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 古人读《论语》，文本、注释及其他
前面两讲是讲人，下面两讲是讲书。
《论语》是本什么样的书，古人怎么读它，今人怎么读它，这件事，说起来很枯燥，但不可缺少，我想用两讲，粗线条做一勾勒，每讲都总结一下：我们读《论语》，最好从哪里入手。这是阅读的基础。大家如果读不下去，也可以把这两讲跳过去，以后再返回来看。
一、《论语》的文本
《论语》一书，是战国时期编成，大家都这么看。但战国时期的《论语》不一定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话可能在今本之内，有些话可能在今本之外，而且有好多不同的传本。当时的《论语》是什么样，因为没有出土发现，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死后，春秋末年和战国早期，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非常活跃。战国中期以来，古书经常引用《论语》的话，比如《孟子》，就有12条引文和今本《论语》相近。另外，《大戴礼》和《礼记》也如此。特别是后者的《坊记》，其中有这样的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文中不仅有《论语》之名，而且“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是今本《论语》中的话（《学而》1.11和《里仁》4.20）。《礼记》一书，从出土发现的文本看，主体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如果这个书名不是汉代窜入，这条引文就是证明《论语》出现的最早依据。(1)现在，大家谈《论语》编定的年代，战国早期？中期？还是晚期？首先要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是今本这样的？还是某种形成中的本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学者讨论郭店楚简《老子》，就碰到过这类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孙子》《老子》和《论语》是年代最早的子书，但它们的年代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的看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这个过程很长，即使汉代，也还在继续），这本书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前372年之间。
《论语》是本语录，它是原始记录的汇集，还是从大小戴《记》式的儒门传记（不是今语传记，而是记录师说的书）中摘编，或两种情况都有，情况还有待调查。
我的印象是，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第一，前人说，《论语》中，曾参、有若、冉求或称子（闵损称闵子骞，是称字，与此不同），《论语》就是他们的弟子编的，这种讲法不可靠。我们读《论语》，可以明显感到，它的各章，不一定是同一来源（比如孔子的称谓就不一样）。第二，《论语》多短章，有些内容见于他书，比《论语》更详细，如《子路》13.2见于上博楚简《仲弓》，《子路》13.22见于《礼记·缁衣》最末一章，都是如此。我的感觉是，它们多是摘抄和节略。
汉初的《论语》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当时人引用《论语》，还很少称为《论语》，情况同于先秦。高祖时，《论语》等儒书还吃不开，但很快，他就明白，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不太妥当。汉高祖推翻秦朝，是靠两条收拾人心，一是落实民族政策，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两条是配合使用。汉高祖十二年（前196年），他去世前不久，有两个重要举措。十一月，他自淮南还，路过曲阜，曾以大牢祭孔（《史记·孔子世家》《汉书·高帝纪》）。这是为知识分子平反。十二月，学孔子号召的“继绝世”，他下令，为七国绝无后者，秦始皇、楚幽王、魏安僖王、齐湣王、赵悼襄王，还有陈胜，置守冢，奉祭血食。秦始皇待遇最高，赐守冢20家，其他人，各10家（《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为六国平反。这两件事，都是大翻案，很有象征意义。司马迁作《史记》，是把孔子和陈涉并列，写入他的三十世家。惠帝时，除挟书之令，是进一步。《论语》是在这一背景下复出，和诸子之书一起复出。
《论语》复出，最初视同子书，有如“诸子传记”，《论语》只是儒家的传记（不是今语的传记）。古人引书好以类名，如《孙子兵法》只称“兵法”。《论语》在汉初也是如此，多半称为“传”，并不视为经典。文帝时，五经之学未备，《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已先置博士，叫“传记博士”（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四大传记，《论语》地位最高，当时有“传莫大于《论语》”的说法（《汉书·扬雄传》）。武帝时，有一件大事，是发现“孔壁中书”，其中有用古文抄写的《论语》（21篇），也有今《礼》大小戴记的前身，即古文《记》（有131篇），当时被当作同类读物。王充说，《论语》原书有“数十百篇”，大概就是合此二书而计之（有152篇）。这是广义的《论语》。狭义的《论语》，即与今本《论语》大致对应的《论语》，据说是从孔安国开始。孔安国以古文《论语》授鲁人扶卿，才定其书名为《论语》（或即沿用《坊记》的书名）。他说，这样的《论语》，除孔壁所出21篇，还有齐、鲁、河间三种本子，多出的简文有另外9篇，总共有30篇。昭、宣二帝时，古文本号称难懂，当时是以“传”称之，后来才有用隶书转写的本子，通行本是20篇本，但也有21篇本。为了节省篇幅和便于携带，《论语》是用八寸的短简书写。这是王充的说法。(2)
除去王充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见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论语》类。《汉志》是本之汉成、哀二帝时的《别录》和《七略》，反映的是昭、宣以后的情况。当时的《论语》文本是分三个系统：(3)
（1）《古论》。古文本，21篇，同王充所说。何晏说，它与《齐论》《鲁论》篇次排列不一样，文字也有差异，彼此对照，异文有400多字。桓谭也说，异文有640字（《新论·正经》）。此书旧有孔安国传，而世不传，《汉志》只录文本，无师说。何晏《集解》，所集八家有孔安国传，来历不明，学者多怀疑，它也许是由扶卿和马融传下来的。(4)
（2）《齐论》。今文本，22篇，比《古论》《鲁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同样的20篇内，其章句也颇多于《鲁论》（估计也多于《古论》）。此书有《齐说》29篇，不注所出。但此类小序说，西汉传《齐论》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其中王吉最有名。王充讲他当时的传本，只提到20篇本和21篇本，没有22篇本，似乎《齐论》已经失传。
（3）《鲁论》。今文本，20篇。它和《古论》都是鲁地的传本，区别只是，《古论》最后一篇是将“子张问”以下裁篇别出，题为《从政》，比此本多出一篇。前者是用古文抄写的旧抄本，后者是据口传隶写的新抄本，文字也有出入，两本可能比较接近。《鲁论》传授者最多，但传《鲁论》者似亦兼修另外两家。如王充说，孔安国授《古论》于鲁人扶卿，扶卿就是传《鲁论》。此书有《夏侯说》21篇、《安昌侯说》21篇、《王骏说》20篇。前两种篇数皆从《古论》，也是证明。其中“夏侯”即夏侯胜，“安昌侯”即张禹，“王骏”是王吉的儿子。《安昌侯说》即《张侯论》的前身，后世所传《鲁论》，主要就是这个本子，但张禹虽从夏侯胜受《鲁论》，亦从王吉、庸生受《齐说》。王骏是王吉的儿子，恐怕原来也是学《齐说》。可见《鲁论》的传授是兼采《古论》和《齐论》。
成、哀之际，六艺经本，今古融合，而有张禹的《张侯论》。它是《汉志》著录本以外的一个重要本子。《张侯论》，文本兼《古论》，注释采《齐说》，东汉最流行，就是汉熹平石经采用的标准本。东汉时期，《古论》只有马融传之，《齐论》似已并入其他系统，没有传人，《鲁论》则靠《张侯论》传世。郑玄传马融之学，他的注本也是如此，其篇次和章序是按《鲁论》，字句是按《古论》，并且糅合了《齐说》，名气最大。(5)今本《论语》，来源是《张侯论》，但各家注本略有差异，各种集注本，加以整合，又产生新的差异。这些差异，要注意，但并不重要。
现在，研究《论语》，我们可以利用的本子主要有四个：
（1）简本《论语》（下简称“简本”）。即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论语》。这是出土发现年代最早的古本，很珍贵，简文释文收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此本的下限不晚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年代在《汉志》著录本之前，大体相当王充所说“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本子。这是西汉本。它属于上述几种《论语》中的哪一种本子，这个问题有争论。我的看法是，西汉晚期，是今、古文本的融合期，情况类似武威汉简的《仪礼》，很难按上述三家进行归纳。
（2）《论语郑氏注》（下简称“《郑注》”）。此书久佚，清以来有不少辑佚书，(6)近代，还发现了敦煌和吐鲁番所出唐写本多种，学者有深入研究。(7)这是东汉本。
（3）何晏《论语集解》（下简称“《集解》”）。通行本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即魏何晏集解附宋邢昺疏的本子。它是用东汉以来的八种本子拼成，《郑注》之后，最流行。此书也有敦煌本，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8)这是三国本。
（4）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下简称“《皇疏》”）。原书久佚，但日本有旧钞本多种，如大正十二年（1923年）怀德堂本。清朝回传中国，有《知不足斋丛书》刊印的根本伯修氏校本，即《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四库全书》本“夷狄有君”章疏犯讳被删，不是原貌。邢昺疏以前，它是最有名的义疏。皇侃是六朝梁人，这是六朝本。
六朝以后的文本都是次生的本子，可存而不论。
二、《论语》的注疏
《论语》的注疏，数量很大，这里拉个清单给大家：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旧注
（1）《论语郑氏注》（见上）。东汉最有名，魏晋以来，逐渐被何氏《集解》取代。
（2）何晏《论语集解》（见上）。《集解》所集8家，有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并何氏为9家。孔安国是指西汉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是东汉人，陈群、王肃、周生烈是三国魏人。这是现存最早的一批旧注。其中，孔安国为《古论》作传，马融为之训说，属于《古论》。包咸、周氏为《张侯论》作章句，属于《鲁论》。郑玄注是“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属于综合派，陈群、王肃、周生烈为《郑注》作义疏，也属于这一派。
（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见上）。《皇疏》主要是疏何晏的《论语集解》，但也参考了江熙的《论语集解》的引书，江书所集13家，有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弘（即袁乔）、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怀、范宁、王珉，并江氏为14家，皆晋人（但书中称引无蔡系、周怀、王珉）。《皇疏》所集28家，有熊埋、贺玚（引称“师说”）、王弼、张冯、王肃、顾欢、梁冀（即梁觊）、沈居士、颜延之、沈峭、王朗、殷仲堪、张封溪、秦道宾、琳公（即释慧琳）、太史叔明、季彪、缪协、虞喜、苞述、陆特进、褚仲都、江长、刘歆、庾翼、樊光、范升、蔡克，并皇氏为29家，亦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
三书所引，去除重复和不见称引者，一共有48家。
此外，《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还有其他一些人的注本。他们是：虞翻、谯周、崔豹、盈氏、孟整（即孟釐）、尹毅、孔澄之、虞遐、徐邈、卢氏、阳惠明、许容、曹思文、释僧智、陶弘景、徐氏、司马氏、张凭（疑即张冯）、应琛、曹毗、庾亮、王濛、张隐、郗原、王氏、姜处道、范廙、张略、刘炫、徐孝克、张冲，凡31家。这些也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旧注。清人所辑旧注还有汉何休、麻达和梁武帝注。(9)
（二）唐代的注释
据《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唐代的注家有王勃、戴诜、贾公彦、韩愈、张籍，凡5家，皆佚。
（三）宋以来的注释
宋以来的注释很多，难以统计，这里挑三本书，供大家参考：
（1）邢昺《论语正义》（下简称“《邢疏》”），即邢昺给何晏《论语集解》作的疏，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2453—2536页。
（2）朱熹《论语集注》（下简称“《集注》”），收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下简称“刘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这三本书，《邢疏》是《十三经》本的标准旧疏，是书“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四库全书总目》），是汉、宋之分的转折点，《邢疏》出而《皇疏》衰。朱注，长于义理，是《四书》系统的权威注本，为宋学的代表作。刘书是清代《论语》考据的集大成者。宝应刘氏是研究《论语》的世家，宝楠年轻时，曾与刘文祺等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抓得《论语》，从此全力治《论语》，到死都没完成。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刘书初刻于同治九年（1870年），最晚，最详备，是清代研究《论语》的代表作。
三、《论语》的书题、篇题和章句结构
《论语》的“论”是编纂之义，“语”是言语之义，这是它的字面含义。(10)大家读《论语》原书，可以对这两个字的含义有进一步了解。它的每一篇都是由孔子的话，他学生的话，以及他们的相互问答，还有其他一些谈话（与孔门以外的人）而构成，似乎没有什么复杂含义要解释。但是，我们要注意，古代的“语”有多重含义。一种是故事性的叙述，可以是一个人讲，也可以是几个人相互对话，特点是结合着“事”，也叫“事语”，它是史学体裁中非常活跃的一种，一般比较长，比如《国语》的“语”，就是这种“语”；一种是子书常用的叙述方式，特点是舍事而言理，也有叙述体和对话体两种，这是“诸子百家语”的“语”，也比较长；还有一种则是“语曰”的“语”，它有点相当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老人言”，其实是成语掌故之义的“语”，比起前两种，它更短。《论语》的“语”和第一种“语”当然不一样，与一般子书的“语”、成语掌故的“语”也有区别。比起子书，它短了点；比起成语，它又长了点。特别是《论语》的后10篇，它的有些章其实比较长。这是讲《论语》的书题。
今本《论语》的20篇，篇题属于“拈篇首语为题”。这种篇题，只是从每篇开头的话随便摘两个字或三个字，起标签作用，不是根据主题来题篇。它在古书中极为常见，这对《论语》最合适。因为《论语》各篇都是用短章拼起来的，本来就没有共同的主题。主题归纳不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写解题式的说明，写也只能是把各章的内容归纳一下，比如《乡党》讲仪容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就说，这一篇的主题是讲仪容。如果大家真的想从内容上或思想上分析《论语》一书，我们可以做两个工作。一是编主题索引或主题摘编，把《论语》各章全部打乱，重新组合。但我们要明白，这是分析，不是新编。二是编年代索引或按年代排比有关章节，比如，我们读《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就是把《论语》的一些话插在他的年代叙述中，也是把原书打乱了排。但这样排，只能求其大概，能排的排，不能排的不排，不要硬编硬排，辅以文学想象。比如，现在有些《孔子传》，就是历史和文学乱掺和，把很多想象写在里面。这对读者是误导。
还有，《论语》的章句划分也很重要。古书的篇是由章组成，章是由句组成，篇与篇或章与章，彼此的起迄不一样，前后的顺序不一样，这对文义的理解会有影响。比如，我们在上面提到，《齐论》和《鲁论》，它们的章句就不一样。今本《论语》有20篇，它的各篇怎么分章，大致上是一样的，但有几篇很不一样。如《公冶长》，《集解》本分29章，《集注》本分27章，杨伯峻分28章，本书分28章；《乡党》，原来不分章，《集注》本分17章，《皇疏》本和《邢疏》本分25章，本书分25章；《阳货》，原分26章，《集解》本分24章，本书分26章；《尧曰》，今本分3章，《古论》把它的后面两章，另分为一篇，本书分3章。
这是《论语》在结构上的特点。我们除了一章一章、一篇一篇去读，还要掌握它的整体联系。
四、作为语录体、袖珍本的《论语》
《论语》是语录体和袖珍本，篇幅三倍于《老子》《易经》和《孙子》。
在现存子书中，《论语》是很特殊的一类。它是用结构松散的语录体写成，不按主题分篇，不按主题题篇，除个别章节稍微长一点，绝大多数都是三言两语，章与章之间也多半没有联系。这和叙述体或对话体的其他子书都不一样，和分章不分篇（只分上下两部分）的《老子》也不一样。这本书是怎么编出来的，对古书形式的研究很重要。一个可能是，它是直接记录口语，随时听到随时记下来，保持原始面貌；一个可能是，它是从某些篇幅较长的篇章中摘出来，属于名言选萃；还有一种可能是，两种情况都有。我国的语录，《论语》以后，有禅宗的语录，宋明理学的语录，年代最近是《毛主席语录》。这些语录多是从讲演和谈话中摘录，但《毛主席语录》还从文章摘录。它们的特点是选择性很强，可以说是“经典化中的经典化”。无论原始的成分有多少，都要经过选择和编辑。《论语》的编辑和《朱子语类》有类似之处。今《朱子语类》是合池州本、饶州本、建宁本、蜀中本、徽州本等许多不同的刊本而成。今本《论语》，即《张侯论》的前身，也有《古论》《齐论》《鲁论》和河间本。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应注意的是，《论语》是用短简抄写的“袖珍本”。现在的书有8开本、16开本和32开本，开本大小与印张的折叠、裁切有关。古代竹简也有长短之分。王国维先生考证，东汉时期，当时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写在二尺四寸的大简上（案：武威磨咀子出土的《仪礼》简就是这种尺度）；传记不同，是抄在比较短的简上，比如《孝经》，简就比较短，只有一尺二寸；《论语》更短，只有八寸。这在当时，都是属于“袖珍本”。
汉代抄《论语》，是用短简，这可与某些出土发现进行比较。比如郭店楚简，其中就有古尺七寸左右的简。这批楚简，有整理者称为《语丛》的四种书，其尺度是：
《语丛一》：17.2—17.4厘米，约合战国—西汉尺7.5寸；
《语丛二》：15.1—15.2厘米，约合战国—西汉尺6.5寸；
《语丛三》：17.6—17.7厘米，约合战国—西汉尺7.6寸；
《语丛四》：15.1厘米，约合战国—西汉尺6.5寸。
这些简也都是属于“语”的摘录，其中《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还是儒家的语丛，正与《论语》相似。特别是其中的《语丛三》，不仅形式相似，语句也有相近之处。如：
（1）《语丛三》：“志于道，狎于德，比于仁，游于艺”（简51），可与《述而》7.6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比。
（2）《语丛三》：“毋意，毋固，毋我，毋必”（简64a、65a），可与《子罕》9.4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比。
我怀疑，早期的《论语》也许就是这样的东西，现在的《论语》就是从这类语丛摘录和选编的。
还有，上面提到的八角廊汉简《论语》，此本有620枚简，残简居多，完整的简，长16.2厘米，约合西汉尺7寸。这些都为我们探索早期《论语》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线索。
现在的《论语》，字数有15836字，不包括重文186字。(11)古人统计字数，习惯是不计重文。这个数字，在古书中不算太长，但比起《易经》《老子》和《孙子》却长出不少。后三本书，字数都在5000—6000字左右。(12)《论语》的篇幅差不多正好是它们的三倍。我们今天写字，5000字到10000字，只够一篇短文的篇幅，但在古代却是一本书。它可以反映古人对阅读承受量的理解，即一部经典，天天读，月月讲，对他们来说，多大篇幅才合适，才不会让他们心烦意乱，或昏昏欲睡。
五、作为德育课本和读经入门书的《论语》
《论语》在汉代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阅读经书的入门书。
中国古代的学校，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小学是启蒙阶段，大学是深造阶段。其学制，古书有三种不同记载：一种是八岁入小学，学书数（读写和算术），十五入大学，学礼乐、射御，见《大戴礼·保傅》《白虎通·辟雍》《汉书·食货志》与许慎《说文解字叙》；一种是十岁入小学，学书数，十三学乐，十五学射御，二十学礼，见《礼记·内则》；还有一种是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见《尚书大传》。长台关楚简《申徒狄》也提到这类制度，由于简文残缺，不能通读。从残存简文看，其所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七岁以前受父母教育，八岁入学，学数一岁、学书三岁、学言三岁，十五以后学礼乐射御；一种是七岁以前受父母教育，八岁入学，学书三岁、学言三岁，十三以后学礼乐射御。孔子说他自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2.4），有人说孔子上过学，有人说没有，他是自学成才。如果是上学，大概属于《保傅》等篇说的大学一年级。
汉代的教学是继承先秦，它也有大小学之分，小学是学历算（背干支表和九九表）、书法和读《论语》《孝经》（9—14岁），大学是习五经（15—20岁）。《汉书·艺文志》把《论语》《孝经》放在六艺经典的后面，就是把它们当阅读经书的入门书和参考资料。汉崔寔《四民月令》说，“（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论语》和《孝经》是当时的德育课本和启蒙书籍。汉晋时期的西北简牍，如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很多都是边防哨卡的军用文书，其中也经常有《论语》《孝经》，这些就是当时的小学课本，属于从娃娃抓起。孔子认为，修齐治平，家庭是国家的基础，道德文章（即所谓“文行”），道德是文章的基础。当时，读书是为做官，要做官，先要当村里的模范（即所谓“孝廉”），要当这样的模范，就要读《论语》《孝经》。读完《论语》《孝经》，才读五经。宋以来，有四书五经，《论语》《孝经》之外，加了《大学》《中庸》，但顺序还是先读四书，再读五经。这是《论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实际地位。
关于孔子和《论语》，关于中国的道德政治，我们该怎么看，是不是将大行于天下，不但救中国，还救全世界，现在不必谈，我想放到最后的总结中再讨论。道理是，咱们还是先读孔子的书，再评价他的思想。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读《论语》，哪些古书最重要。
上面讲过，主要是六本：
（1）简本《论语》（下简称“简本”）。
（2）《论语郑氏注》（郑玄注，下简称“《郑注》”，随文叙述，则不加书名号）。
（3）《论语集解》（何晏的集解和邢昺的疏，下简称“《集解》”，单称邢昺疏，则简称“《邢疏》”，随文叙述，则不加书名号）。
（4）《论语集解义疏》（皇侃的集解和疏，下简称“《皇疏》”，随文叙述，则不加书名号）。
（5）《论语集注》（朱熹的注，下简称“《集注》”，随文叙述，则称“朱注”）。
（6）《论语正义》（刘宝楠的集解和疏，下简称“刘书”）。
这六本书，前四本是宋以前的古书，古本、古注，经过集校，经过集注，剩下的，只有这几种，无可替代。其中（3）最流行，我们用的文本，主要是这一种。后两种，分别代表宋以来的两个注释系统，宋学和汉学的系统，也很重要。（5）虽引二程，主要是朱熹的话，说是集注，不太像集注。他的注，简单明了，好读，但主观成分较大，理学的味道太浓，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比较多，不像（6），更忠实可靠。它吸收了有清一代更新也更多的研究成果，后来居上。
读古书，要想快速查阅古人的说法，（6）比其他几本更重要。但这书篇幅比较大，内容比较繁，必须有所选择，才能化繁为简。下一讲有本类似的书，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比它更大，我们要看前人有什么说法，也可以从程书入手，它把刘书的很多内容，已经抄进去了。
(1) 马王堆帛书《系辞》：“八卦以象告也，教（爻）顺（彖）以论语，刚柔杂处，吉〔凶〕可识。”其中也有“论语”一词。见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819—827页。
(2) 《论衡·正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案：“齐、鲁、河间九篇”，学者有各种解释，我理解，这并不是说它们只有九篇，而是说它们比古文本多出九篇，如《齐论》比《古论》多两篇，《鲁论》比《古论》多一篇。河间本，翟灏《四书考异》怀疑，也许就是《汉志》的《燕传说》三卷，此书可能也有多出的六七篇。
(3) 向、歆尚古学，这里所列是按古、齐、鲁排列，但学者多认为，《鲁论》立于学官最早，《齐论》其次，《古论》的发现是最后。
(4) 参看：何晏《论语注疏解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2454—2456页。
(5) 同上页注3。案：敦煌本《论语郑氏注》有些题为“孔氏本郑氏注”。罗振玉、王国维认为，其含义是指它篇章从《鲁论》，字句从《古论》。日本学者金谷治认为，这种本子可能与《隋志》著录的“梁《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有关，乃后出之本。王素先生本金氏说而发挥之，推测敦煌本不标“孔氏本”者可能是北朝传本，标“孔氏本”者可能是南朝传本，后者即梁《古文论语》。我认为，郑注所用孔氏本不管是否出于原本，还是汉魏间人伪撰，它都是以“古文”为名，属于当时人说的《古论》，所以才叫“孔氏本”，这里仍从罗、王说。参看：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67—68页。
(7) 参看：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
(8) 参看：李芳录校《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9) 参看：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66—72页。
(10)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小序对“语”的解释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对“论”的解释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11) 参看：孙莹莹《定州简本〈论语〉校读札记》，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本科生学年论文，2004年5月。
(12) 马王堆帛书《周易》，字数为4900余字，今本为5000多字。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字数为5467字，唐代通行本是4999字。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已残，估计原来当在5700字左右，今本约在60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