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使徒和烈士：马志尼和民主派，1830—1844

“意大利人无法战斗”

1826年2月19日，温琴佐·科科的侄子加布里埃尔·佩佩在佛罗伦萨城外的田野间与法国著名诗人阿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展开决斗。佩佩是一名战士，也是学者及作家，他在1799年支持拿破仑建立的共和国，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役，后于1823年定居托斯卡纳，成为吉安·彼得罗·维厄瑟（Gian Pietro Vieusseux）的文学圈子的成员。维厄瑟是一名瑞士商人，创立了一份名为《文选》（Antologia）的自由主义刊物，延续着《调解者》的精神。佩佩在读到拉马丁纪念拜伦勋爵的诗歌后怒不可遏，因为这位法国诗人将意大利描述为“过去的”“一片废墟”，一切都在“沉睡”（其中的名句称意大利为“死者之地”），战斗美德荡然无存，仅剩“背信弃义的感官享乐”。佩佩将拉马丁批驳为“无足轻重的诗人”，拉马丁向他提出挑战，却似乎将他错认成与他同姓的古列尔莫，此人更为有名。佩佩在决斗中获胜，重伤拉马丁的手臂并扬眉吐气地用自己的手帕为其止血。他在佛罗伦萨的爱国主义圈子里一战成名， 1913年，一座巨型纪念雕像在他的家乡莫利塞的奇维塔坎波马拉诺镇（Civitacampomarano）建成，国王的表亲出席了竣工仪式。

拉马丁笔下懒散、热衷享乐而丧失战斗力的形象是意大利长期面临的诋毁，这种风气尤其盛行于法国和德意志作家之间，最晚可追溯至15世纪末。 然而，拥有广泛读者的欧洲作家对意大利的刻板印象激怒了同时代的意大利爱国者，事实上，他们怒不可遏——尤其是像佩佩这样在拿破仑时代立下出色战功，或曾在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西班牙、希腊和南美解放战争中英勇参战的人物。马西莫·德·阿泽利奥和弗朗切斯科·多米尼科·圭拉齐（Francesco Domenico Guerrazzi）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写下的爱国主义小说描绘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军事英雄主义，旨在提醒外国人（与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并非生来软弱。骁勇的游击战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0年攻下两西西里王国，完成意大利统一事业，他认为自己毕生都在反击拉马丁的谬论。正如其回忆录中所写：

奥地利轻而易举地平息了1820—1821年革命，并对军队与公务系统中的秘密党派人士进行肃清，这让爱国主义分子将目光聚焦于军事问题。如何在意大利促成1808—1812年西班牙那般有效的民族起义呢？西班牙始终是自由民族主义的灯塔，1821年至1823年，数百名意大利人曾为推行西班牙宪法而战。但最牵动意大利自由主义者热情的战役是希腊独立战争：来自大山的独立斗士身穿基尔特裙，与农民游击队一同奋勇杀敌。事实上，“亲希腊独立主义”（Philhellenism）一度成为意大利重要的文化运动，“希腊委员会”于1823年出现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上千名志愿军跨越爱奥尼亚海援助希腊的自由斗士。《文选》等期刊发表了数十篇声援希腊的文章，福斯科洛、贝尔谢等文学家为起义赋诗，阿耶兹最著名的一幅画作《帕尔加的流亡者》（The Exiles of Parga，1826—1831年）也以希腊为主题。该画描绘了1818年伊庇鲁斯附近小镇居民被迫流亡的场景，而一切只是因为英国人错将他们的土地卖给了土耳其。画面中，男女老少（其中包括旁观者阿耶兹，他如拉斐尔那样有些游离）在（革命的）晨光熹微中聚集，忧心忡忡却心怀爱国热情，手中紧握着家乡的泥土与柳树枝条，那些树下葬着他们的祖先。这种对祖先崇拜的诗意刻画此后将更强烈地展现在威尔第的音乐中——10年后，威尔第在歌剧《纳布科》（Nabucco）中创作了一段歌颂希伯来奴隶的著名合唱曲。

希腊独立最终因英法俄的外交及军事支持得以巩固，这一事实也给予了意大利爱国者诸多启示，他们中许多人在1821后流亡至巴黎与伦敦——福斯科洛一直旅居伦敦，接待过贝尔谢、古列尔莫·佩佩、加布里埃尔·罗塞蒂（诗人但丁·罗塞蒂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父亲）、安东尼奥·帕尼泽（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创始人）等各路意大利爱国者，直到1827年去世。置身全新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起义热忱在实用自由主义（pragmatic liberalism）的熏陶下有所缓和。 不过，西班牙式的人民起义神话仍然盛行，在希腊暴动成果的激励下，意大利的革命性宗派仍在欧洲运作，统筹者是年事已高的菲利波·博纳罗蒂，他在19世纪20年代将名下的“崇高完美主人”（Sublime Perfect Masters）改组为结构相对简明的共济会式组织“世界”（The World），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设立分部。

在博纳罗蒂的影响范围内，有一位名为卡洛·比安科·迪·圣若里奥（Carlo Bianco di Saint-Jorioz）的皮埃蒙特官员，他曾参与1821年皮埃蒙特革命与西班牙战争。在马耳他流亡期间，圣若里奥曾写下论述游击战的专著，声称西班牙的民族起义模式同样适用于意大利。他设想冷酷无情的农民军在乡村地区对奥军展开闪电攻击，切断通信渠道并削弱其斗志，使其军心涣散，最终灭亡。他或许有意弱化了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部分特征，尤其是当地神职人员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英军对游击队的支持。即使存在这些疏漏，圣若里奥的著述依然在1830年出版后受到海外意大利人，尤其是身居法国的流亡者的热烈追捧。 在本书核心观点“武装兵团起义”的坚定信奉者中，有一位博纳罗蒂的青年支持者，他名为朱塞佩·马志尼。

然而，圣若里奥提出的论点甚至与其本人承认的现实相悖：意大利农民与西班牙（或希腊）农民不同，他们至今没有展示出任何民族主义爱国情感，甚至未曾对现有政府严肃地表达厌恶。长期奴役让他们变得怯懦、保守且注重物质。为祖国的建立而战斗是每个男人的义务，任何不纯粹的企图都是可耻的，但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大众只会为了“个人经济利益”参与行动。 因此，他认为民族主义革命中也需要包含社会的革命，并提议独立战争结束后立即将国有土地及从敌人手中没收的财产分配给农民。不过，这些引诱条件是否足以抗衡来自当地神父及地主的反革命压力，尚且未知。

经济还是理想？——革命驱动力始终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1860年以前（及之后）的主要争论点之一。绝大多数心怀民主信念的爱国者厌恶以物质作为驱动力，坚称唯有纯洁的信仰方能支撑行动，绝不能以个人利益为诱饵吸引支持。他们深受浪漫主义文化的熏陶，认为精神范畴是人类发展与成就的最高舞台，也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它驱使人类征战赴死、建造宏伟的大教堂，以及创作伟大的诗歌或在教堂的屋顶与墙壁留下传世之作。他们亦敏锐地察觉到，在意大利，物质主义是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常见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对世俗物质的追求渗透进了意大利文化，亚平宁半岛从此走向衰落。相比于自由、独立等集体理想，人们更关注他们的衣着与财产。马志尼正是物质主义的严厉批评者。自19世纪30年代起，他为实现意大利统一而坚定不移地斗争，其核心信念近乎一种宗教责任感，即意大利人必须为本民族而战。其间，他无数次与提倡实用主义、强调经济社会议题的爱国者争执不下。

因为马志尼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意大利人是否可以战斗：他们每一位个体都与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勇敢善战——如果将盗匪、叛乱与农民起义考虑在内，部分意大利人的战斗力甚至远超常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而战。于是，爱国者们梦想以集体行动取代意大利人对个人名誉与私人、派系宿怨的关注，从而成就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至高表现——“全民皆兵”，即组成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公民军队。1853年，托斯卡纳重要的民主主义者朱塞佩·蒙塔内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使命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将意大利融为一体：“我们希望从外国的桎梏中解放，为民族打造单一的公民与战士主体身份。” 皮埃蒙特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切萨雷·巴尔博曾说，他宁愿以三四位阿尔菲耶里、曼佐尼甚至但丁这样的人物换取“一位能够带领20万意大利士兵出生入死的战争领袖”。 在半岛的另一端，西西里历史学家米凯莱·阿马里（曾孜孜不倦地在史书中寻找意大利军事复兴的迹象）在1848年11月听闻罗马一位重要政治家遭到刺杀的消息后，曾向好友倾诉他的悲伤，不是为了受害者，而是“因为人们又要开始为了短剑和匕首而大喊大叫，而意大利人早就该扔掉匕首，勇敢地挥舞刺刀了”。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爱国文本奋力传达正确的军事信息，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为彰显“民族主义”而选取的太多历史事件也都可以做截然相反的“非民族主义”解读。西西里晚祷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曾出现在阿耶兹的两幅画作、威尔第的歌剧（虽然歌词是从一个荷兰故事改编而来）以及阿马里的主要历史学著作中。这场人民起义于1282年的复活节星期一在巴勒莫爆发，屠杀了约5 000名法国人，被视为“意大利”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然而，西西里根深蒂固的分裂势力及许多岛民对那不勒斯的敌意表明，激发这场杀戮的或许是更加狭隘及地方性的情感。事实上，1842年作品出版后立即被人指控有“地方自治主义”倾向，他在辩护中表示，“省级爱国主义”并不会破坏“意大利大家庭”的利益，因其本身是“诚挚且开明的”。他也曾因在书中某处将意大利内陆人称为“外国人”而受到批评，很快在之后的版本中对该处疏漏进行修正。

1503年的“巴列塔决斗”事件也很难被安放进爱国民族主义的模子里，该事件被马西莫·德·阿泽利奥的畅销小说《埃托罗·菲耶拉莫斯卡》（1833年）以及1839—1848年的6部歌剧选为主题（1849年，威尔第也受邀据此题材创作歌剧，但他没有答应。他说，那是意大利历史中“一个美丽的时刻”，但相关创作过多）。 这场决斗发生在16世纪初法国与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战争中，起因似乎是法国人对意大利人信仰与勇气的奚落。13名意大利骑士在巴列塔附近的普利亚与13名法国骑士展开决斗，意大利人赢得了胜利与荣耀。事实上，这场“决斗”可能不过是战争打响前帮助士兵恢复冬季战斗力的一场骑马比武，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人员伤亡。德·阿泽利奥选取该事件，希望能“或多或少点燃意大利人胸中的热情”。他最初考虑作画或写诗，后来决定写一部小说，“这样不只文坛精英，街道与广场上的人们也会阅读和谈论”。他说，自己相比于历史真实性更关注“民族再生”，由此以“决斗”比喻意大利从外国压迫中解放。他将意大利士兵的领导者埃托罗·菲耶拉莫斯卡塑造为无私的爱国主义英雄，而来自不同地区的骑士肩并肩抗击敌人，成为“意大利”的象征。 小说中的浪漫情事与叛徒形象为情节增添了波澜。不出意料，小说弱化了意大利骑士身为西班牙雇佣兵的事实。

革命，1830—1831

1830年7月27日，一场革命在巴黎爆发。三色旗飘扬的街道上种下了“自由之树”，革命者筑起街垒。经过三日斗争，守旧的查理十世国王被迫退位。继承王位的路易·菲利普展现出自由主义的风度，称自己为“法国人民的国王”（King of the French）而非“法国国王”（King of France）。暴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8月25日，布鲁塞尔天主教徒与讲法语者对荷兰新教统治者的长期积怨爆发，奥柏表现1647年那不勒斯起义的歌剧《波尔蒂契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以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爆炸性手法收尾）上演后，海牙掀起大规模人民暴乱。短短几周后，在英国、法国与普鲁士的支持下，比利时独立建国。同年11月，波兰人起义反抗沙皇尼古拉一世，结果却不尽人意。波兰人没有得到外国支援，残酷的游击战与常规作战持续约一年后，起义军被俄军击溃，成千上万名波兰人遭到杀害、监禁或驱逐。

欧洲风起云涌的战事令意大利自由主义者与秘密社团人士深感鼓舞。数年来，摩德纳公国始终是密谋活动的中心，而主要的幕后推动者竟是公爵弗朗切斯科四世（Francesco IV）本人。这位保守的亲王有着扩大统治疆域的浪漫宏图，希望成为更大国家的国王。他欲最大限度利用希腊独立战争给欧洲造成的紧张局势，促使奥地利在有机会获得巴尔干的土耳其领土的情况下，退出意大利半岛。他的主要代理人恩里科·米什莱（Enrico Misley）是一位年轻的法学毕业生，父亲是米兰著名的兽医学教授，与烧炭党人等秘密社团的密切联系则为米什莱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米什莱曾在欧洲各国游历数年，与意大利流亡者、法国自由主义人士以及希腊、俄国使者建立了联系。他准备以教皇国为中心策划一场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起义，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的意大利，并以弗朗切斯科四世为立宪君主。

巴黎的七月革命让弗朗切斯科受到惊吓，逐渐从米什莱的计划中退出，但路易·菲利普的继位给予了意大利秘密组织极大的鼓舞，他们如今相信，抗击奥地利的起义一定会得到奉行自由主义的法国新国王的支持。因此，预备起义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830年底，摩德纳公国、帕尔马公国、博洛尼亚城与罗马涅（教皇国的北部）为密谋的焦点。在这些地区，自由主义者可以利用有产阶级的怨愤与不满，尤其是那些在1815年的和约中利益受损，又受到关税与其他贸易壁垒影响的人。作为教皇国最富庶的地区，罗马涅积压的愤怒也最深。教会施加的行政束缚、神职人员享受的免税政策及其占有的优质土地、拜占庭式的复杂法律体系以及源自罗马的蒙昧思想都让富有的教徒们深感厌恶。

1830年教皇庇护八世的离世带来两个月的权力空白期，起义的气氛空前浓厚。2月初，起义在摩德纳、帕尔马与博洛尼亚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罗马涅、马尔凯及翁布里亚。在巴黎，菲利波·博纳罗蒂等流亡的民主派领导人物宣布支持他们的“朋友与兄弟们……从阿尔卑斯到埃特纳（Etna）”，敦促起义军推翻统治者，驱逐奥地利人，创造“独立、统一而自由的”意大利。一队志愿军在里昂集结后向皮埃蒙特发起进攻，却被法国政府阻拦——事实很快证明，法国政府远不像秘密社团想象中那样支持意大利革命。与此同时，博洛尼亚召开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后宣布教皇的世俗权力走到了终点。会议还宣称，起义各省将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及一个家庭”——这句话同时展现出与会代表的决心与不安全感，因为意大利这片地区长期饱受地方竞争的困扰，而这种竞争极易破坏革命。

旁观事态发展的路易·菲利普恐慌不断加深。除了担忧革命可能转而拥护危险的共和制外，他还看到波拿巴家族成员在意大利活跃的迹象，其中包括拿破仑的侄子，即未来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这位前烧炭党成员曾在马尔凯参加反教权志愿军。因此，路易·菲利普在2月底告知维也纳，法国不会阻碍奥地利夺回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弗朗切斯科四世在革命爆发后逃离摩德纳，又在奥军的随行下于一个月后的3月4日回到公国。三个星期后，摩德纳公国、帕尔马公国及教皇国的起义均被镇压。法国国内的反对势力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未能阻止奥地利损害法国的威严，但一切都太晚了。

奥地利轻而易举地夺回统治权，使意大利秘密社团的弱点暴露无遗。事实证明，米什莱不该信任弗朗切斯科四世，正如1821年圣罗萨不应将皮埃蒙特与伦巴第立宪运动的希望天真地寄托在卡洛·阿尔贝托身上。奥地利在意大利本岛的势力如此强大，还能指望意大利亲王帮上什么忙呢？相信历经变革的法国定会鼎力相助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更令人失望的是，民族情感的迹象十分微弱。1831年起义的许多支持者所期待的只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不是独立，更不是民族独立。几乎没有人准备好对奥作战——事实上，志愿军仅在3月25日与奥军在里米尼附近发生了一次严重冲突，交战范围也相当有限。

最后，地区间对抗依旧严峻。艾米利亚、罗马涅及马尔凯的城市并未表现出并肩作战的意向，博洛尼亚的引领角色受到广泛猜忌。1831年4月，一位伦巴第自由主义者在写给同党派伙伴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懊丧：

马志尼与民主派

1831年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转折点，许多自由主义者从此对秘密社团与阴谋计划心怀疑虑。从基层民众至外国政府，支持起义的势力都十分微弱。人们认为，应该在现行国家制度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政治与道德水准，而不是空谈统一与独立。报纸、期刊与书籍在前方引领思潮，塑造公众意见，并逐渐向统治者施加压力以便推动改革。此后15年间，“温和派”始终遵循这一策略。相比之下，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总结出了截然不同的经验教训。他们认定王室成员及其政府绝不可能推动意大利发展，“人民”必须独自行动。为此，民族主义运动必须让“人民”受到热情的感召，将密谋活动的焦点从隐秘仪式转向公开的、语言与行为上的教育与煽动。

朱塞佩·马志尼将在接下来的30年里领导意大利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民主派，他格外欣赏阿耶兹的画作《“隐士”彼得号召十字军》（Peter the Hermit Preaches the Crusade），将其誉为“民族艺术先锋”（Precursors of National Art）流派的卓越之作。 马志尼的欣赏并非巧合：该画作于1829年在布雷拉学院首次展出，一时带来巨大的轰动，人们立刻感受到了其中大胆的政治象征主义。一位艺术评论家指出，画前聚集的观众似乎（考虑到意大利浪漫主义者为自身设定的“公民”使命，可以说正中其下怀）正是作品的延伸部分。 画面中弥漫的强烈宗教气息令马志尼尤为激动——从背景中云雾缭绕的群山，到在马背上挥舞着十字架的、精力充沛的彼得（“苍白而瘦削，却因热情与信念受人尊敬”），再到身旁聚集的一小群狂喜而热切的普通民众：“无论身处何处，我们都与上帝相通……每个人都受到一种有约束力的真实力量驱动，心中回荡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感受到那不可见的统一。”

隐士彼得的热情布道驱动了成千上万欧洲农民在11世纪末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圣地。中世纪十字军运动与彼得事迹中所体现的宗教与政治的强力结合深深吸引着马志尼与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寻求将散漫个体凝聚为一心一意的进步军队的灵丹妙药。十字军实际上成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意大利爱国主义文艺的重要主题，从托马索·格罗西（Tommaso Grossi）的史诗《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伦巴第人》（The Lombards on the First Crusade，1826年，他的朋友阿耶兹为其创作了一系列平板印刷插图） 到马西莫·德·阿泽利奥同年创作的油画《若斯兰·德·蒙莫朗西伯爵之死》（The Death of Count Josselin de Montmorency）。 阿耶兹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完成了两幅受十字军历史启发的画作，即《教皇乌尔班二世宣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Urban II Preaching the First Crusade，画中教皇在克莱蒙的中央广场被狂热的人群包围，这回应了对《隐士彼得》一画过于拘谨的批评）以及一幅受格罗西诗歌《耶路撒冷外口渴难耐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士兵》（Thirst Sufered by the First Crusaders outside Jerusalem）启发的大型画卷。后者最初是卡洛·阿尔贝托国王委托创作的，1849年的诺瓦拉战役使国王的十字军梦想破灭后，油画即被归藏在都灵王宫的角落。

1831年革命彻底失败后，马志尼开始将宗教置于意大利民族观念的中心。19世纪20年代，马志尼在热那亚学习法律，心怀爱国热忱与浪漫情怀的他自然被秘密社团网络吸引，在1829年成为一名烧炭党人。他曾因同伴泄密而入狱三个月，此后被迫流亡，于1831年3月定居马赛。在那里，他融入了当地活跃的意大利自由主义群体，其中大部分是菲利波·博纳罗蒂的追随者，包括游击战理论家卡洛·比安科·迪·圣若里奥，圣若里奥领导着一个新建立的准军事秘密社团“阿波法西梅尼”（Apofasimeni），目标是创造“独立、统一而自由的”意大利。马志尼到达马赛不久便以“百夫长”（centurion）的身份加入组织，但几个月后他决定创建自己的社团：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该组织并非希望取代阿波法西梅尼或其他与博纳罗蒂相关的社团，而是想将各团体联系在一起，达成高效协作并设定共同议程，尤其是在意大利革命破灭以及法国“背叛”致使各派系前路迷茫的情况下。

马志尼的倡议引来了猜忌，在1831年至1833年间，各秘密社团中的资历较长者对其发起了日益猛烈的批评，使青年意大利被迫站在了与他们敌对的位置上。从表面上看，青年意大利并未对阿波法西梅尼等社团造成威胁：它们目标相同，都是要建立独立自由的意大利共和国，也寻求以相似的方式——“教育与叛乱”——达成目标。再者，马志尼制订的起义计划直接借鉴了圣若里奥的指南，即组建游击队向敌人发起进攻，并使其成为未来大规模民族军队的核心。然而，马志尼在某些关键方面与老派社团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他明确意大利的民族救亡运动只能由意大利人完成，意大利不会以任何形式附属于法国，也不会看其脸色行事。亲法的博纳罗蒂很难走上这条道路。其次，马志尼设想的共和国与老派社团的构思截然不同。在后者看来，新政权必须贯彻“平等”理念，富人的财产必须被没收后分配给穷人。马志尼当然也对改善百姓经济条件心怀热情，但他希望通过互助会、福利、普选及受教育权来达成这一目的，而非发动阶级斗争。马志尼绝非雅各宾派，他一生都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然而，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与其他秘密社团的最大区别在于宗教层面，该层面将在未来100多年里持续影响意大利的民族问题，这种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早期的秘密社团并非信奉无神论，烧炭党的仪式、符号和语言都体现着基督教的印记；但这些宗教特征基本只关乎形式，它们为社团打造庄严的氛围，确保成员严肃宣誓并履行义务。马志尼要做的却是创造上帝、人民与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将对统一、自由与独立的追求宗教化。他宣称上帝授意让意大利成为肩负伟大使命的优秀民族，意大利人自然有义务团结起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做好准备为这神圣的事业牺牲一切，包括生命。正如马志尼几年后回忆起自己在1831年的彻底觉悟（事实上，他对宗教的“皈依”比自己所描述的更为渐进）时所写：

马志尼出身于虔诚的宗教家庭，母亲是一位热忱的非正统天主教徒，秉承朴素与反等级制度的观念，相信她唯一的儿子是上帝派来引领人类走向又一巅峰的使者。 然而，真正对马志尼核心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法国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圣西门（1760—1825年）的著作。在圣西门的影响下，马志尼坚信进步发展，坚信社会从个人主义时代向集体行动或“联合主义”（associationism）的现代性转变，并认识到了用一种公民信仰弥合18世纪理性与宗教裂痕的必要性。圣西门认为这种信仰极为关键，因为人类只有在强烈信奉某种指导性观念时才会进步（他在去世前不久告诫友人道：“请记住，你必须满怀激情才可能成就一番伟业”）。马志尼使用的许多关键词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圣西门信徒中十分流行，包括“使命”“使徒”“信仰”，等等。

对马志尼而言，民族是上帝授意组成的群体，每一个民族都肩负独特的使命。他从未阐明这些使命的确切内容，尽管他同斯塔尔夫人一样，也认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欧洲民族都拥有鲜明的特性，这表明上帝为其安排了特殊角色——例如，德意志人生来擅长推断与哲学思考。而对于欧洲最终的政治版图，马志尼也没有清晰的规划。他不欣赏爱尔兰民族主义，在部分场合提出西班牙与葡萄牙应合而为一，荷兰与比利时则应分别融入德国与法国。他很难认同丹麦民族独立的诉求，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应组成单一政治体。但马志尼并未固守成见，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认国家在不同时期须以不同方式重组，以应对实际政治需要。 不过在以下问题上，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民族问题是现代世界的核心。每个民族都必须发出呼声，以“人民”的意志捍卫自由。只有在每个民族都找到合适的政治立足点后，上帝对人类的规划才最终实现，世界将永享和平。

马志尼许多思想的模糊性（遑论其常常表现出的傲慢与自以为是）让资历较长的自由主义社团人士大为恼火，同时引发了19世纪30年代民主阵营的激烈纷争。然而这种模糊性很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马志尼的目标是制造信仰，而信仰又是一种建立在希望与简单准则之上的天然直觉（“要记住，宗教是人民的一种欲望与需求”）， 平淡枯燥的分析并无益处。基督教因宣扬公正且幸福的死后世界图景而赢得人心，这个信念通过文字与口口相传，经人们的苦难与殉道事迹在国家间广泛传播。新福音的信徒也应遵循相似的轨道。他们的核心教条应简单明确：统一、独立与自由；他们的布道与行为应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应愿为心中的伟业抛头颅洒热血（“自由之树在烈士鲜血的浇灌下茁壮成长”；“因为在奉献牺牲中有一种崇高的东西，让女子诞下的男儿们低下头，心怀爱慕；因为他隐约感到，鲜血的背后——如同耶稣基督的鲜血的背后——终将出现人民的第二生命，真正的生命”）。 意大利作为民族信仰的核心，应被塑造为一种各地区、各阶层人民都能产生共鸣的理想。

从某种层面上看，马志尼打造的宗教政治混合体是欧洲浪漫民族主义的自然衍生物，其中囊括了诸多神秘主义及弥赛亚式的因素（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著名作家亚当·密茨凯维奇也采用了相似的弥赛亚式语言宣扬波兰独立，将波兰的苦难视为神恩与复兴临近的迹象：波兰是“各民族的耶稣基督”）。但马志尼的视线不曾离开意大利的独特局势，其方案的关键方面皆依照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特别需求量身打造。大约1 400年前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将通过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他坚决反对联邦制）以及富有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首都选址——罗马——得以矫正。意大利人生性我行我素，易造成党派之争：这个问题将在鼓励建立联合会、拟定人人赞同的清晰议程的过程中渐渐解决。受教育阶级在推崇法国文化的同时深深憎恶法国人的傲慢：对意大利光辉历史及光明未来的宣扬将扭转这种屈从态度，因为马志尼宣称上帝已下达旨意，19世纪将是意大利的时代，正如18世纪曾是法国的时代。

但是，马志尼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还是将民族置于一种新世俗宗教的中心。部分原因在于，马志尼相信上帝如今通过“人民”与民族这样的媒介向世人显现，而教会在人间的重要使命已经结束。意大利是天主教的中心，因而拥有了摧毁中世纪教皇国、在废墟上开创民族国家新时代的使命：“历史上第三次——唯有在罗马，才能实现现代的统一；正如唯有在罗马，才能开始破坏古代的统一。” 但是，正因为意大利是教廷所在地，而意大利统一体似乎将一直面对天主教激烈的反对，任何大众化的民族运动都必须创造一个足以抵消教会伦理权力的强大敌对宗教，从而赢得普罗大众的心灵乃至思想。

马志尼明白任务的艰巨性。教会主宰着普通意大利民众的喜怒哀乐，拥有神职人员组成的强大队伍供其差遣。亚平宁半岛的多国政府坚定支持教会工作，允许其掌握教育与审查权，以及对思想危险者施以严惩（“在做言传工作的使徒会被带上绞刑架的地方，你不能指望找到使徒”，1834年马志尼向一位朋友哀叹动员普通民众之难）。 除此之外，仪式与盛景的强大传统也是教会的有力武器，更不用说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与建筑。辉煌的美学传统牢牢控制着民众的情感世界，让教会拥有其他竞争者难以匹敌的优势。

1849年3月，马志尼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罗马时，就对教会的巨大权力产生了深刻认识。“罗马承载着我青年时代的梦，是指引、培育我全部思想的理念，我灵魂信奉的宗教。我在傍晚踏入这座城市……羞怯地，几乎怀着爱慕之心。对我而言，罗马曾是——也将一直是……人类的圣殿。” 尽管盼望着新时代的到来，他也不能忽视天主教的至高伦理地位，作为1849年革命之年春季的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他还是感到无法反对天主教。复活节星期日当天，他站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前方，头顶是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壮美穹顶，他注视着神父在贝尼尼广场的柱廊间为数千名信徒祈福。他对身旁的画家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说：“这个宗教十分强大，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强盛，因为它的视觉效果极为壮美。”

在马志尼的带领下，青年意大利很快成为势力最强盛的秘密社团，这一方面源于他极具魅力的性格特点：在许多认识马志尼的人看来，他完全符合浪漫主义对天赐英才的想象——热情、专注，饱经苦难，时而肃穆阴沉，时而活泼机敏，对语言的把控几乎使语言有了魅惑人的效力（马赛的信徒将他描述为其所见过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里“最美丽的生命”，“意大利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神圣而动人的口才”）。除此之外，他传达出的清晰的、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与对社会平等主义的摒弃也加快了该社团的壮大。与之前的社团一样，青年意大利也设置了入社仪式、通行口令和保护成员身份的假名，但摒弃了共济会式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曾将开明的精英与无知的普通成员分隔开。青年意大利的组织结构简洁，设有中央及地方委员会，其下属刊物同样名为《青年意大利》，由马志尼担任主笔，支持者将其走私回意大利。1833年初，社团宣称（应当是准确的）拥有5 000多名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但也包含部分城市中的商铺老板与手工艺人乃至穷人。利古里亚、伦巴第、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是其主要势力范围，皮埃蒙特则仍是博纳罗蒂的地盘。双方都几乎没有向南方渗透。

发动起义是马志尼最迫切的目标，其狂热的密谋活动很快引发了意大利各国政府的担忧。到1833年，警察报告通常称其为“有名的”或“臭名远扬的”马志尼，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断从维也纳敦促法国政府逮捕并驱逐他。梅特涅或许有意夸大了青年意大利的势力与民主诉求，他称其成员多达1万人，大多来自“底层阶级与生活放荡糜烂的年轻人”。但这类传言不仅提升了当局的警觉与镇压力度，同时也巩固了马志尼在各个社团中的强势地位。 此时加入马志尼派的人物有温琴佐·焦贝尔蒂，这位神父将在19世纪40年代领导推进为实现民族统一而设定的温和天主教计划。此外还包括后来担任意大利首相的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后来担任外交大臣的路易吉·梅莱加里（Luigi Melegari），以及诸多记者、作家、学者、议员和公务员，他们将确保马志尼的精神甚至全部教诲在1860年意大利统一后依然贯彻下去。

马志尼的目标是在那不勒斯发动起义，而后向北扩张。然而意大利政府早已察觉到暗流涌动，开始严加防范。1833年，一场军事政变计划在皮埃蒙特遭到揭发，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坚持严厉处罚，以儆效尤。12名谋反者被当众处决，上百人锒铛入狱，马志尼在未出庭的情况下被判死刑，不得不离开法国前往日内瓦。他仍然不知疲倦地与追随者保持联络，准备发动革命，他坚信意大利的局势一触即发，微弱的火星便能燃起燎原之势。马志尼曾制订过更加孤注一掷的计划，其中包括率领波兰、德意志、意大利志愿军组成的四队人马入侵萨伏依（而后攻击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以圣若里奥和一位前拿破仑政府的官员、1821年皮埃蒙特革命老兵为军队统帅。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按计划，热那亚本该同时爆发起义，但几乎只有一位刚刚加入青年意大利组织的尼扎（尼斯）水手响应号召，他的名字叫朱塞佩·加里波第。他被判处死刑，但及时跨越边境逃至法国。

这场失败暴动致使半岛各地展开严酷镇压，作为革命组织的青年意大利迅速瓦解，马志尼必须接受的现实是，谋反在实际上失去了可能性。1834年春，他与少数流亡者共同建立了名为“青年欧洲”（Young Europe）的新组织，希望统筹协调波兰、德意志等地的民族运动，但收效甚微。马志尼越发绝望。两年来，他在白雪皑皑、迷雾不散的汝拉山过着贫苦的生活，时刻提防警方的追捕。严重的精神危机将他拖垮，他只能感受到“怀疑”、“猜忌”和“由爱与信仰筑成的伦理大厦的土崩瓦解，而只有这座大厦能给予我战斗的力量”。然而，某天醒来，他的“灵魂充满宁静……以及被从极端危险边缘拯救回来的感觉”。他对意大利的信仰熬过了劫难，却对意大利人彻底幻灭。本国同胞给他带来的灰心失望似乎使他更加热爱抽象概念（和动物）：“相比人类，我更喜爱猫咪的陪伴……我对人类感到厌恶！看到我对他们露出的狞笑了吗？这是他们应得的——我的公民同胞们比任何人都应得到这份讥笑——但我的祖国……我依然爱她。其实，我比以往更加真诚地爱她，带着更深的怀旧之情。”

1837年，马志尼离开瑞士前往英格兰，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余下的人生。与大多流亡者一样，家庭有能力将他送到哪里他就待在哪里，靠当记者、翻译以及偶尔尝试做些买卖赚取微薄的薪水。伦敦居住着许多意大利流亡者，其中安东尼奥·帕尼泽等人与上流人士来往，但他们不会同马志尼一类的共和主义者建立联系，马志尼也没有主动找上他们。 但最直接的好处在于，英格兰人普遍对意大利表示同情，虽然同情的力度不如19世纪20年代那般声势浩大，但在激进派内部依然不容小觑。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非常激动地会见了“大名鼎鼎的马志尼……当今欧洲最杰出的反叛家与革命家”，并立即将他聘为《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编委。 有价值的人脉一个个找上门来，尽管马志尼不喜社交，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殷勤邀请却一刻不停。在伦敦的最初几年，他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者说他的妻子简（Jane）往来最为密切。住在邋遢的贫民窟里，吸烟凶狠却能弹一手美妙吉他的马志尼敏感、热情而孤独的气质深深吸引着她，也吸引着之后几位富有主见的中产阶级姑娘。

传教士

面对1833—1834年的革命失败及随后的警方镇压，意大利的民主派陷入了组织涣散的困顿局面。许多人逃往法国、瑞士或北非寻找庇护，皮埃蒙特神父温琴佐·焦贝尔蒂等人在布鲁塞尔定居，加里波第则在南美洲建立了一个意大利志愿军团，为乌拉圭独立而战。另有一批秘密社团分子前往西班牙，在不久前爆发的内战中声援自由主义事业，其中包括摩德纳革命家尼古拉·法布里齐（Nicola Fabrizi）。同时，经济拮据与幻想破灭让许多海外流亡者从此远离严肃政治活动。圣若里奥负债累累，最终于1843年在布鲁塞尔自杀身亡。反叛分子的精神领袖博纳罗蒂试图维持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建立了名为“真正意大利人”（True Italians）的新社团，公然高举雅各宾派及平等主义的旗帜。但他的主张越发显得过时，沉浸在浪漫民族主义中的年轻一代意大利爱国者也不再怀有亲法情结。1837年，他近乎孤独落寞地在巴黎逝世。

虽然萨伏依入侵失败导致马志尼将自己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青年意大利却在民主派中赢得了广泛共鸣。多年以来，许多最极端的爱国者即便认为马志尼的教条主义与对“上帝”的强调过分夸张，难以容忍，却也认可他的基本前提——爱国主义分子应将自己视为一种崭新宗教信仰的传教士，形成相应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尽管弗朗切斯科·阿耶兹是一名不问立场、谨遵委托的职业艺术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心无旁骛地为奥地利皇帝工作，包括为米兰王宫绘制巨幅寓言画（毁于1943年的空袭），描绘了帝国统治下和平繁荣的景象——但他也能理解意大利北部精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马志尼尚未崭露头角的1825年至1827年，阿耶兹曾受米兰富有的银行家恰尼（Ciani）男爵委托，分别为他的儿子菲利波和贾科莫创作了肖像画。两兄弟参与了1821年的起义，而后流亡瑞士、法国和英格兰。他们在画中被表现为使徒腓力与雅各，身着红、白、绿三色的袍子，“在旅行布道时”坐在岩石上。阿耶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将二人描绘为致力于“教诲人们从外国人手中解放祖国”的传教士。

在民主派中，这种以新信仰使徒自居的精神十分普遍。他们将彼此视为亲密的家人，以“兄弟”“姐妹”互称（不像以往的宗派人士以“表亲”对待彼此）。他们往往以虔诚的语气、兄弟般的关怀书写信件，“致健康与兄弟情”是最典型的敬语。尽管时常争吵，他们总是能共渡难关，并给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或他们的亲戚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仁慈、无私与体谅是备受推崇的美德，诚实、坦率（当然不是对警察）、藐视钱财与坚忍不拔直面困境的精神也同样重要。他们几乎将苦难本身视为一种美德，其最高表现即是为理想奉献生命。许多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包括班迪耶拉（Bandiera）兄弟、卡洛·皮萨卡内（Carlo Pisacane）和菲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甚至主动投身毫无胜算的运动，舍身成仁。对苦难的赞扬也关乎一种特殊的政治观：不达理想誓不罢休。这种政治态度的主要后果表现为对现状的永不满足与决不妥协。1860年后，民主派的行动招致了一种贬低意大利统一的风气，让人们相信复兴运动的使命远远没有结束。

相似的身份背景巩固了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几乎全部（意料之中）来自地主阶级与城市中产阶级。西西里革命家罗萨利诺·皮洛（Rosalino Pilo）等少数成员出身贵族世家（几乎都是小儿子），而像撒丁岛起义鼓动者乔治·阿斯普罗尼（Giorgio Asproni）那样有着贫农背景的则屈指可数。但阶级并非至关重要，对友谊与联盟没有决定性影响，民主派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接触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才会站在阶级的角度思考自身及其政治立场：“人民”才是更加强有力的范畴，用以指代任何有政治意识的意大利人。成长过程中相似的文化环境才是民主派形成的关键：大部分成员出身于有着拿破仑传统的雅各宾派或自由派家族，日常以宪法和烧炭党为餐桌谈资。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这通常是由于身负提高社会地位的家族期许。

民主派会在具体手段上产生分歧，但一致将（大部分温和派也是如此）独立、强大而统一的意大利视为最终目标。不过，问题在于，“自由解放”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首要目标。摆脱外国统治的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内部政治自由却面临诸多困难。大多数民众的愚昧无知（属于“普通人”而非“人民”）以及每个新生国家都将面对的由反革命地主及教会构成的激烈反对势力深深困扰着意大利。民主派信奉人民主权论，但也相信（出于形势所迫）意大利民族先于并独立于人民意志而存在。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要求为民族权利牺牲个人权利，马志尼的政治神学强调民族的神圣起源，更容易证明该立场的正当性。许多民主主义者早在统一前便预料到了未来必经的独裁统治阶段，只是无法判断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

民主派的主战场在于独立、强盛与统一的具体实现方法，这也是他们与温和派的最大分歧。朱塞佩·费拉里、卡洛·卡塔内奥等人声称，只有当意大利以联邦制接纳地区差异的历史现实时，国家与民族才有可能走向强盛。另有许多人遵从马志尼的观点，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才能抵御地区主义的弱点（但也没有排除一定程度行政自治的可能性）。共和制的支持者宣称民族统一与君主制水火不容，因为王室只注重王朝统治的利益，不会真正支持“人民”，也不会反对教权。但温琴佐·焦贝尔蒂等民主派不赞同马志尼的共和思想，不仅因其在政治上不现实，更因为（请西斯蒙迪原谅）这会重新引发中世纪时期的群体暴乱，阻碍意大利成为“富强统一、信仰上帝、和谐安宁”的国度。

19世纪20年代中期，与青年意大利及博纳罗蒂的真正意大利人相竞争的组织涌现出来，民主派阵营中的裂痕日益加深。在那不勒斯，朱塞佩·里恰尔迪（Giuseppe Ricciardi）建立起神秘组织“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试图将当地的激进分子动员起来。摩德纳叛乱者尼古拉·法布里齐则在马耳他的根据地建立了准军事组织“意大利军团”（Italic Legion），谋求以半岛最南端与西西里岛为先锋，发动全国游击战。在卡拉布里亚，年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贝内代托·穆索利诺（Benedetto Musolino）组建了名为“青年意大利之子”（Sons of Young Italy）的秘密社团，目标是建立由罗马的独裁者统治的军事共和国。该社团成员与当地农民一样身穿黑衣，佩有卡宾枪与短刀，社团的黑底旗帜上印着白色骷髅。 穆索利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让马志尼斥其为“物质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穆索利诺则反击说马志尼腐败且邪恶，只在乎自己，不管穷人死活。

不过，如何吸纳更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所有民主派面对的共同难题。民主派分子都有较强，或者说超强的沟通能力：他们大多热衷于写信，热切地与朋友圈子维持联系，对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十分在意，生怕被排除在外。马志尼留存至今的信件约有1万封，字迹小而难以辨认，但他或许曾写出5万封信。但是，与未受教育者沟通要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说着另一种语言（通常就是字面意思）。民主派志在将“普通人”转化为“人民”，正如小说家兼政治家圭拉齐所言：“如果一个铁匠……能够写出诗句或散文，能够孝敬父母，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衷心爱国，反对暴政而破除迷信，那他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成了人民。” 但若想达成这一目标，并创造出击溃现存秩序和统一意大利所需的人民力量，首先就必须让大众接受民主派的教育。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他们是“普通人”，他们不会主动接受。此外，在“意大利”被创造出来以前，民主派也不会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施展拳脚，认真攻克教育的难关。托斯卡纳民主主义者朱塞佩·蒙塔内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样描述了他们的困境（批评马志尼）：

班迪耶拉兄弟之死

1839年，马志尼试图重启谋反计划并重组青年意大利。他担忧竞争组织的出现会分散革命力量，同时预测英国宪章运动会在欧洲掀起又一轮人民暴动的浪潮。意大利南部似乎是发动起义的理想地区——1837年，在霍乱暴发后不久，一场极端残酷的社会经济危机席卷西西里——马志尼努力说服意大利军团领袖尼古拉·法布里齐与自己一道谋划行动。他担心南部的起义太过局限于地方，且过于关注物质利益，尤其忧虑西西里的叛乱最终只会带来该岛而非整个意大利的独立。法布里齐却对联合马志尼没什么兴趣，罗马涅与卡拉布里亚相继于1843年春和1844年爆发的几次小规模反叛更多与当地势力有关，而非马志尼或法布里齐的策动。

卡拉布里亚的起义集中在偏远的西拉山区，这里位于亚平宁半岛西南部，以法纪松弛、盗匪横行闻名。那不勒斯的自由主义者们为此筹备数月，1844年3月15日黎明，上百名武装起义者挥舞着三色旗冲进科森扎市（Cosenza），高呼“自由万岁！”他们的目标是闯入省长办公厅，但一队警察迅速出击，双方激烈交火，最终警察队长［那不勒斯著名哲学家帕斯夸莱·加卢皮（Pasquale Galluppi）之子］与包括领袖在内的4名起义者被杀。其余起义者试图逃跑，却在几天后遭到围捕。在政府的压力下，法庭给予震慑性的重判，19名叛乱者被当众枪决。这次起义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但它表明意大利人也能做出英勇之举（这始终是目的之一，马志尼说过，“失败的行动也好过不行动”）。 此举同时赢得了海外的广泛报道，尤其在英法两国，流亡者通过媒体极力夸大，甚至渲染出更大规模的叛乱已经兴起，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陷入交火的假象。

来自威尼斯贵族阶级的阿蒂利奥·班迪耶拉和埃米利奥·班迪耶拉兄弟读到了这些报道，并在1842年创办了秘密社团“艾斯佩利亚”（Esperia），在奥地利军队中传播马志尼的思想。随后，他们因遭揭发而被当局追捕，一路逃到科孚岛。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来自弗利的热情共和主义者朱塞佩·米列尔（Giuseppe Miller），这位青年意大利成员在1844年春天说服班迪耶拉兄弟远征卡拉布里亚，他声称胜利概率相当大。一同被说服的还有18名流亡者，他们大多来自罗马涅、马尔凯和艾米利亚［包括名字很好听的安纳卡尔西·纳尔迪（Anacarsi Nardi），他的叔叔在1831年革命时曾是摩德纳的“独裁官”］。队伍中还有一名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可怖人物朱塞佩·梅卢索（Giuseppe Meluso），他曾以贩卖积雪为生（因此其昵称为“雪人”），在犯下杀人罪后逃往科孚岛经营酒吧。他同意作为向导跟随此次远征。

6月16日夜间，这21个人身穿军服，戴着红、白、绿三色帽章，携带步枪、军刀与短剑登陆克罗托内（Crotone）附近海岸。破晓时分，农民来到岸边进行收割，自然对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心生警惕。 出于安抚及尽可能获得支持的目的，米列尔提议阿蒂利奥·班迪耶拉将一把镶嵌珠宝的军刀送给当地农民。这把刀是1840年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为表彰阿蒂利奥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英勇行动而亲自赠予的。阿蒂利奥认为这份礼物过于厚重，最后送出了一把波斯匕首，敦促当地人召集人手与武装（他们会付钱），声称自己是正派人，不是土匪。但农民的疑虑似乎丝毫未减。反叛者们万分失望地听说卡拉布里亚并无武装叛乱，外国报道中600名盘踞山区的叛军也是无中生有。他们在离海岸较远的树林里躲避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尽快返回科孚岛。但是，他们担心警方已得知他们的行踪，不敢原路返回海岸，打算横穿至半岛另一端并从那里起程。6月17日，他们于夜间开始赶路。然而第二天清晨，一位名叫彼得罗·博凯恰佩（Pietro Boccheciampe）的成员神秘失踪。

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对重要爱国主义事件——西西里晚祷事件、巴列塔决斗、佛罗伦萨之围——的记述都会包含一个叛徒，这不仅是为了增加戏剧性，也是为了将问题转移到个别人身上，为失败找一个明确理由。同时，这也同民间故事、史诗以及《圣经》故事的惯用手法一样（最经典的是基督与犹大），可以突显出主人公的英雄主义与神圣气质。在班迪耶拉远征的故事中，博凯恰佩就被迫扮演了这个角色。马志尼后来直白控诉其背信弃义的行为， 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博凯恰佩应当受到这样尖锐的批评。他的确决定向当局自首，在克罗托内的小餐馆花钱饱餐了一顿，而后走进地方长官办公厅。即便如此，他从未泄露此次远征的真实目的，那不勒斯警察长官对他的缄默不语毫无办法，只能将其押回卡拉布里亚与其他人一同接受审判。

与此同时，余下20人来到圣乔瓦尼-因菲奥雷（San Giovanniin Fiore）附近，这座小镇地处森林茂密的西拉高原，每年5个月因大雪与外界隔绝，神职人员与少数富裕地主在当地占据统治地位。出身地主阶级的当地警卫队指挥官多梅尼科·皮齐（Domenico Pizzi）将众人聚集到中央广场，派妇女到教堂为拯救国王而祈祷，命令身体健全的男性（包括教士）武装起来，动员他们高呼“我们的国王万岁！上帝保佑他！”他们向斯特拉戈拉（Stragola）进发，反叛者正在该地一家小客栈休息整顿，补充水源。听到圣乔瓦尼武装民团的呼喊，他们冲出房门，弹雨迎面袭来，米列尔和另外一名反叛者当场身亡，多人受伤。少数几人仓皇逃跑，后来也在克罗托内投降，挥舞白色手帕束手就擒。他们被捆绑起来，被剥夺了一切财物（包括为此次远征准备的7.5万里拉黄金），在屡遭酷刑凌辱后被投入监狱。米列尔和另一位死者的尸体在阳光下腐烂，无人理会。为奖赏圣乔瓦尼镇居民的忠诚之举，国王共赐予18人骑士身份，还赏赐了34枚弗朗切斯科一世金质勋章与84枚银质勋章、抚恤金以及一系列土地税及生产税豁免权（均在1860年后造成尴尬局面）。

对叛乱者的审判结果早已注定，但班迪耶拉兄弟拒不承认犯下叛国罪，坚称其从流亡者圈内得到的确实消息称国王斐迪南正秘密策划利用南方的叛乱作为起点来统一意大利，因此来到卡拉布里亚予以支援。此次远征本是为助国王一臂之力，绝非企图颠覆政权。斐迪南有志于统一意大利的谣言（毫无依据）的确在当时流传广泛，但法官认为这些反叛者并非真正相信传言，只是想为死刑开脱，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人们在米列尔身上搜出一份热情的共和主义宣言，上面亦有班迪耶拉兄弟的签名。根据政府指示，法庭判处9名被告公开枪决。他们临死前表现出英雄无畏的精神，以烈士的姿态为民族事业捐躯，受到了意大利内外的一致认可，也令当局万分紧张。1844年7月25日，他们被蒙着面押送经过科森扎的街道，光着脚，穿着黑色的囚服，却高唱萨韦里奥·梅尔卡丹特（Saverio Mercadante）的歌剧《卡里蒂》（Donna Caritea）中的合唱曲：

行刑结束后（至少根据马志尼追随者的记述），围观的平民纷纷前去捡染血的子弹，每人分得了一绺受害者的头发，“仿佛分得了圣人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