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文学与意大利现实（1958年）

伊尼塞罗·克雷马斯基，《六问伊塔洛·卡尔维诺》，《书籍报》第IV期，总第4期，1958年5月，第1—2页。克雷马斯基给卡尔维诺提了九个问题，1958年4月16日卡尔维诺给他写信说“放弃了最后三个问题，因为前面的问题着墨过多”。

首先，问您一个老套的问题：您有正在准备中的可能即将出版的书吗？

大约在年底将会出版一部相当厚实的短篇小说集，其中，除了收有1949年出版的已经绝版许久的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最后来的是乌鸦》）中的众多篇章，还将有众多新的篇章。这本书应该是收录了我从1945年到现在的短篇小说中的最好作品。[1]

维托里尼在回答“可以被称为‘现代’的意大利文学已经诞生还是即将诞生？”这个问题时，说：“新现实主义已经做了尝试，但是失败了。卡尔维诺和雷亚已经超越了新现实主义的范畴。经过探索，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路。其他人仍维持原来的模式。正确的道路不单单是提出一个现代性的观念，说明一个既成事实的意识形态的数据，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那么您呢，卡尔维诺，您认为新现实主义已经造就了它的时代吗？

今天，意大利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与1945年到1950年间“新现实主义”氛围里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一种，没有精心设计文艺思想或纲领的，以疑问的眼光、批判和质问的方式看待意大利现实，并且对现实进行完全物化的文学。巴萨尼和卡索拉的小说、帕索里尼的诗歌、托比诺的若干作品、我的一些作品，有一种共性，同属于以自身有限经验的数据为出发点对自己时代进行诠释的作品。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产生了一种灵感——但不是从其纲领而是从其结果产生的——并且是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并不了解的（或者至少是若干世纪以来都不曾了解的）生活的流浪冒险意义的启发：这种流浪冒险意义是雷亚和帕索里尼的叙事文学、我和其他很多作家例如帕里塞的若干短篇小说所共有的。但是这些年间的所有作品被看作既无规则又无标签，例如布里涅蒂《水里的死亡》系列海洋短篇小说很少被提及，也许是因为不在众多流派和分类之内，而是属于我们最近的叙事文学中的最新事物和对新发展最为开放的事物。

在小说《房产投机》中，昆托·安福西的故事，对于那种已经明确定义的年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代表了一个过渡时期（迟早会到达某个稳定状态），还是永久的迷失，无可救药的背井离乡？

通常我喜欢讲述能如愿做他想做的事的人的故事（并且通常我的主人公追求自相矛盾的事物，跟自己打赌，内心抱有英雄主义），而不是破产或迷失的故事。如果说在《房产投机》中，[2]我讲述的是关于失败的故事（一个知识分子违背他所有最自发的倾向，被迫去做投机商人），那么我讲述这个故事（将它与一个非常明确的时代，即意大利的最近几年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描绘一个道德低潮时代的意识。除了对这个时代精神的愤怒模仿，主人公找不到其他方式来发泄他对时代的反抗，他的努力只能是不幸的，因为在这场游戏中，总是邪恶赢得胜利，而失败恰恰是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依您看，如今意大利在艺术创作和批评之间是否存在分歧？

最新兴的批评过于想控制意识形态。最新兴的文学则趋于思考太少。

最近的星际旅行实验的科学和哲学重要性将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作家的作品？

我在读雷·布莱伯利和威廉·泰恩的作品，我很喜欢。[3]但是目前仅仅是一场游戏。人的意识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希望意识的变化无需太长时间。

帕斯捷尔纳克将“自由个性的理想”归为“当今人类的根本原因”之一，您认为，鉴于信息和宣传技术的巨大发展，对于这一理想来说是否存在危险？

当人类不再相信有能力改变历史的时候，自由个性的理性就会岌岌可危。帕斯捷尔纳克也不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现代技术存在负面影响，但我相信它们本身也有积极面。

注释

[1]次年，在回答达里奥·普契尼和马里奥·索科拉特的提问时，卡尔维诺说：“我不知道我将要写的下一本书是什么。（即使我知道，在我没有写完之前，我也是不会说的。）去年（1958年）夏天我写完了《烟云》，我把它作为《短篇小说集》的收尾篇，这个文集中还有几篇1958年的作品，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小说了。关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不论是幻想类的还是现实的，我有二十几个构思，但我不知道该先选哪一个。无论你选择写什么，必须要有很多想法，并且一直保持；然后到了某一刻，达到了那种必写不可的状态，然后选择那个似乎最符合你心态的构思，并且对它进行展开。如果你在另一个时刻展开这个构思，写出来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在那一刻你没有选择写那个故事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写出来的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在内部情感上，在真正的‘内容’上，与你本来该选择写的那个故事是等值的。我说的是一般的思想状态，一种感受世界和历史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的、私密的以及心理的思想状态；也就是说，诗人和革命家是相互依存的，是一回事。我向来不会说‘开始的构思、故事的材料、主题不重要’这样的话，其实它与植物的根一样重要，它可以埋于记忆中多年而不衰败，并且可以逐渐承载更加崭新的意义和发展，直到写作那一刻的到来。但赋予故事血肉的是开始写作那一刻的情感。如果我现在写些什么的话，将会有一种面对未来、面对隐藏在今天的外壳之下的难以捉摸的明天的紧张，明天向来与我们预期的不同，总是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期待的要糟，又总是在某些方面出人意料地美好。”（《我们的作家正在准备什么？》，《意大利之明天》第II期，总第11期，1959年3月15日，第17页。）

[2]首次发表在国际期刊《暗店》第XX期，1957年，第438—517页。

[3]雷·道格拉斯·布莱伯利（1920—2012），美国最著名最多产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1958年时，他就已经发表过一些最为知名的作品，例如《火星纪事》（1950年）和《华氏451度》（1953年）；威廉·泰恩（原名菲利浦·克拉斯，1920—2010）是一位英国出生的美国讽刺式科幻小说作家。我们可以推断，卡尔维诺读过布莱伯利的三部小说（《无尽的雨》《大草原》《零时》）和泰恩的几部小说（《双重犯罪》《莫尔尼尔·马萨维的发现》），次年这些小说全部收录在《奇迹的可能——科幻小说选集》中，塞尔吉奥·索米和卡罗·弗鲁泰罗主编，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