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任职电子公司

据任正非2015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回忆，这是一家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紧缺商品，听说有人能买到电视机，他就把钱给人家。后来电视机没有买到，钱也没有要回来。任正非说：“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我们乱搞，就是不给钱打官司，那我们就自己去追。追的过程中，我没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啊，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我悟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要熟悉这个交易的相关法律手续。”30这或许就是华为商业模式的雏形。

任正非说：“我们军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第一，我们觉得赚别人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第二，就是我们把钱给人家，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31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也回顾了这段经历，他说：“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头），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由于任正非任职的公司被骗200万元巨款，他被南油集团除名。任正非说：“当时在国有企业里干得不好，人家也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账追回来，但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好出来。出来后就认为通信产品嘛，市场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我搞个小的总有机会嘛。碗扁一点有啥关系，照样可以用来吃饭喝水。”32后来任正非才发现，通信产品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他说：“通信产品指标稍微不合格，就会造成全世界的通信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这对一个小公司来说极其残酷。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不做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后退，一分钱都没有了，也不可能后退。所以，我们走上这条不归路，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被逼上了梁山。”33

任正非不仅被公司除名，还身负200万元的债务。“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这时前妻又跟他离婚。2019年5月21日，他在华为总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坦然地回答了记者关于他婚姻的提问。他说：“我的人生有两次婚姻，三个小孩。我的前妻性格很刚烈，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重庆30万红卫兵的政委，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我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别人给我们介绍，她能看上我，我真的不理解，她是天上飞的‘白天鹅’，我是地上的‘小蛤蟆’，那时除了学习好，（什么都不好，）家庭环境也不好，我父亲还在‘牛棚’里，她怎么就看上我了？我们一起走了二十多年，后来就分开了。现在的太太很温柔、很能干，用二十多年时间专心培养小孩，很有成就。我和姚凌办结婚证这些都是前妻帮忙的，小孩上户口也是前妻帮助的。我前妻与我现在的太太关系也很融洽。”34

任正非离婚后，一个人带着父母弟弟妹妹在深圳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在阳台上做饭。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多纯）。当时广东卖鱼虾的摊贩将死鱼非常便宜地处理掉，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些比内陆（的鱼虾）还新鲜！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这时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