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事件起因

华为遭遇美国封杀始于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下面有一个情报委员会于当年着手调查中兴与华为是否涉嫌“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便利”。虽然这一调查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具体证据，但自此以后，美国政府在主观上已经将这两家中国公司列入了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黑名单。6

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因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1]而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剥夺了中兴在美国的正当贸易机会。一年后，中兴同意支付8.92亿美元罚款，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并换取在“实体清单”中除名，恢复与美国公司的正常商业往来。2018年3月，不幸再次降临中兴头上，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未严惩涉事违禁员工，再度遭受美国商务部的重罚[2]。

以上重罚虽然只是针对中兴，但制裁行动则把华为也列入在内。因为美国在惩罚中兴的同一天（即2018年4月16日），由4位跨党派参议员审议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所加入的新的修正案，将华为也一并列入了封杀之列。该法案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租赁中兴、华为及其下属公司之通信设备产品和服务，7同时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助及贷款方式来资助中兴、华为及其下属公司。由此可知，美国的制裁目标既包括中兴，也包括华为。

从表面上看，美国制裁中兴与华为是因为伊朗禁运，但实则是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公司迅速崛起的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 雷出具证言时说：“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8美国政府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将中兴与华为的贸易事件迅速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商业层面上升到政治和文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