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笔墨丹青绘就人生华章
我于1953年从西安的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段文杰先生负责的美术组开始做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和研究工作。段先生是我长达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段先生于2011年仙逝，我也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进入耄耋之年，有时回忆起过去共事的经历，段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近日，段先生之子段兼善问我是否愿为《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一书写个序言，我被他的思亲之情感动，无奈九十高龄，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将几年前追思文杰先生的文章略加修改以代序。
段先生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他1946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千里迢迢来到敦煌莫高窟参加工作，一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在这十余年间，段先生的成就主要在临摹敦煌壁画方面。当时他是美术组的负责人，凡是常书鸿所长不在敦煌的时间，所里的事情都委托段先生负责，实际上那时候所里除了常书鸿先生以外，段先生就是负责人。这个阶段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壁画临摹的高峰期，也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他的作品，比如最著名的莫高窟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卧佛洞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榆林窟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莫高窟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他这一时期临摹壁画的代表作。那时他才30多岁。
我是1953年来到敦煌的，当时所里大概只有25个人，加上我们几个新来的，也还不到30个人。我们每年都要制订临摹计划，制订计划前，段先生会先带大家去洞窟看看实际情况，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并一起讨论。临摹壁画需要具备很扎实的线描功底，每天晚上段先生都会带领我们练习线描，他自己也练。临摹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段先生都要检查，他不仅亲自检查，还请大家共同对一幅作品进行评价，指出来哪个步骤需要修改，一直修改到大家都满意为止。这是一种很民主的办法，对提高个人的绘画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的心情比较舒畅，和他相处也很融洽。
第二个阶段是1957—1980年，这20余年间，由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段先生由一个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公职人员变成了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1969—1972年，他与夫人龙时英更是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送给了资料中心。那时候的资料中心几乎没有什么书，只有一部《大藏经》和没有标点的二十四史，平时要张资料的照片也很困难，因此他这样做就更难得了。段先生经常说：我办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我个人，我没有私心，心底无私天地宽。段先生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1980—1998年这18年，段先生先是任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他又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一职务。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做领导工作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但他仍然尽最大的努力为敦煌研究的各项工作奔波。那时候敦煌研究所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怎样走？这在当时确实是关系研究所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当时敦煌学研究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听起来不好听，但是现实就是这样！那时，咱们国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屈指可数，所里共有四五十人，其中研究业务的人员加上刚来的新人总数也不超过20个。我们的敦煌学研究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可是日本学者却搞出洋洋十卷专著，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敦煌研究所面前的实际情况，怎么办？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全国所有的石窟研究单位，如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都盯着敦煌，想看看咱们敦煌研究所怎么搞；全国各个院校搞美术的人、对敦煌壁画感兴趣的人也都到敦煌来了，大家都注视着敦煌研究所。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段院长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他抓住了这样几件事情，为敦煌研究所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一是举办展览，加大对外宣传。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他接二连三地在国内外举办展览。1982年在日本，1983年在法国，1985年、1986年又在日本举办了两次展览。二是组织召开多次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展览是我们“走出去”，而召开学术会议是把国内外的专家“请进来”，我们面对面交流，通过学术会议打开与世界平等交流的局面。当时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也有来自日本、印度、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这样就使敦煌研究所开始与世界接轨，更多的人开始了解敦煌、了解敦煌研究所。三是从机构设置上，他提议并促成把敦煌文物研究所提升为敦煌研究院，扩大了敦煌学研究的范围，并向全国招揽人才。四是段先生个人的研究成果。他在几十年的临摹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这一时期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文章，都是对自己临摹敦煌壁画和研究石窟艺术的经验总结。他写的东西没有水分，没有空话，很有深度，这些研究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我认为他的研究是敦煌壁画艺术研究史的一个大纲，后面的人可以沿着这条线继续深入研究。
段先生不仅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位好领导，他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为推动整个敦煌学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很多学校都设有敦煌研究所、敦煌研究室，而当时只有兰州大学的几个人在做相关研究工作，其后敦煌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受大陆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影响，台湾、香港等地的敦煌学也都有所发展。所以段院长的影响不是限于研究所，而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我们应该看到他对全国、对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影响。
段文杰先生对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非常重视。他想方设法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开拓中外合作保护石窟文物的新方法、新路径，推动敦煌文物保护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新阶段。他积极组织敦煌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于1987年获得成功。可以说，段文杰先生为敦煌文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他一生的精力和才智。
怀念段文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