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金砖国家

全球经济力量的长期和结构性变化与2008年至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同时发生，预示了金砖国家的新机遇。在危机中，金砖各国政府很快就表达了对极大的管理不善和管制失效的普遍不满，不光是对美国次级房贷市场，也是对被认作全球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诸如穆迪的信贷评级和理应中立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基准国际利率。(8)金砖国家领导人，如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指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引发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并警告美国要保持良好信用，……信守承诺并……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2009年3月，考虑到中国的巨额美元储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达了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关切，并建议实行以特别提款权（SDRs）为基础的多种货币储备制度——同时采取谨慎步骤使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动作与金砖国家精英人士当时所考虑的转向多极世界相一致。(9)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策顾问之一的王缉思认为，自从2008年起，“中国人的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上升为一流的全球大国……而美国尽管国力依然强大，却正走向衰落”。(10)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正日益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并与中国更密切地合作”。(11)巴西总统卢拉同样呼吁各新兴经济体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架构”。(12)

在这些纷乱的变革倡议中，俄罗斯于2009年6月主办了首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俄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坚持，“应确保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我们各国……参与形成新的游戏规则”。(13)存在着一种全球经济力量正转到它们一边的集体意识，对缺乏全球治理改革严肃努力的不满，呼吁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世界，权力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中分化。在这一体系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及其西方伙伴主导的，金砖国家再分配性的变革呼吁撞到了制度僵硬的南墙。(14)在那个当口，金砖国家较之“出口”选择更偏好“发言权”。(15)然而，尽管它们想要被纳入董事会并成为规则制定者，当权的主要西方大国质疑它们对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忠诚，这最终提出了金砖国家或许可以试验与之竞争的制度安排的前景。八次年度峰会（2009年至2016年）的公报呼吁将全球储备多样化，与美元和西方各国政府保持距离，指出“在一个不同的力量结构中设计出来的国际治理结构，正日益明显地失去合法性和有效性”。(16)

逐渐地，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联合行动，使很多人尤其是西方政策制定者大为吃惊。并非是象征性的“没有实质性材料的金砖”，该集团随着时间推移在过去十年间深化和扩大了合作，不管各国的领导人如何变换。金砖国家扩大了它们的俱乐部，在中国的鼓动下于2010年底吸收了南非加入。它们投资于建立新的机制，突出者是金砖开发银行（现新开发银行或NDB）、应急储备安排（CRA）和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其中别的金砖国家是其大股东。它们成功推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实施迟滞了的改革，给予金砖国家同其在世界经济中更大的分量总体上相称的更大的投票权和决策影响力。尽管存在来自华盛顿的压力，金砖国家在面对俄罗斯应对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并反对此后的西方经济制裁时抱团取暖，尤其当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更强势地行动时保持立场一致。它们还在五个经济体中的四国经济同步下滑时生存了下来。(17)几乎不可能的是，迄今为止该集团已证明，把金砖各国联结在轨道上的向心力超越了它们的分歧和对立。

金砖国家合作最显著的特点，也许是它们在行使“金融治略”（financial statecraft）时联手的能力，我们这项研究把“金融治略”定义为主权国家政府出于实现更高的外交政策目标而运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尽管大多数金融治略讨论无一例外地集中于制裁，其典型是美国及其他G7国家针对较弱国家所运用的制裁，但其他的政策也表明了可能性，包括从利率选择到游说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到运用各国的金融能力诱导或施压其他国家政府。21世纪初，金砖各国相互合作促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建立了并行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还立场一致地反对主要西方大国的金融制裁。虽然并非总能实现其所宣布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它们比人们所能预料的更为成功地确定和实施了其金融治略的共同立场。

十年过去，现在是时候厘清金砖国家集体金融治略令人困惑的发展，更为系统地分析金砖各国如何以及为何携手合作，就金砖合作的理论意义提出一些洞见。紧接着这个导论性的部分，本章将讨论金砖国家集体金融治略三个相互关联的成分。首先，金砖合作之谜与中国和“四方”的崛起以及力量转移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意义，这些力量转移挑战了现行大国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18)金砖国家个体或集体地采行有关战略挑战了美国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和主要规则制定者的支配地位。由于它们共同厌恶美国和西方在全球金融体系和治理机制中的独大地位以及治略运用，包括单边经济和金融制裁，它们集体行动的动机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全球治理机制中，集体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是作为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而分配的，(19)金砖各国政府仿效大国所运用的机制——亮眼的是它们作为一个俱乐部相互协调的能力——助其最佳地组织起来以增大发言权，获得自主性，创造影响他国的机会。第三，本书表明，金砖国家形成了一个双轨战略，既认可从内部改革现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益处，同时又发展外部选项创建平行机制以促进其集体利益。这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兴起，一方面在金融治略领域给了较之金砖国家其他四国（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更大的议价权和国际性机遇，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金融力量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偏好可能盖过他国的支配地位。这一关系对中国致力于集体目标的可信性和持久性，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制衡中国的力量以对自身有利，同时控制这一利用的风险程度提出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