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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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前在上海市集邮协会一直是担任兼管集邮市场的副会长,经常要考察邮市、联系邮商、为会员推荐邮品、在会刊上撰写“邮市漫步”专栏文章等。在1994年第三次邮市大潮来临前夕,我的挚友也是曾经的一位邮政同事,朱勇坤的大作《邮票投资技巧》问世,我应邀欣然为此书作序。书中把有关邮品的收集、研究、投资、辨伪、保值等一系列既新鲜又实用的各种知识和技巧介绍给大家,这在当年是十分前卫的,也曾在集邮界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使该书印量不断上升。这么一册对广大邮票收集者、研究者、经营者、投资者都有一定引领意义和操作价值的工具书,事隔24年后的今天重新读来,依然具有相当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值得集邮者品味。

近闻朱勇坤又有力作《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出版,可喜可贺之际,使我想起在我外公周今觉的集邮生涯中,非常注重邮政史、邮票史、集邮活动史的各种资料。他曾写道:“为斯道(指集邮)者,不应仅为娱乐之计,亦当以网罗散佚,考订旧闻为职志。下走不敏,已尽力为其所能为者。尤望资格在先之邮学家,分工合作,本所闻见,巨细不遗,一一笔而记之。由今日视为竹头木屑者,安知将来不为重要之史料乎。”(见周今觉《所望于老邮学家者》一文)。现在看来,往日“视为竹头木屑者”,已成为今日“盛世修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之史料”。朱勇坤就是一个将这些“竹头木屑者”视为宝贝的识宝者,几年来孜孜不倦,写出了这部《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

该书既以“史”为名,这固然占得了“第一部中国集邮文献史”的先机,但也为作者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读者将以通史的标准来衡量它。著者的勇气先就值得钦佩,《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能对近百年间上海集邮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确已具备了史书的构架和高度。在史料的翔实与完备方面,著者的准备最为充分,这当然与近年来中国集邮史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分不开,但对于前人和今人成果的抉择取舍,亦需要有相应的学养和智能才能担当。

作者熟谙沪上著名集邮家和邮坛掌故,诸如以周今觉为代表的一批邮学家和集邮前辈,以及为普及邮识宣扬华邮,而著述办报的邮人、邮事。这些人与事经作者拭去岁月的痕迹即已光彩夺目,再经作者精心串成“珠链”就更加璀璨动人了。诚然,正史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当今,中国邮票史、中国集邮史早为人们所重视,且已有宏篇巨著问世,但正史的记载却远未能涵括我们中国邮史的全部。中国集邮史学留给后人的文献遗产,大而言之牵涉到民信局、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早年史料;即便是现今的邮市、邮商等史料也有待进一步整理,这就需要一大批“掘矿人”修撰各种集邮专史。

目前,我们不能说学者们都无意于此,实际上是这类集邮专史因缺乏充分的资料和卓越的学养而难以着手。《上海集邮文献史(1872—1949)》的问世,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此书对上海集邮文献出版和传播历程的评述十分系统和全面,钩稽则尤见功夫。更难能可贵的是,读了之后,觉得作者并非仅展现了一些鲜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考角度,如对袁寒云、邵洵美等被忽略和被误读的重要邮学家的正名,对一些长期有争议或真相不明的邮学悬案的澄清,这些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审视,已经超乎寻常的书斋学问之上,也是作者建立在书斋中所下的“冷板凳”功夫基础之上的。

此书在手,一般读者足以了解上海乃至中国集邮文献发展的全貌和意义,专门研究者也易于在此基础上,择定高一级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故此乐予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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