诸氏，且不能免，其余依草附木之辈俦，一知半解之臆说，更不足以齿数矣”，故周氏道：“外国报，法文德文我是不懂，只能看看英文，英文里关于邮学的报，大小合算起来，大约不在五六十种之下，我一人定阅的，已将近二十种了，但是这些报所讲的，不是英国殖民地，就是美利坚联邦，起初我还稍微看看，无奈越看越没有滋味，到后来遇见了这些标题，我就随手一撂，束之高阁，再也不去看他。”（周今觉：一年之回顾/《邮乘》2卷3期）

所以“参阅之籍，虽如是其多，而实足以供挦摭者，却亦寥寥无几”。（周今觉《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

不得已，周今觉不惜高价从国内外邮商手中购买大量华邮，有的是仅为写作《华邮图鉴》作资料收集的。如他从勒夫雷司手中购入的《中国商埠邮票集》。[116]

周氏认为研究大龙邮票不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很难有研究成效的，“寻常集邮家仅收藏二三百枚者决不敷支配”。（周今觉：《邮话》三十七）他甚至认为勒夫雷司收藏大龙邮票的数量，如用来研究“仅足敷用而已”，而“要为专门之研究者，非材料丰足，取精用宏，直无从下手耳”。所以“余藏第一次票达一千一百四十余枚，新者约十之六，旧者约十之四”。总计达到新旧大龙邮票1140余枚，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多者。他感叹“余循勒氏之迹，仅仅从事印证，其难尚且如此，则勒氏筚路蓝缕之艰可想而知”。（周今觉：《邮话》三十七、三十八）

而他花巨资购买勒氏邮集，很大原因就是勒氏邮集“第一次票版式分得最清楚”，但这部邮集“所缺的都是极珍贵的种类”，[117]但为撰写《华邮图鉴》积累一定量的素材，周氏还是为此付出1000英镑，约等于花去白银6000多两。陈复祥告知说，其出价偏高了。因当时一枚红印花小字当壹元的价格不过白银300两。但肯定周氏此做法，“周君之国邮著述，得此宏之助力不少，至于价值，按当时时值计并不为廉”。（《近代邮刊》6卷7期）

而周氏一购得勒氏邮集，便“手持显微镜一具，伛偻伏案”，几个月的苦研只不过“始稍有眉目”，“每在几希惟微之间，从事侦察者，将近匝月，始稍有眉目。盖华邮版式分别之难，远非上海工部局票可比，其异点每在几希惟微之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终于在“伏案数月观察、研究，发现‘china’之后无点变体票”，坦言“我的《华邮图鉴》，得它（指勒氏邮集）的益处不少”。强调“吾之不揣固陋，以两年精力，勒成此书者”，以此“引起搜集华邮之兴趣，则余之过望也”。（周今觉：余之集邮最初动机/《邮乘》3卷2期）

也确如此，《华邮图鉴》得以成书稿是以周氏所购藏大量古典华邮为物质基础的。周氏在著述时，是以所见尤以所藏而作依据正讹补阙的。他说“研究版式，必须有充分之材料”。[118]

他的藏品在著述中时有披露，体现他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是为邮学而收藏。[119]

但周氏在著述引用时，并不囿于自己的藏品，尤其是勇于对自己所藏之品挑刺、正讹。

如针对中华帝国第一次正式邮票，勒夫雷司所著谓“有中缝无齿之变体发见”，周氏则以自己的藏品予以正讹，谓自己所藏这套完全无齿之票“无记述之价值”。[120]

他细加审察勒氏邮集后，辨识出勒氏在版式研究上多有错误，[121]去函求证而无回音。周氏只得“余乃时时思自加修正”，其研究不是仅有材料就可以的，“余所藏第一次票，合新旧计之，已在一千枚以外。施氏所藏，亦将近六七百枚，以如此丰富之材料，重以如许悠久之岁月，而尚未能达到相当圆满目的则甚矣”。而是“顾其事颇不易为，不独要充分之材料，且须充分之时间，百忙之身，实无暇及此”。

适逢此时施塔也有同一研究，频频来函讨论，于是周氏“告以愿尽相当助力，但要求成书后，须尽量容图鉴采用，施氏慨然许可”，但“如是者已四五年矣，而成绩仍属有限，且愈深造愈觉其难”。就此他感叹：“版式之判别为邮学中最专门最艰难之工作矣”。（今觉：第一次五分票版式之再改正/《邮典》创刊号）

周氏在著述《华邮图鉴》时，不是就“邮（票）”论邮，而是就“邮”论事，就“邮”论人，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邮史邮人，对邮界不良之风抨击揭露，有胆有识。

宣统登基纪念邮票因“价值之廉为前清诸票之最”，不少邮人认为这是由于“邮局积存之票尚多”造成的，周氏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查找文献入手，弄清了真相：认为这是因为“一九一二年之初，革命起而国体更，此票不能再售，而邮局积存之票尚多，相传当局者不忍烧毁，乃以廉价趸售与某国邮商。故市场之上新票充斥，价值始终不能上涨”。当时各国邮商炒邮而“视为奇货，故尽量购去”，现大量抛出，故价格低下。但他提示邮人“实地邮寄之信封，尤不多见”，还是有投资价值的。[122]周氏激愤的是，国外一些集邮名家不但对华邮有“话语权”，其所谓邮学文章有的甚至是信口开河，实为误导邮人。被周氏讥之为“不亦大可怪耶、不亦大可怪笑”。

有关费拉尔因邮票设计误用酱紫色致发往西藏充军一事，在当时邮界流传甚广。[123]

此说纯属无稽之谈，后又被美氏所著添上“彼后来仍返中国，但至一八九九年时，双目全瞽，而死于一九〇四年”云云。

而美氏所著依据的是某一西方邮学杂志，更为离奇的是，南琦费尔氏（南氏亦为研究华邮之专家——周氏语）就此事竟然写成论文一篇，不但“将此事证实，更附会两种事实，一、棣氏曾将此错误二角之试印票一枚送与其友C.Whitfield King；二、棣氏往西藏之途中过重庆时，曾寄一函与Whitfield King自称永别”。

为此，周氏向施开甲、勒本调查求证后，披露了真相。他说，“余曾以事问之施开甲及勒本二君乃知棣氏不独未充军，且生平足迹未至西藏一次，其死时乃在上海靶子路自己之宅中，惟晚年双目失明，乃属实事，施为棣之友，勒为棣之僚壻，其所言应不诬也”。

至于误用酱紫色而获罪，[124]周氏斥为“西人不明中国情形，往往据不根之谣传，便信以为事实，率尔登之记载，真使人读之大笑喷饭者也。吾人读此，必笑不可止”。而这种无中生有的邮文，因著者来头不小，更能误导邮人，故周氏说“夫美氏为英伦邮学著述泰斗，南氏亦为研究华邮之专家，而竟有此等离奇之误记，此则不可不加辨正者也”。

但一旦他从后续藏品和文献中对照著述，发现有误，他便“改正乃愈不可缓”。[125]

《华邮图鉴》以作者所藏丰富的邮品为基础，对清代邮政发行的大龙、小龙、万寿、红印花加盖票和蟠龙、宣统纪念票等，逐套逐枚进行全面详细论述，对邮票发行时间、印刷厂家、印量、版次、版式、纸质、刷色、齿孔、背胶、水印、图案、面值、加盖、改值、变体、停用时间、新旧市价等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作了翔实的记载，并配有大量邮票照片、版式示意图及实寄封，系统全面考证分析研究了中国早期邮票。特别是早期华邮珍品尽攘其中，不少是周氏的新发现，新见解，故周氏自道“华邮中之巨制鸿篇，什九已略尽于是”。（周今觉：《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公孙柳称本书为“凡国际华邮名著，莫不涉猎。剖析论断，撷其精华，去其浮议。今日视之或有粗疏之感，而当日所知，则无过之者。国际人士莫不重视，国邮声价大为改观”。时至今日，《华邮图鉴》在集邮界仍显示它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是中华邮学的巅峰之作，是中华邮学的“红学”，至今仍被海内外邮界推崇为研究古典华邮的经典之作。

当年，日、法、英、美、德国的邮刊，或广为介绍，或请求转载。1926年3月7日，中华邮票会在银行俱乐部召开本年度第七次常会，议决同意《美国集邮家》杂志转载《华邮图鉴》英文稿，但仅限在《邮乘》第一、二期所登之稿，以后不得转载。这年的《美国集邮家》转载了《华邮图鉴》的部分内容。（《邮乘》3卷1期）

美国华邮专家施塔的华邮专集在国际邮展上屡获高奖，对华邮研究造诣颇深，也曾有著书之志，但自获阅《华邮图鉴》后，自叹弗如，遂为搁笔。英国华邮专家阿格纽说：“《华邮图鉴》集古今中外邮书之大成。”（《邮学月刊》3卷3期）

英、美、日、法、德等国邮刊都给予很高评价。

法国香槟公司月报称《华邮图鉴》“实为一谨严精确之著作”。《法国香槟公司月报》（第273期第26页）：“中国之邮票杂志名《邮乘》者，此一小本杂志，为上海中华邮票会印行，其所载一部分之中华帝国邮票史实为一谨严精确之著作。”

英国《邮票宝典》称之“其名为《邮乘》，吾曾读其第一、二两册，而知其内容趣味浓深，其中含有一重要之著作，即周今觉君之《华邮图鉴》也，……为周今觉一生精力所萃之大作。《华邮图鉴》将来全书出齐，乃近世邮界中重要著作之一也……”

英国《大不列颠集邮杂志》曰：“贵志（指《邮乘》）及周今觉君之华邮著作（《华邮图鉴》），在邮界有绝大之价值。”

英国《邮票收集双周刊》曰：“《邮乘》，其中分期刊登《华邮图鉴》一书。为该会会长周今觉君所著，吾辈曾于第一期《邮乘》上得见此有价值之著作。”

《美国集邮家》杂志为下期杂志转载《华邮图鉴》预先发了一则启事，足见对《华邮图鉴》的器重程度。启事曰：“在下期本报内，将登一特色之论文，关于中国第一次票者，此论文为周今觉君有名之著作——《华邮图鉴》之首卷。”

中国的邮人、邮学家读后，对《华邮图鉴》也频有好评。[126]

对这样一部邮学巨著，周氏本人生前就非常重视。当《华邮图鉴》初成，他感慨系之“用力亦云瘁矣”。[127]

他向读者极力推荐，并向读者解释《华邮图鉴》不标注邮票价格是因“高等参考之书，从无注价值者”。[128]自信本书所展示给世人的并不是“彼西人之著书，非抄袭即武断”，而是“华邮中之巨制鸿篇，什九已略尽于是”。[129]

他如此推崇《华邮图鉴》，但在当时“惟华人能深知图鉴者尚不多耳”，令他痛心。

他在“病夫之言”一文中透露出对《华邮图鉴》的不舍。他这样说：“我对于邮学知识，要供献的稿子很多，即如《华邮图鉴》一书，做了几有一半，其余的早已有了腹稿。可惜天不许我执笔，叫我事忙而又老病。”（周今觉：病夫之言/《邮学月刊》4卷10—12期合刊）

《华邮图鉴》“本拟分三部分：前清诸票为一部；清票加盖中立及中华民国字者为一部；民国帆船式及各种加盖，并1923年以前之纪念票为一部。第一部最为重要，第二部次之，第三部又次之。”（《邮典》创刊号）

但作者仅完稿第一部分的最后篇章《宣统登基纪念票》后便辍笔了。[130]

周氏撰写的《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的开篇，是一篇研读这些外文邮书的读后书评。书评文字不长，但对百来本邮书的点评，一针见血。文中他仅对勒夫雷司、朴尔、克劳福德、品司的撰述有所肯定，其他则多评为“体例驳杂”、“记载不实”、“一知半解”、“滥竽之作”、“最无价值”、“挂一漏万”、“不伦不类”、“自误误人”等。如对保罗·金编著的《中国邮政服务备忘录》一书，[131]斥之为“不伦不类”。周氏说“金氏此书，著于一九一七年，为单行小本，专论邮政历史之变迁，制度之改革，亦自别书抄袭而来，而二、三页后，忽旁及汉口、九江诸商埠，又插入上海票一段，不伦不类，体列驳杂极矣”。（《周今觉：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邮乘》2卷3期）

3.《中国商埠邮票图鉴》

《中国商埠邮票图鉴》，周今觉著。《邮学月刊》从1928年12月15日1卷2期起至1929年9月15日至1卷11期（1卷9期无）共连载九期。《邮学月刊》还在发刊词中声明：其主要内容有周氏的长篇连载《中国商埠邮票图鉴》。

早在1923年，周氏就关注当时尚不被邮人关注且有争议的商埠邮票。第一次的大笔购邮就是来自邮商薛多尔的一部中国商埠邮票集。

当时有关中国商埠邮票的一些外籍人士著述和目录，充斥偏见和歧视。他点名指责英国一邮学家意利（R.B.Earee）的一部专门鉴别假票的《Album Weeds》著作，对中国商埠邮票的无端攻击。指责其“寥寥的七八行，不晓得他说的什么梦话。……别人集不集，关你什么屁事”。[132]

更令周氏不满的是，英国《吉本司邮票目录》、美国《斯科特邮票目录》等有世界影响的目录，都对中国商埠邮票“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这些“目录论及中国商埠票，劈头即云‘此各埠邮票，有多数非为正式邮递书信之用，奉劝集邮家（当时称一般集邮者皆以集邮家此称谓）愈少集愈妙’云云”。（周今觉：三十年前英人眼中之商埠票/《邮学月刊》1卷3期）

他在经缜密研究之后，著文呼吁：“即以芜湖而论，书信馆虽为私家所办，而其邮票则皆实地用之于邮递，且在上海及各地亦获得交换邮递之权者。余曾见芜湖寄往上海之信封数件，其背面钤有上海收信之邮戳，可以为证者。”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周氏将当年的民信局与芜湖商埠邮政作了比较后，认为芜湖商埠邮政有三个优点：“①民信局一埠有多家，芜湖书信馆则一埠只有一处；②芜湖书信馆已采用邮票制，俨然文明国家邮政之雏形，民信局仅于信封上加戳；③芜湖书信馆与各埠邮政机关有互换邮件之权，民信局自寄自送，各自为政，毫无系统。”

指出“中国商埠票，自遭吉本司、司各脱摈出目录以来，遭邮界轻视者几三十年”。（《邮乘》3卷2期）最后，周氏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商埠邮票，实绝对的有可收集之价值。”

因“两家本埠票目录，间数年始出版一次，而近二十年来，则绝版已久，旧版者尤不易求”。为了了解这两本目录，周氏从伦敦旧书肆中，以高价购得1899年吉本司世界本埠票目录一册，但他研读后发现，这两本目录所载中国商埠票遗漏甚多。特别是邮家普遍认为属于臆造邮票的天津商埠书信馆小龙邮票，也被收入目录中，反而将厦门商埠票排除在外，周氏斥为“未免黑白颠倒”。[133]

另一方面，华人撰写的有关中国商埠邮票“华文参考之书，则尚阙如”。而西人研究则大大超前了，专著达十来本之多。如集邮家豪斯（C.A.Howes），1905年在纽约出版了《东亚邮票设计》一书。此书虽以论述邮票图案为主要内容，但是对于中国商埠邮票则有先声夺人之处。集邮家倭尔费尔（H.R.Oldfield）专门搜集中国商埠邮票，撰有《试论中国商埠和台湾邮票》一书，这是一部中国商埠邮票集大成之著作。故周氏言“西土专家著述，涉及我国商埠邮票者，无虑十数。论中国商埠票之专书，当以英国倭尔费尔氏之作为最善，邮界奉为圭臬者”。

但这些西人著述“仍不免有讹脱漏略之处”。他要“以倭氏之书为蓝本，而另加剪裁，正讹补阙”。（周今觉：中国商埠邮票图鉴绪言/《邮学月刊》1卷2期）

《中国商埠邮票图鉴》的撰述，周氏是以自己集藏的大量商埠邮票为基础的。他在书的后叙，以“铸秋氏”（即周今觉）之名曰：“余曾一度得观今觉所藏镇江票邮集，裒然一巨册也，其间正票刷色，无美不具；变体异品，无奇不搜；方连全张，则灿然大备；信封邮戳，则囊括无遗。谓为世界第一，又奚疑焉。”他以镇江票为例，称“倭氏之论镇江票，仅有三页，而今觉君此作则四倍之，抑匪独体制丰赡已也。”（《邮学月刊》1卷8期）

还言，《中国商埠邮票图鉴》“其间拾遗补阙，纠谬订讹，剖析入于毫芒，断制严如铁案，又岂倭氏所能梦见哉”。此书的最大亮点是，论证中多举其收藏的商埠邮票予“拾遗补阙，纠谬订讹”。[134]

全书诸如“余曾见有五枚用过者，更见一枚贴在全个信封之上，而该信为由镇江寄往上海者，足证此票曾经短时间之使用也、然余却有一枚，票之两对隅，皆有半个邮戳，其邮戳墨色极重，而极不清楚，绝不类请求销印者。且票之背面，尚粘有残纸一片，此必为当时寄包裹或加重信件之所用，可以释倭氏之疑矣”；“余又有一全套复盖票，司于无点版者，其中仅六分一种，复盖之迹显明。其余七种之复盖痕迹，皆极微少，乍观之，仅觉其笔划略粗略重略毛糙而已，然细察之，则确为复盖无疑，此一套亦棣氏之旧物也”等，皆是言之有据确如周氏所言“断制严如铁案”。

周氏为此多次撰文为中国商埠邮票正名。他获悉纽约国际邮展上我国商埠票，竟得银奖牌一、铜奖牌二后，立即撰文从这一事实得出“吾国集商埠票者，近来日新月盛，使择其优者，渡海与赛，亦未必遽落人后，中国商埠票亦赫然居其一，此可见我国商埠票之声价日高。向之目为不堪一顾者，今则有与各大国竞赛之资格矣”。但因得奖者为外籍人士施塔、阿格纽，周氏更从中看出华邮地位得依托外国人，实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虞，他说“于此可见海外集商埠票者之多，而地位因以增高。然就反面观察之，则华邮赛品，除施塔、阿格纽两氏之外，竟无甚可观之品，殊足为华邮危惧。更就一方面观察之，则商埠票得奖者之赛品，内容亦不过普通程度而已”。呼吁“勿以为邮展中所赛者，皆高不可攀，而先自馁也。明年巴黎邮展在即，吾同志岂有意乎，此其奋斗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