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
一旦确定了一段关系，我们对某些事情感到不太对劲的直觉往往会被最小化。对每一个可能的危险迹象，似乎都可以有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诱导我们去质疑它们到底是不是危险迹象。
正如已故的受害者权益维护人艾伦·彭斯所明确表述的，在考虑一段关系中某人的行为是否出了岔子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可以问。第一，这些行为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吗？第二，这些模式会改变一个人日常的习惯和抉择吗？第三，有人会因为这些模式而感到恐惧吗？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文森特的家人告诉我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中有一条他们全都提及了：他特别喜欢肥皂剧，有一部尤其受他青睐。他克制不住地要看它。不过，他坚持让家人和他一起观看。在主题音乐响起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家里，他们必须一起看，他们必须待到剧终。
第二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为了安抚文森特，唐娜不得不更改她每天都要做的事，来适应文森特的那一套规矩。在文森特喜爱的那部剧开始的时候，她确保自己总是在场，不管她正在做什么别的事情。
第三，唐娜害怕挑战文森特所造成的后果。她照办了，因为不服从并不值当。他们全都照办了，好得到安生。
没有报告显示他曾经殴打或猛揍过唐娜，尽管我们不是很肯定。唐娜从未说过任何暗示这一点的话，也没有任何不明原因的伤痕。然而，他有不止一次的自杀威胁——当它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举止。
仅仅因为文森特没有摆在明面上的暴力，并不意味着唐娜对他毫无惧意。有一次，大概在唐娜离世前十年，她说她想要离婚。她告诉了几位朋友，不久之后，她的车子就开始出问题了。有一位朋友发现刹车似乎被人动过了手脚。她把车子开出去修好了，但她并没有报警。她确实和别人讲起过，她觉得那是文森特干的。
她告诉文森特，她已经修好了车子，从现在起她会定期检查车子，因为她担心这种情况会再三发生。她对他说，她感觉这是当地的年轻人搞的事；她并没有指责他。她的车子没有再出过别的状况。不管她的恐惧是否有根据，这证明在她心里他有能耐故意伤害她。唐娜的恐惧很有可能源于他以前的经历，她知道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领。
我不可能从文森特这里获得那些信息——那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得不卑屈地服从他那一套规矩，并且每天都被监控的事实。如果他对她的刹车动了手脚，他决不会透露分毫。
我问他是否记得唐娜的车子被动了手脚。他表示没有一丝印象；实际上，对于我明晃晃的暗示，他显得很受伤。
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挑战。尽管文森特声称没有人听取他的想法，但他却是那个在法庭上拥有一名辩护律师的人——只为他辩护，陈述从他的角度出发的故事——并且，如果有必要，去诋毁唐娜的性格。唐娜因死亡而沉默。根据我的经验，受害者的家人很少有机会澄清真相，或者让他们至亲的故事为人所知；受害者的家人会被指责缺乏客观性，但这种指控很少是针对凶手的。是文森特，被认为更耐人寻味、更值得发出声音。这是真正的不平等，给试图防范未来的凶杀制造了困难。刑事司法系统并不总是公布受害者的陈述，或者使她们的声音成为诉讼的核心，而我则坚信通过倾听她们的心声，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危险所在。
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不幸福。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复盘通常能揭示某种模式和风险，在事后看来，它们似乎都会变得格外地清晰。但事后诸葛亮和先见之明只是一枚硬币的不同面：它们分享的是同一种信息。区别在于这一信息是在何时被识别或者确定的。因此，鉴别一场婚姻只是不合适还是很危险的迹象，往往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当然，许多人都认为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非常糟糕，不过这并没有揭示真相。真相是文森特的婚姻很糟糕，而唐娜的婚姻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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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凶杀案时，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真实的人所遭受的真实的创伤，那些最为极致的痛苦。在这些案件中，真相被层层覆盖、复杂难解。当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唐娜和她所爱的人。我想到那个晚上她如何像往常一样走向她的车，以为她安全了，但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打开车门，文森特就疯狂地捅了她。没有说话，没有争吵，没有警告。唐娜倒在原地，也就是警察和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地方。
凶杀给那些还活着的人增加了一重额外的、无法逃避的痛苦，我们不应低估由此造成的创伤。文森特似乎无法体会他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伤痛，只认为他们应该理解他遭到的苦。
这种创伤也会反弹给专业人士。大多数在关乎生离死别的领域工作的人经常需要“临床心理督导”（clinical supervision），让他们能够对可能观察到或者经历的过于沉重的悲痛和威胁进行反省，并尽力引导他们走出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不受到这种创伤的影响和改变。
我初次遇到一具死尸的时候，是和陪同我第一次出警家庭暴力的那一位警长在一起的。那通电话刚打进来，他就找到了我：惯例是要尽快让新警员来处理这种情况。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尽管我尽力掩饰，但已经焦虑万分。我本能地知道，我会被这个电话变成另外一个人。
尸体就在楼上，随着一步一步地越来越靠近它，我的惊惧也越发增长。警长就在楼下等候。我推开卧室的门，知道那具尸骸就在那里。我走了进去。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感觉自己万万没有准备好来应对这种场面。
死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被绑在脖子上的床单吊在一个卧室的橱柜里。看起来他已经在那里吊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克制不住地想要拥抱他、安慰他。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多久：可能是五秒钟，可能是五分钟。
在他被解下来并被带走之前，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就是查明有无可疑之处。我能听到他的母亲在楼下哭泣——一种低沉的、原始的哭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能想象警长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的情形，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很高兴我待在楼上。后来，当我走下去的时候——我终究只能走下去——说了一些非常愚蠢的话，反映出我毫无经验。年轻人的母亲央求我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做母亲做得这么失败吗……他有那么痛苦吗？我只是想让她跟自己和解，因此我说道：“或许这不是自杀……”我试图帮到她，容易却可怕。
她有那么一瞬间停止了哭泣，朝我走了一步，脸都扭曲了。
“你是说他是被谋杀的？”她尖叫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会儿我试图用笨拙、缺乏经验的方式，来暗示她这也有可能是一场意外。我以为这能帮上忙。然而对她来说，谋杀比自杀糟糕得多，从她的回应里，我深深了解到何为谦卑。她给我的主管写了一封关于我的信，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被他叫到了办公室，他把信大声地读了出来。我不记得她的准确措辞了，但我记得她为她对我大喊大叫的方式道歉；我从未感到我这么不值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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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的家人知道了她是怎么死的，这令人痛心。对他们来说，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重要：为什么？她为什么会被杀害？
有一个被称为“奥卡姆剃刀(5)”的解决问题的原理，泛泛地说，它主张最简单的解释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人们往往会为事物寻找看似最为可信的理由，谋杀也不例外。然而，那些看起来简明而合理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文森特在法庭上讲述了他的故事，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法庭证词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陪审团偏爱貌似合乎情理的解释，而文森特会尽力淡化他的所作所为，以极为可信的方式呈现最令人同情的故事。
在我们的对抗制司法系统（adversarial justice system）中，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可能会赢，而那些极为令人信服的论点则很有可能是基于区别对待的准则或者错误的信息。同情的合理化和受害者有罪论是很常见的，会影响我们对操纵和暴力事例的解读和响应的方式。在我们的法院系统中，诉讼只有两方当事人：被告和国家。受害者没有具体的代表。人们指望国家会代表受害者，但国家在陈述时受限于能讲述什么以及所讲述的方式，因为必须保持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不应当轻易地认为国家和主要受害者是一回事。这实际上使得受害者没有特定的辩护律师，而被告却拥有一位，并且对抗辩律师的限制也要少得多。这也是施暴者的故事和辩护更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
危险在于，我们在法庭上的陈述往往会被当作官方的事实记录，然后我们试图从那些几乎没有实际依据的东西里探寻真相。这就是为何我要和文森特以及其他一些凶手展开对话的缘由——去探索他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解释，而不是关注这些解释本身是否可信。
文森特经历了构成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注意到一些情况，并不一定是那些他们可以形容为很危险的情形，然而这些事情却令他们感到不安。类似于文森特这样的人会经历这些阶段是因为他们的习惯、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未能在那些阶段控制自己，是因为唐娜的习惯，或者说是她行为的方式。一切都关乎文森特。
(1) 该隐的记号（mark of Cain），出自《圣经·创世记》4：15：“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该隐杀害了兄弟亚伯，即将被耶和华放逐，但他担心自己会在流放中为人杀害，耶和华就给他立了记号后再驱逐之。
(2) 法语，意为“我们所有女人”。在法国，Nous Toutes也是一个女权组织，旨在反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该组织正是作者在此提及的发生在2019年底反对暴力全法大游行的主要倡导者。
(3) 此处为英语：All of Us。
(4) 份地（allotment），在英国，指个人可以承租的、用以种菜的公共土地，通常只能由本地居民租用，人口多的城镇等待期会更长，比如，在伦敦约要等待十年左右。
(5)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由14世纪英格兰逻辑学家、来自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