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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与改革者：温和派

发展

19世纪40年代初，全世界似乎都面对着势不可当的政治经济变迁。格奥尔格·黑格尔出版于1840年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宣称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向着更高程度的主体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中心假设认为，全世界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大众与平等主义的新时代。英国宪章派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争取普选权，年轻的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敏锐把握住了当时人们的焦虑情绪和《启示录》式的乐观精神（夏尔·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的乌托邦设想正是其典型），在1842年的《洛克斯利田庄》（Locksley Hall）一诗中写道：“见到世界的远景，见到将会出现的种种神奇精妙”——在这远景中，商用飞艇在空中往来频频，蒸汽船与铁路象征人们“思想的行进”，“各民族国家的空中舰队”在云中厮杀，“在雷电的轰鸣声中，各族人民的军旗只顾往前冲”，直到普遍的和平在“全人类的议会里，全世界的联邦里”彻底巩固。

欧洲愈演愈烈的变革态势在意大利同时唤起了焦虑与兴奋：保守派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后果心怀恐惧，自由主义者则担心意大利又一次错失历史良机，被其他国家甩在身后。1843年，比利时这样的小国都已经修建了500千米铁路，但意大利只有不到80千米。制造业的确呈现出进步迹象，伦巴第出现了丝纺织厂和棉纺织厂，波旁政府则在那不勒斯推动开办纺织与工程作坊。但是，这些微小的成就根本不足以与英德法的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相提并论，农业多少能够被人引以为傲，尤其是在托斯卡纳及北方部分地区，但意大利农业的整体实力落后于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半岛南部每公顷的产量仅相当于英格兰的十分之一。 文化差距同样巨大。哈布斯堡王朝在伦巴第和威尼托建立了良好的初等、中等教育体系，但其他地区的情况无不糟糕透顶。各色学会通常被视为衡量现代主义的准绳（“为防止个人主义削弱社会联系而建立学会、协会等组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1843年一位威尼斯政论作家写道）， 但意大利在这方面少有进展，主要城市也毫无动静，仅有的几个团体几乎都是贵族阶级的娱乐小圈子。

社会进步势必建立在传播知识与新思想的基础上。1840年前后，巴勒莫、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米兰等城市的学术刊物激增，它们往往以半岛的经济、文化与道德状况为研究对象。几年来，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讨论主要集中在托斯卡纳，以吉安·彼得罗·维厄瑟为首的一群开明地主在相对宽容的审查环境里创立了《文选》、《农业报》（Giornale agrario）、《教育者指南》（Guida dell’educatore）等优秀期刊。在米兰，《统计、公共经济、历史、旅游和贸易博览》（Annali universali di statistica, economia pubblica, storia, viaggi e commercio）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讨论阵地，主编吉安·多梅尼科·罗马尼奥西（Gian Domenico Romagnosi）是一名杰出的律师及哲学家，在1835年离世前一直为杂志工作。年轻的经济学家卡洛·卡塔内奥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1839年独立创办了《理工学院》（Politecnico），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新晋刊物，在1848年革命前10年中塑造着受教育阶级的文化氛围。

卡塔内奥是彼得罗·韦里及米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厌恶他眼中的过度浪漫民族主义所具有的那种辞藻华丽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他的爱国情感清醒而注重实际，据可靠信息称，他的故乡是意大利（其实可以说是奥地利帝国）最富裕的区域。卡塔内奥坚信发展应是渐进的：在现存的国家框架中，公众的真知灼见将促使政府推进改革。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因为商贸与工业是“文明”（根据卡塔内奥的设想）发展的主因。而最重要的是，发展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因为历史是在不同观点的良性竞争与活力碰撞中向前迈进的。“多样性是生命，不可捉摸的统一则是死亡。” 卡塔内奥与许多同代人一样热衷于从历史寻找经验教训，当其他人认为中世纪意大利的分裂导致了腐败、个人主义与独立丧失时，他却相信“百城”之争带来了繁荣的商业、井井有条的街道与复式记账法。不出所料，他随后成了联邦制的热情拥护者。

学术讨论帮助意大利知识分子创造出一个全国性共同体［用莱奥帕尔迪的话说即“社团”（society）］，而创造共同体的进程又在1839年意大利科学界召开的一系列年度大会的开幕式上得到巩固。会议仿照英德模式，旨在推动改革与知识交流。首届大会经利奥波德大公批准在比萨举办，招致了诸多敌意（教皇禁止其臣民参加此会），最终只有421位科学工作者出席大会，其中一半还是托斯卡纳本地人。不过，随后在都灵、佛罗伦萨、帕多瓦、卢卡、米兰与那不勒斯召开的大会渐入佳境，1845年注册人数达到1 613人。会议严格保证其学术性质：与会者聚焦于具体的经济社会议题，成立专项委员会推进工作。但爱国主义倾向很难完全避免。科西莫·里多尔菲（Cosimo Ridolfi）侯爵在为1841年佛罗伦萨会议（主题为农村民众教育）撰写公报时，情不自禁地在结尾处呼吁代表回到家乡，告诉同胞们“山海皆可平……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今同属一个大家庭”。

尽管全民族讨论的议题很少涉及经济，但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建立的确曾刺激人们探讨半岛商贸一体化的可能性。1843年，一位著名的托斯卡纳知识分子宣布欧洲的未来掌握在“政治经济皆强大”的国家手中，希望建立关税同盟以提升意大利的“财富与力量”。人们亦期待铁路的修建能促进经济发展：皮埃蒙特经济学家伊拉里奥尼·佩蒂蒂·迪·罗雷托（Ilarione Petitti di Roreto）伯爵率先在1845年对此展开研究，年轻的加富尔伯爵翌年发表文章，以更加挑衅的姿态（因此发表在法国期刊上）谈及此事。经济只是加富尔考虑的一个方面，他表示广泛的铁路网能促使“厌烦了北方浓雾”的人们动身旅行，更重要的是，铁路将使意大利成为欧洲与东方贸易链中的关键一环，使其“重获中世纪时期的卓越商业地位”。但是，他最关注的是修建铁路的精神及政治收益。铁路将推动“基督教文明的进步与启蒙思想的传播”，必将带来“最好的未来……我们全心全意向往的未来……也就是意大利的民族独立”。

加富尔与大多数同时代温和派一样，虽对实现民族独立的具体途径与时机不甚明了，但坚定支持和平过渡，反对革命手段。他们认为需要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秩序框架中教育“人民”，而非像马志尼及其追随者那样煽动“人民”投身暴力行动。为此，开明的保守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持续发行“大众”杂志，尤其是在托斯卡纳、皮埃蒙特、伦巴第等天主教家长作风强势、识字率较高的地区。他们的目标是改善贫穷百姓的经济与生活状况，宣扬辛勤工作、诚实守信、节制饮酒的美德，同时反对迷信、不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以及酗酒。当时始终存在一种恐惧情绪，即无论多么高尚克制的教导都将削弱民众的顺从，刺激其追求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但温和派希望在雇主与员工间建立强大的情感联系，从而遏制骚乱。退一步讲，无所作为就意味着将广大农村交给革命派，任其宣扬通过全民暴动来拯救意大利的理念。

保守主义者的杂志大多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世纪前在美国开创的通俗文学历书体裁，提供宗教节日、当地市集、月历、播种收割等农村地区需要常年参考的实用性信息，同时夹杂着赞美工业化、自给自足与宗教虔诚的诗歌、故事和文章。恩里科·迈尔（Enrico Mayer）在托斯卡纳发行的《贫民教育者》（Educatore del povero，1833年）与洛伦佐·瓦莱里奥（Lorenzo Valerio）在皮埃蒙特创办的《通俗读物》（Letture popolari，1836年）都成功赢得了较广泛的受众，至少在小农场主与手工艺人中间是这样，而读者是否有效吸收了文章中的政治社会信息，则是另一回事。相比之下，马志尼在通俗读物领域的尝试收效甚微。《青年意大利》的目标受众仅为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但马志尼也在1933年发行了三期《大众教育》（Insegnamenti popolari）。该报采用天主教教理问答形式，宣扬意大利统一独立的思想。然而，整整六页关于义务、权利与民族荣耀的抽象文字不大可能引起农民与工人的共鸣。19世纪40年代初，他又创办了《大众传教》（Apostolato popolare），着重描写民族革命的社会收益，依旧未能成功。

温和派实施的部分教化方案旨在达到长期持续的效果。1835年，由佛罗伦萨两位著名自由主义者领导的委员会为《小贾尼》（Giannetto）一书颁发1 000里拉奖金，表彰其“为儿童提供了道德指导与阅读练习”，该书作者路易吉·亚历桑德罗·帕拉维奇尼（Luigi Alessandro Parravicini）曾是威尼托的奥地利书刊审查员。这本书（被引人注目地描述为“供儿童与人民使用”）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1910年共再版69次。 切萨雷·坎图（Cesare Cantù）和乔瓦尼·普拉蒂（Giovanni Prati）皆为伦巴第的高产作家，以诗歌和散文向人民大众宣扬农村生活的美德，歌颂劳动、顺从与友爱。家长式管理是卡泰丽娜·佩尔科托（Caterina Percoto）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位“农民的伯爵夫人”在弗留利经营家庭农场，是一个抽烟斗与大雪茄、雷厉风行的女子。自1844年以来，她创作了许多广受赞誉的农民故事，主人公往往在行善者或高尚神父的帮助下脱离苦海。

印刷文字注定无法对文盲率极高的农村社会造成深刻影响，部分温和派因而倾向以更加视觉化的媒介沟通大众。托斯卡纳的尼科洛·普奇尼（Niccolò Puccini）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地主及艺术资助人，为受教育精英与工人阶级提供了聚会场所。那是一座建造于18世纪的大型别墅，位于皮斯托亚（Pistoia）附近的斯科尔尼奥（Scornio），普奇尼依靠雄厚的财力在1824年将其打造成了爱国主义的灯塔。别墅的著名花园向公众开放，里面到处陈列着意大利历史成就的象征物，激发人们对辉煌未来的向往。林荫路的树影下、小型广场与庙宇中，竖立着但丁、哥伦布、拉斐尔、马基雅弗利、米开朗琪罗、塔索、伽利略、穆拉托里、维科、阿尔菲耶里、博塔和卡诺瓦等伟人的塑像。一座仿哥特式城堡（提醒人们意大利诸共和国曾修建堡垒抵抗外国压迫） 中陈列着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卡尔马尼奥拉达莱·班德·内雷、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等“意大利”战士的纪念碑，弗朗切斯科·费鲁乔的巨型雕像屹立在堡外的圆柱上。园中主要建筑是一座纪念“伟人”的先贤祠，放置着14位杰出意大利人（拿破仑也位列其中）的半身像，并为“意大利的未来恩师”预留了空位。普奇尼在祠堂墙壁上题字，警告那些没有“为意大利燃起怒火与爱意”的人，他们将在“意大利恢复荣耀的那天受到诅咒”，失去“公民身份的圣洁长袍”。

普奇尼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知名爱国者私交甚笃，圭拉齐、维厄瑟、焦贝尔蒂、莱奥帕尔迪和博塔都是家中常客。1836年6月25日是《康斯坦茨和约》的纪念日，1183年的这一天，腓特烈一世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签订停战协议。当日，普奇尼身为主人引领年长的西斯蒙迪参观花园。许多人因仰慕“我们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之名而来，西斯蒙迪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瞻仰雕像，阅读铭文，并与杰出的剧作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尼科利尼（Giovanni Battista Niccolini）攀谈。 与西斯蒙迪一样，普奇尼也热衷于援引历史来激励当下。他曾委托创作众多油画，描绘对象包括16世纪佛罗伦萨共和派领袖与殉道者尼科洛·代·拉皮（Niccolò dei Lapi，马西莫·德·阿泽利奥承接此画却没有完成）、费鲁乔之死、西西里晚祷事件、1746年热那亚反奥地利叛乱（起义发起人男孩“巴利拉”鼓舞疯狂的暴民前进的画面与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如出一辙）和菲利波·斯特罗齐之死（旨在展示“壮美的死亡何以救赎声名狼藉的人生”）。 普奇尼的藏画（及其园中雕塑）多被制成版画，广为流传。

普奇尼在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维系友情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但也腾出时间开展其他计划。他在皮斯托亚地区推动造福农业的公共工程，建立慈善机构，且尤其热衷于投身教育。他在自家的土地上开办学校，为当地穷人家的孩子们免费提供教育（以重视宗教及道德训诫为典型特征）。1842年，他在宅邸的花园中举办了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年度集会，取名“麦穗节”，地主与农民相聚于此，共同庆祝丰收。集会第一日由神父布道，赞美劳动、家庭生活与务农的快乐，随后的两天里人们纵情欢歌，饱餐痛饮，为成就最高的农夫颁发奖励，还会有嘉宾受邀演讲，一派其乐融融的乡土氛围。1846年，著名的西西里流亡者朱塞佩·拉法里纳（Giuseppe La Farina）在集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讲，宣称人类的未来发展将依赖人民的道德提升：

1848年至1849年的动荡局势与民族革命希望的破灭使普奇尼陷入幻灭的泥沼，麦穗节停止举办，普奇尼退避进文艺的世界，依靠意大利往日的光辉记忆为自己疗伤。1851年，他在皮斯托亚的高山小镇贾维那纳避暑。1530年，弗朗切斯科·费鲁乔曾在这里为保卫佛罗伦萨共和国展开最后的战斗。翌年，普奇尼去世。 他的宅邸连同花园在19世纪60年代被出售，很快化为一片废墟，藏品散落各地。铁路从庄园的遗址横穿而过，作为19世纪物质主义的终极象征，这条轨道可谓对普奇尼的最后羞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普奇尼对人民能否拥有美德感到悲观，许多温和派持同样的悲观态度，这也成为他们与民主派之间的重要差异。正如托斯卡纳民主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圭拉齐1848年9月对普奇尼所言：

歌剧

19世纪40年代初，音乐是民族思想最强有力的传播途径之一。歌剧深受意大利各地区、各阶层人士的热情喜爱，多尼采蒂、梅尔卡丹特和里奇最新作品的晚间演出往往是当局唯一准许公众抒发集体情感的场合。剧院仿佛城市社会的缩影：包厢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同沙龙一样尤其吸引女性的光临；正厅前排好比广场，挤满了学生、士兵、商人和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以男性为主；高层顶部视野不佳的区域则由贫穷的手工艺人、小商贩、商店老板与侍从占据。喧闹和叫嚷贯穿演出始终，欧洲北部交响乐演出中观众噤声以表尊敬的惯例并未在意大利形成。德国作曲家奥托·尼古拉震惊地发现，器乐声与歌唱声几乎被闲谈声没过；柏辽兹则眼睁睁看着观众大声争执叫嚷，用棍棒敲击地面，仿佛身处股票交易所。

复辟政府曾热情扶持歌剧产业，1815年后共在意大利修建逾600所新剧院，大多位于中北部地区。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民生活考虑，延续了拿破仑时代的观点，即认为公共娱乐有助于在受控的环境中促进社会联系，避免年轻人在夜间混迹酒吧，上街寻衅滋事。 审查机构确保歌剧作品中不含任何颠覆信号，警察则在正厅与高层巡逻，避免场面失控。此外，主要剧场往往在名义上是专为王室成员打造、供统治者与宫廷人士光顾的，此举具有政治意义：王室与其臣民在此同享欢愉。而问题在于，统治平稳时期用以展现公众忠诚与顺服的剧场，极易在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中变为公开抗议集会的场所。

转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年轻的朱塞佩·威尔第敏锐地捕捉到意大利日益坚定自信的爱国主义信念。没有迹象表明威尔第本人对“意大利”怀有深刻情感——他一生的牵挂都系在帕尔马附近布塞托小镇那单调沉闷的农田上，1813年他在那里出生（严格来说，那时他算是法国公民）——但是，他与发行商都对公众的需求格外敏感，规避审查的策略亦灵活多变。《纳布科》（1842年）以受奴役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为主题，包含伟大的爱国主义合唱曲《飞吧，思念》（Va pensiero）（“啊，我的祖国如此美丽和不幸”），却因为宗教设定通过了安全审查。无独有偶，威尔第另一部同样成功的歌剧《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伦巴第人》（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1843年）名义上是献给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这或许是为了显示其毫无颠覆之意。 至于《埃尔纳尼》（Ernani，1844年）中高尚的密谋者刺杀查理五世的故事似乎有着极强的煽动性（“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再是复仇无门、被人忽视的奴隶”），却谨慎小心地将皇帝刻画为宽宏大量的高尚人物。

揣度审查者的心思并非易事，各地区有其不同标准：那不勒斯和罗马比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更严苛，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有时，不合格的歌剧经删改后得以登台，罗西尼生前最后也是唯一一部严肃的政治歌剧《威廉·退尔》（1829年）原来的剧本是为法国的剧院创作的，为了在意大利演出，他只得将故事背景修改为苏格兰，并将其更名为《斯特灵的鲁道夫》（Rudolph of Stirling）。 威尔第创作的《圣女贞德》（Giovanna d’Arco，1845年）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女主角是官方认定的宗教异端；第二，它讲述了一族人民（法兰西）抵抗外国压迫者（英格兰）的故事。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这场歌剧须将背景更改为15世纪的希腊，女主角换成莱斯沃斯岛的奥列塔方可演出。而相较于审查制度，有时地方剧院主管的偏好造成了更多问题。1844年，威尼斯凤凰剧院执行委员会的贵族成员拒绝威尔第《两个福斯卡罗》（I due Foscari）的首演申请，因为剧中丑化了该家族15世纪的两位先人。

新颖的合唱运用手法是威尔第早期歌剧的重要特征，它映射并推进着19世纪40年代中期激荡的政治氛围。马志尼在1836年的一篇文章中为意大利缺少真正动人心魂的激昂音乐而感到痛惜，那样的乐曲可以“为民众提供宗教与民族教育”，激励年轻人奔赴战场［他认为多尼采蒂的《马利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罗西尼的作品中皆是“心里没有上帝的人物”］。他提出作曲家应使歌剧合唱曲摆脱被动角色，使其上升为“人民”的动态象征——团结，自主，果断。 我们无从知晓威尔第是否注意到了马志尼的观点，但从《纳布科》到《莱尼亚诺战役》（La Battaglia di Legnano，1849年），合唱的确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其中最成功的作品皆宣扬着人民为自由而奋斗的主旨，甚至在《麦克白》中，国王与王后的最大敌手都是由苏格兰民众组成的合唱队，而非麦克达夫。

但在19世纪40年代，真正让歌剧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情感有力媒介的并非作曲家本人，而是观众（或者说部分观众）。人们对歌剧情节强行做出政治解读，将演出现场变成了爱国主义示威集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审查的作用微乎其微。1846—1848年，意大利各地政府都不得不向汹涌的自由主义狂潮低头。1843年，在《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的伦巴第人》的首演中，舞台上的十字军战士响应号召远征异教徒——“今天，圣地将是我们的！”台下的观众高喊“是的！是的！”并纵情欢呼。4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提及“祖国”和“战争”的唱词都可能触发相似的回应，即便是那些此前政治意味并不明显的作品。例如，贝利尼的《诺玛》（Norma，1831年）在1846—1847年突然被视为一部“爱国主义”作品（尤其是剧中的德鲁依合唱曲《战争！战争！》），虽然压迫者正是罗马人。有时，情绪激昂的人群甚至拥向街头（可能经过预先计划）。1847年11月，多尼采蒂《杰玛·迪·维吉》（Gemma di Vergy，1834年）中的咏叹调“你们剥夺了我的心魂与神智、我的祖国、我的信仰与自由”就在巴勒莫激起了热烈的欢呼，人群与警察之间爆发冲突。审查员没能对这句歌词提高警惕，很有可能是因为其关于爱情、嫉妒与复仇的主题看上去与政治毫无瓜葛。

温和方案

在1843年以前，温和派始终没能拿出一套对抗马志尼的清晰方案。这一年，温琴佐·焦贝尔蒂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一部名为《意大利人的道德和公民卓越》（On the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the Italians）的冗长赞美诗，颂扬意大利在智力及精神上的优越性。此书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轰动反响，尽管在某些地区遭到禁止，仍在5年内售出8 000册。焦贝尔蒂在上千页缀满形容词的散文中写到了意大利几个世纪的宗教文化生活，他说，这一切都表明亚平宁曾受命通过道德领导力主导世界。这本书为意大利人的心理与政治带来了同样深远的影响。正如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路易吉·塞滕布里尼回忆的那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本书是与马志尼的彻底决裂。焦贝尔蒂指出，民族独立不应依靠人民革命与共和制度，而是要将现存的意大利国家组成联盟，在教皇的主持下实现独立。马志尼将教权视为意大利重生的巨大阻力，而焦贝尔蒂认为它是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意大利未来辉煌的保证。但究其实质，焦贝尔蒂与马志尼的差异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明显。二人都将意大利的精神复兴视为最高目标，都希望民族独立而强大，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不再屈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而且，他们都将罗马的光荣复兴视为梦想的彼岸。二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实现复兴的途径。

焦贝尔蒂认为意大利“人民”只是抽象概念，是“一种愿望而非事实”，不能妄想在一夜之间将其建构为统一的基础。意大利因共同的宗教与书面语而统一，但被“不同的政府、法律、制度、方言、习俗、情感与行为方式”所分割，任何精神复兴都必须从这严酷的现实着手。但焦贝尔蒂著作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为意大利统一提供了保守的模型——王室成员保有大部分专制权力，只受到地方顾问机构与决定全国性事务的中央议会牵制——也在于其刻意营造的神话氛围，焦贝尔蒂试图摇醒昏昏欲睡的意大利人，“以宏大优美的画面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的心魂在狂喜中燃烧”。 焦贝尔蒂坚信只有精神救赎才能带来政治救赎，而通往精神救赎的第一步是让意大利人认识到他们的过去，从而正视今日的自己：“只有从自身找到火种，意大利才能获得新生。一个现代的意大利必须从历史中浴火重生，必须是它自己的，是民族的。” 因此，他颂扬意大利辉煌的文化传统，并断言这些传统自古便同教权与罗马密不可分。

对历史的这份幻想暗中支持着意大利的民族延续性。焦贝尔蒂与维科、科科一样，认为意大利民族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他没有诉诸古典时期，而是将民族构建于《圣经》的故事中，从而加深意大利人乃上帝选民的观念。他说，意大利源自“佩拉斯吉人”（Pelasgian），即挪亚儿子雅弗的后裔。佩拉斯吉人曾占据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建立起伊特鲁里亚、罗马与意大利文明。这个“种族”（stirpe）以精神力量为核心特征，意大利的古老名字“Vitellia”（字面意思“公牛之地”）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意大利人曾三次展示出超凡的“创造性影响力”：罗马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教皇制度的精神支配力，以及文艺复兴的文化感染力。但如今，意大利人天生“雄浑的男性力量”遭到浪费，意大利在过去几百年间“因教育松懈、耽于享乐与软弱而变得女性化”，被当作“女性”对待，“虽受诗人赞颂……但在现实中屡遭践踏，无足轻重”。焦贝尔蒂希望重新唤起祖国同胞的强势的支配欲。

从表面上看，焦贝尔蒂的方案几乎不可能成功。爱国者们普遍认为，教皇不可能支持意大利民族统一这样现代化而且具有进步性的观点。的确，在1843年，78岁高龄、思想保守的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似乎不可能与这位流亡海外的神父达成一致，何况对方还与青年意大利有些交集。但是，教会并非不可能谋求发展之路。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受到法国学者拉梅内和蒙塔朗贝尔启发，自19世纪20年代起试图将自由主义与天主教义相调和，其中包括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和哲学家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1835年，达尔马提亚知名学者尼科洛·托马塞奥（Niccolò Tommaseo）在巴黎出版重要著作，以一个新的福音主义民主天主教的名义呼吁人民解放意大利。在历史学领域，自称“新归尔甫派”（neo-Guelph）的那不勒斯学者卡洛·特罗亚（Carlo Troya）等人将中世纪的教皇制度描绘为“意大利自由”的英雄捍卫者，抵挡着虎视眈眈的德意志皇帝。

出身皮埃蒙特贵族世家的切萨雷·巴尔博是著名的新归尔甫派历史学家，他曾在那不勒斯做官，于19世纪20年代因其自由主义观点遭到驱逐。巴尔博与大多同时代、同背景的人一样重视意大利独立，但更重视皮埃蒙特及其君主制度。《意大利人的道德和公民卓越》出版之际，他的表亲马西莫·德·阿泽利奥敦促他将自己的思想结集成书。巴尔博欣然动笔，在1844年出版了《意大利的希望》（Delle speranze d’Italia），将其献给焦贝尔蒂。事实证明，该书甚至比焦贝尔蒂此前的作品更加成功，不过比起那既不足以给人希望又没多少原创性的内容来说，积极简明的标题才是吸引大众读者的关键。媒体曾戏谑地称此书为《意大利的绝望》（Della disperazione d’Italia），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巴尔博比焦贝尔蒂更加坚信此刻的意大利无法达成真正的统一，他斥责马志尼的观点“愚蠢幼稚”，有违历史与常识。经过腐朽而可怖的16世纪、17世纪，尽管意大利人（尤其是皮埃蒙特人）于18世纪在“勤奋、公德、民族情感与独立欲望”方面取得了些许进步，但前路依然漫漫。懒惰是最普遍的恶习——气候条件与专制统治造成的恶果——意大利人需要放眼世界，学习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发展”成果。因此，焦贝尔蒂对意大利绝对卓越性的断言并不现实，应该认识到（讽刺的是，此处呼应了马志尼的观点）“多元卓越”的现实，比如某个民族走在工业前沿，其他民族在科学或者殖民非洲等方面领先。意大利将恢复在艺术与地中海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但它的最高民族使命永远是守护和振兴教权。为完成使命，意大利需要完全独立。既然意大利人目前无法团结一致发动起义，各国王室也很难有效协作，外交便成了意大利的最大希望。 巴尔博认为（并非他首创），奥地利终将放弃占领意大利，以换取正在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在东部欧洲的领土。

奥地利若撤出伦巴第-威尼西亚，皮埃蒙特将成为最大受益方。巴尔博此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示出意大利统一可以与萨伏依王朝统治意大利北部的野心兼容并进。巴尔博在如何培养意大利人“美德”的扩展讨论中进一步推进了这条思路，他认为，尽管外交手段能将奥地利人赶出半岛，但意大利人必须依靠自己方能维持长期独立。他们必须恢复12世纪的优秀公民素养（virtù）（“我所写的一切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同一个目标，独立；以及同一个方法，美德”）， 他们尤其必须再次学会战斗，因为军事训练是拯救长期和平为意大利带来的“娇气”、“羸弱”与“腐败”的最佳良药。皮埃蒙特人作为整个半岛最具战斗精神的群体，自然应成为军事教育的主导者。

焦贝尔蒂的著作在天主教徒间掀起了激烈辩论，反对者认为，天主教会广济天下的恒久机制不应与转瞬即逝的狭隘政治事件，如意大利民族问题牵连起来。而巴尔博则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皮埃蒙特。这个意大利西北部的小国多年来顽固守旧，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在1831年表亲卡洛·菲利切去世后继位）也无意打破王室先辈们故弄玄虚的政治传统。他生性严肃刻板而痴迷宗教（常常在两位耶稣会士的陪伴下用餐），将王权与教权紧密捆绑在一起。教会法庭与宗教审查持续运作，马基雅弗利等作家的书籍以及“民族”、“革命”、“自由”甚至“意大利”等词始终遭到禁止。但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局势发生了转变。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皮埃蒙特废除了最后的封建残余，推行新的刑事与民事法律，减少关税以促进贸易，以求实现经济现代化。丝绸、棉布与羊毛纺织业由此蓬勃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皮埃蒙特的总体发展水平已与伦巴第相匹敌。

但从意大利独立的角度来看，军队才是皮埃蒙特最关键的优势。作为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国，皮埃蒙特的统治者始终将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随着意大利北部公路（和铁路）网的日益完善，来自伦巴第的威胁越发严峻。19世纪30年代起，政府总收入中近乎一半被用于国防开支，经过改革，军队规模（包括预备役）在40年代中期逐渐扩大至15万人。皮埃蒙特军队的训练与装备水平无可挑剔，士兵们忠君爱国：经历过1833年政变的威胁，卡洛·阿尔贝托有意在军中树立君主崇拜，一位高级将领曾表示，皮埃蒙特军官们“真心实意地爱戴”王室成员。 在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中，只有那不勒斯拥有规模相近的军队（8万人左右）。尽管作战能力优秀，那不勒斯军人对王朝统治者的忠心远远不及皮埃蒙特军人。

卡洛·阿尔贝托的压力与日俱增。1845年夏，皮埃蒙特最杰出的贵族之一马西莫·德·阿泽利奥突然停止写作（彼时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12世纪“我们历史中最光彩夺目的片段”伦巴第联盟的历史小说），转而投身政治。他秘密前往罗马涅与社团人士沟通交流，听他们谈论在格列高利十六世任期终止之际对教皇国实现激烈变革的希冀，以及他们对密谋起事的幻灭和对皮埃蒙特提供帮助的期望。回到都灵后，德·阿泽利奥觐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国王竟出人意料地表示愿助秘密社团人士一臂之力。“告诉这些绅士们安静等待，贸然行动只会一事无成。但也告诉他们，待时机成熟，我将为意大利奉上我与后辈的生命，以及我的全部军备、财富与士兵。” 几个月后，德·阿泽利奥出版了一本名为《论罗马涅近期事件》（On the Recent Events in the Romagna，献给切萨雷·巴尔博）的精彩小册子，猛烈抨击教皇统治的残暴落后。他呼吁暂停一切人民起义的谋划——在大众“公民教育”完全空白的局面下任何叛乱都不会走向预期的目标——并敦促正直清醒的意大利人积极展开和平抗议（“青天白日下的谋划”），从而让国内外人民认识到自身所受的压迫，以及摆脱外国统治获得自由的欲望。

在关于独立与驱逐奥地利统治的讨论中，德·阿泽利奥对宪法、代议制政府与个人权利避而不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现实考量。“独立第一，自由第二：首先我想要生存，而后才想要活得好。”乔治·帕拉维奇诺-特里武尔齐奥如是说。 温和派与民主派中都有许多人赞同这种务实思想。然而，对达成统一目标前爆发严重分歧和分裂民族力量的恐惧并不是搁置内部自由问题的唯一原因。这中间隐含着另一种思想，即“民族国家”与“自由”无法在意大利自动结合，因为民族情感仍处于初级阶段，代议制很可能打造出一个个人、宗派与地方势力的角斗场，使政府无法稳定运行。“民族国家”须靠强力推行，目前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无法自然地将其与维护个人权益联系起来。1796—1799年雅各宾派骇人听闻的政策与中世纪城邦的混乱纷争成为悬于“自由”之上的不散阴云。1860年前后，意大利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很难就议会制政府形式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党”往往被等同于荼毒意大利已久的“派系分裂”。 民族国家要求协调一致，而自由几乎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考虑到以上因素，再加上想尽量避免与意大利现有专制统治者为敌，温和派作家焦贝尔蒂等人提出，宪法改革应限制在“一小群杰出人物”组成的咨询会议中。 尽管民主派普遍关心政治自由的实际安排，但他们依然更多地关注革命，而非独立统一后的政治制度（“说实话，我还没空思考国家内部的自由、行政、法律之类的问题”，马志尼在1861年向朋友坦白）。 切实关注宪政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常常在英法等国流亡或旅居，在激烈的辩论中发展自身的观点。但他们大多认同，在意大利推行自由主义宪政将面临巨大的实际阻碍。

杰出的皮埃蒙特军官贾科莫·杜兰多（Giacomo Durando）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在19世纪30年代参加卡洛斯战争，亲眼见证西班牙灾难性的地区冲突。1846年，他出版了关于意大利民族问题的重要研究，声称单独一件政治紧身衣塞不下意大利的复杂多样性。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他提议建立由南（“亚平宁”）北（“艾利达尼亚”）两个国家组成的联邦。教皇仍统治罗马，或许亦统治西西里与撒丁岛。他着重强调在伦巴第-威尼西亚、帕尔马、摩德纳和罗马涅并入扩大的皮埃蒙特王国后建立代议制度，作为对“亚民族性”的补偿。否则，人们将感到“只是驻军的制服从白色改成了蓝色，除此以外毫无变化”。 但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政治安排反而可能加剧地区分裂，阻碍民族情感的培养——所有联邦制度都必须建立在这种民族情感之上。在意大利，如何将统一与自由结合起来，显然是个难题。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将残忍地展示出其困难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