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看的“天书”

古琴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在于其音乐表现力的丰富、音乐经典的深广博大，也不仅仅在于它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及显赫地位，还因为它所使用的记录音乐的方法——古琴减字谱。在古琴减字谱被发明之前，中国人尝试用文字记载音乐，曾使用一种文字谱，就是用文字把每一个音的发声方法记下来，比如左手按哪根弦的哪个位置，右手用什么指法弹奏。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是1885年中国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求古书时发现的，其原谱保存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记谱年代大约在唐武则天时期，谱前解题，说明此曲传自南朝梁隐士丘明。

这份文字谱的发现，说明了中国人为记录音乐所做的努力。中国古琴谱的出现时期可能很早。宋人田芝翁撰《太古遗音》，辑录唐人论琴及指法资料多种，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明朝袁均哲曾为其补注。书中谈到古琴谱的来源时，把战国时的雍门周当成创制古琴谱的第一人，其后，张敷、赵耶利也都有所创制，“然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后曹柔作减字法，尤为易晓也”（但用文字记录音乐就要写很多，甚至用两行文字也记不下一个乐句。后来曹柔才创造减字法，特别容易明白）。

雍门周是战国时人，如果田芝翁的话可靠，那么，中国古琴的制谱法在战国时便已出现了。但是，在唐之前，这种谱是用汉字来详述弹奏的指法及相应的徽位（徽是古琴面板上标明音高的标志）的，属于一种固定记谱法，如记左手的某指按某弦的某徽位，右手用什么样的手法弹某弦。因为弦高和徽位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不但记录了指法和音过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音的高低，而且是和钢琴的键盘一样的固定音高。这种文字谱虽然能够把千百年前古人的音乐保存至今，并可以在相当可信的程度上还原，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记录一个音的音高，需要几行汉字，记录这样一首琴曲，竟用了4 954个汉字！记录不便，读谱更难，所以《碣石调·幽兰》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首文字谱。

可贵的是，中国人没有终止探索和发明，在音乐空前发达兴盛的唐朝，一个名叫曹柔的琴家终于创造了一种简单、有效、可靠的古琴记谱法——古琴减字谱。这位伟大的发明家、音乐家的身世不详，我们只知道在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曹姓音乐世家，系西域“昭武九姓”的曹国人，即中亚粟特人。其祖孙三代俱为音乐国手，世居长安。祖曹保，为琵琶名手；子曹善才，因才高艺绝，遂有“善才”之称；孙曹刚，名声更噪，因其右手技艺高超，时有“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刘禹锡有诗《曹刚》赞曰：“大弦嘈囋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发明减字谱的曹柔极有可能与这个音乐世家有关。著名学者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论述了从北魏到中唐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来自西域的音乐世家与中原古乐的交流，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长安西域人之华化”。在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的气氛中，出自琵琶世家的曹柔，很有可能向汉族音乐家学习古琴，并可能在琵琶谱的启发下产生了改文字谱为减字谱的灵感。毕竟，学习并尽可能地掌握尽量多的乐器的演奏方法，在近代音乐“专业化”分工之前，是音乐家们的本能和最常见的行为。

现在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一首刚刚在京师创作的琵琶新作，很快便会在远离京师的偏僻地方听到。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诗云：

唐朝的另一位诗人方干在《江南闻新曲》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京师长安与千里之外的江南频传乐谱的盛况：

现存的唐朝琵琶谱有著名的敦煌琵琶谱，为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的抄写本，其正面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变文，反面为25首琵琶谱。与古琴减字谱一直流传到今天不同，琵琶谱久已失传，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学者便致力于解读这一珍贵的乐谱，但目前仍无定论，众说纷纭，不可确信。

可以想见，唐朝琵琶谱的简约方便不可能不引起古琴家们的欣羡，老文字谱与外来乐谱强烈的繁简对比，更不可能不促使中国琴家们为简化旧有的乐谱而努力。古琴减字谱把原来文字谱中需要用两行字才能说清的内容用一个“字”便说清了。这个“字”的上半部分表示左手按弦的指法和徽位，下半部分表示右手的指法和弦序，看似“汉字”但却不是字，而是用简单的“符号”组合成的“字符”。

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寄闲情淑女解琴书”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说的是贾宝玉来到林黛玉处。

林黛玉看的“天书”，就是古琴谱，宝玉问黛玉的第一个谱字，便是：

宝玉问黛玉的第二个谱字如下：

即左手大拇指按五弦五徽六分，右手抹五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