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今觉的其他邮学著述

邮界对大龙票及红印花的邮学认识，最早起源于周氏。1939年，张赓伯在“邮识与邮集”一文中言：“《华邮图鉴》中之大龙票及红印花版式，非费伟大之工夫与精神，又安能研究至此。今觉每遇一问题，必如抽茧剥蕉，穷得其源方止。……此种精神，集邮同志，均应取法。盖高等之邮集，可以金钱得之，邮识专靠研究而来，非钱所可买得，集邮之乐趣，亦即在此。”

1.周今觉的红印花著述

红印花研究已被称为集邮界的“红学”。集邮家王纪泽、郭植芳、赵善长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在华人中开创红印花邮票研究先河者当属周氏。

在古典华邮中，红印花邮票声誉极高，周氏对此票极为重视，他在《邮话》曾言及“听闻英人德铿可能藏有一四连者而起念从此不再集邮”。[135]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原来由费拉尔所收藏，秘不示人。费拉尔在世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费氏拥有红印花小壹圆四方连。费拉尔去世后，“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在费拉尔遗孀手中秘藏至1924年后，才被人们所知。他的遗孀把邮集分三次拍卖，为了不使其中最珍贵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落入外国人之手，周氏磨了一年之久，终于以2500两白银买到。

周氏购得后，将其誉为“东半球最罕贵之华邮孤品”，尊其为“宝中之宝，王中之王”。并极力为之宣扬，在当年9月20日出版的《邮乘》3卷2期上，更是刊出小壹圆四方连彩色图照。

他还把收藏红印花的触角延伸至国外，大凡一有红印花邮票，邮商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周氏选购。1935年7月，美国著名邮商克莱恩（Ewgene Klein）自美国发来电报，告知周氏他有“红印花加盖小壹圆票三连又一单枚拼成四方连美金三千元”。[136]

随着“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的声誉日隆，首位拥有它的周今觉的中国“邮王”的地位更加巩固。据公孙柳所著《红印花加盖暂作洋银邮票》记载，周氏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华邮‘天下第一’四个字，就不容我客气了。”

然而，最早收藏红印花加盖邮票的是费拉尔、德铿、绵嘉义。三人虽然在发行之时便买到红印花加盖邮票中最为名贵的“小壹圆”邮票，甚至还包括四方连和横双连等，但是他们却少有研究著述。

周氏不仅因为是华人集邮家中首位“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收藏者，更是最早致力于对小壹圆的研究和挖掘者。他以铸秋署名写了《红印花小字壹元之统计》，首开小壹圆流传沿革考证研究之先河。

周氏对红印花加盖程序提出了“一元论”的看法。八种红印花邮票的加盖孰先孰后，它们之间的顺序关系如何一直未有定论，周氏依据外国邮刊报道红印花邮票发行的先后，对红印花加盖程序提出“一元论”的看法。推论其加盖顺序为：小字当壹元——大字当壹元——当壹分——小贰分——小肆分——大贰分——大肆分，当伍元与大字当壹元同时加盖的论证。（周今觉：华邮图鉴（六）/《邮乘》2卷4期）

周氏也是最早将红印花原票与清末筹办印花税之事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他将邮政档中的“印花税票”加以衍绎推论为“红印花，陈璧，印花税制度”这三者相互关联之说，尽管存有争议，但此后多年沿用他这种说法。[137]

1926年《邮乘》2卷4期周氏发表了的《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这是其专著《华邮图鉴》连载中的一章。周氏在文中提出：“以印花票改作邮票使用，在各国为恒有。然在前清时，我国从未行过印花税制一次，安所得印花票哉。然前清印花税制，虽未推行，而提议则已三次”。[138]（周今觉：华邮图鉴（六）/《邮乘》2卷4期）

1931年12月15日，周氏发表了《红印花小二分版式之研究》。此文乃周氏看到英国邮学家克礼门在《斯科特邮票月刊》上发表的红印花小二分版式研究论文后的反应。

克礼门提出了小二分字模的十三处特征。周氏认为克礼门“功不可没，漏略者太多”。他首先对克礼门提到的“红印花原票每一全张为二百枚”的说法，指出“此不知何所据而然”，并指出克礼门将许多“印刷之变异，错成版模变异”。为此，他在此文中指出“凡考定版式，最忌者，以印制记号误作版模记号”。据此，他将克礼门所列举的十三处字模特征的错漏一一指正，指出它们大都由印制时油墨之浓淡所致。他认为，当时加盖小二分之厂家“各种铅字之模，存储亦不甚丰，故在二十个同样之字中，其铅模已不能一律，不得不杂凑用之。惟其杂凑用之，乃与吾人以绝好分别版式之机会”。

他结合自己藏品进行研究，对二分全组二十枚字模特征，逐一列举其认为有两种字型的“大”、“邮”、“作”、“洋”、“银”、“分”这六个字的不同特征。他还对其他数种具有特别记号特征的字模进行了阐述，得出“二十个版模各有参差不同之记号，无有一枚完全相同者”的结论。[139]

2.周今觉的大龙邮票著述

大龙邮票的形成过程没有留下系统的档案数据，有关邮票的设计、印刷和发行等问题均缺乏明确的记录，以至疑案丛生。绵嘉义在其一次演讲中，把有关大龙邮票的版模、图案、印刷、纸张、版式、刷色等称之“中国之谜”。[140]

大龙邮票的版式研究始于勒夫雷司，朴尔相继进行，周氏先后购获他们两人的邮集，又补充若干，藏品蔚然大观，仅缺阔边大龙三分银和五分银两种全张，这两种面值的大龙邮票不独全张难寻，即使是大方连票也很少见。[141]

关于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谜，集邮界有7月说、8月说、10月说甚至12月说。

周氏对大龙邮票的研究，是以他所藏有的大量大龙邮票为基础的。他说“余所藏第一次票，约1400余枚，其中用过者，不下600余枚。用过票中邮戳有年月可考者，殆有300余枚”。

他在“华邮图鉴·海关邮政”一文中对第一次海关大龙票1878年8月发行之说提出异议，他说其最早的发行年月为1878年12月。根据的是当时报载的一则名为“赫德”的“告示”。[142]而此“赫德”并不是海关总税务司之赫德。1948年5月，陈志川在《新光邮票杂志》发表了“我所见闻之海关大龙信封”。文中说：“关于历载各邮刊之拙著，有关大龙票发行日期之讨论。暨《邮乘》周今觉氏《华邮图鉴》中所记，上海海关1878年12月16日赫德所签署之发售邮票通告一则。此赫德英文原名为J·H·Hart，为上海海关办事处之邮务长，与兼理邮政事宜之北京海关总税务司之赫德爵士，英文原名为Sir Robert Hart，迥然为两人，其职权亦相差悬殊。而拙著暨各刊所载每混而为一，实大谬也！”

周氏又根据勒夫雷司“没有早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之说，在《华邮图鉴》重申了此说。后周氏“遇见了一枚北京邮戳的五分票，却明明印的是一八七八年十月二日，才晓得勒夫雷司错了，我也错了”，[143]修正了此说。尽管后世对此仍有争议。

周氏对大龙邮票重新进行了版式研究，将其结果发表在1925年11月出版的《邮乘》1卷2期上，题为“论版式”。对大龙邮票三种面值的版式分别作了叙述。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大龙邮票版式的著述。1927年9月出版的《邮乘》3卷2期上又发表“五分票版式之改正”一文，对大龙邮票的版式研究进行订正与增补。1936年4月，作为不定期出版的《邮典》，再次发表“第一次五分票版式之再改正”一文，对大龙邮票五分银版式再次进行订正，并根据新的资料加以补充完整。确定大龙邮票面值一分银薄纸者有三种版式，阔边者有一种版式，厚纸者有三种版式；三分银薄纸者有三种版式，阔边者有一种版式，厚纸者有三种版式，五分银薄纸者有四种版式，阔边者有一种版式，厚纸者有三种版式。

周氏对大龙邮票的版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历时十年，屡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