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近现代科学在最近两三百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甚至主导着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变，与此相应，“科学”逐渐成为知识的典范。当人们对科学技术过度崇拜，将科学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认为技术能够解决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时，“科学主义”或者“唯科学主义”就产生了。

对科学的非理性认识，最终会危害科学自身的发展，甚至与科学造福人类的目的背道而驰。科学并非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现今科学技术的不当应用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生态危机、贫富分化、霸权主义等。因此，为了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有必要研究科学主义问题。

如何恰当回答“科学是什么”和“科学主义是什么”，对我们而言极具挑战性。现在所讲的“科学”，通常指“现代科学”，而在19世纪之前，科学并未获得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义。梅而茨认为大约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时，科学获得今天的含义。

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都尝试回答“科学是什么”，但是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戴维·林德伯格列举过数个获得支持的科学概念：“科学是人类藉此获取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陈述形式应当是一般的、定律式的陈述，最好以数学语言表达”，以及依据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态度来陈述其关于自然的信念等。

在林德伯格看来，由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定义模糊不清。人类的智力探索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他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中有时用“自然哲学”替代“科学”，以此表征科学事业哲学化的一面，有时用“科学”表征科学事业更为技术化的一面。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也尝试回答这一问题。通览全书，依旧找不到有关科学的精确定义，而是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科学哲学流派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阐明“据称能导致特别有价值或特殊可靠的结果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才得以区分科学与其他知识。像书中所提及的那些科学哲学家一样，查尔默斯致力于回答科学的资格问题，避免给科学做出明确清晰的定义。

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从科学家究竟如何进行研究这一角度展开。比如，在波普尔之前，人们信奉“科学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这一信念，观察现象是科学的起点，通过观察推导出事实，理论和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科学理论的产生和更替。后来，这种方法在科学实践中逐渐失效，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即使看见一万只天鹅也不能得出“天鹅皆白”的结论。波普尔认为作为科学起点的观察不可靠，所有科学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这是归纳主义的缺陷，因此他主张科学的特点在于可证否。他提出问题意识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先导，解决问题的理论在提出时通常是推测性的，需要经受严格的检验。经受住检验的暂时留下，经不起检验的被淘汰，通过试错、猜想和反驳，科学向前发展。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洞悉了科学理论迭代中更为深邃和复杂的部分，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需要问“什么才是科学”，科学是他们共同的信念常识，科学家只需要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只有在反常时期，“科学是什么”才是一个问题。反常时期，也是谬误百出的危机时代，最终会被科学革命取代。库恩的理论也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他不能对“范式”做出精确的回答，他的有关科学的本质是社会学这一观点还被人诟病为相对主义。

与库恩同时期的哲学家还有匈牙利裔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他以“硬核”和“保护带”理论闻名。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构成，当经验事实有悖于研究纲领的硬核时，科学家就会奋不顾身地把许多辅助性假说作为硬核的保护带。拉卡托斯提出硬核和保护带的概念来拒绝库恩的相对主义，却被费耶阿本德揶揄告知欢迎他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同路人”。费耶阿本德的原则是“怎么都行”，科学并不存在某种特征使它必然比其他知识形式更优越，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向来是模糊不清的，放弃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益处颇多，比如，能让科学家摆脱科学方法论的束缚，发挥科学自由和创造的精神。“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费耶阿本德不给科学划界的做法，也遭人诟病。人们认为他的想法类似于乌托邦，缺乏现实基础，因为科学家的自由和创造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对科学家能够掌握多少科学资源的限制。不过，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对消解科学主义倒是提供了一个可选择性的纲领。

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对“科学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回答“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应该从一个精确的定义开始，而是历史地把握其实质。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形成，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回答这个问题。二是某种程度上驳斥了科学主义的心理根源并为消解科学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既然每一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都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这就意味着那种认为具有特殊严密性和确定性的“科学方法”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说，将特殊可靠性的“科学方法”不加区分地移植甚至滥用到其他领域的合理性更加值得怀疑。

“在大约120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研究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且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

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一书提醒读者，数理实验科学、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的某种结合，形成现代科学的主要源流。但是，不应忽视在诞生现代科学的过程中存在的另一种知识类型——博物学，正是技术、博物学和理性科学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科学谱系。在科学一统天下的当下，从科学历史的脉络着手，将博物学纳入新的科学谱系，为理解科学、科学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路径，尝试回答“科学究竟是什么”，最后会不约而同地导向另一个问题：科学是历史形成的，科学主义的合法性存疑。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观、哲学思潮，以科学的巨大成功为前提和基础，既然科学只是历史形成的，科学方法也是历史形成的，进一步说，以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为信念基础的科学主义，也必然是历史形成的。

科学主义的诞生土壤是西方的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作为西方历史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有着深厚的经验哲学渊源，并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为基础。中国学者最初探讨科学主义问题，主要以西方学者的理论为参照依据，如索雷尔的《科学主义：哲学和对科学的迷恋》、斯坦马克的《科学主义：科学、论理学和宗教》、约瑟夫·本-戴维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等。

索雷尔认为：“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它最权威、最严谨、最有益。”

斯坦马克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没有科学不能成功运用的领域，如果有，或者说科学存在限度的话，那么科学为我们认识实在设置了限制。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科学主义。”

约瑟夫·本-戴维将唯科学主义运动看作是科学进步的因素，能够解释18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从英国向法国转移的原因。“在唯科学主义运动看来，科学得到专制政府的支持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小它的价值，毕竟，这种支持能被作为另一个证据，说明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哈耶克认为唯科学主义反映一种态度，即“丝毫没有正确意义上的科学性而言，因为它不加批判地把某些思维习惯，运用于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所不同的领域。”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以经济学视角论证信息的不完善、经济全面计划的不可能性，进一步论证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他还认为将自然方法不加限制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做法无效，并加以抨击。

科学主义有多种定义，每一种定义都致力于描述科学主义某一方面的特征。哈克富特曾说：“由于科学主义是像宗教一样质地丰富的历史现象，因此要勾勒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相当困难的。”

西方虽然积累了科学主义的研究理论，但是也没有人对科学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演进的历史轨迹做出全面考察和完整描述。

西方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定义见仁见智，所持立场也有所不同，比如，哈耶克、欧文、斯坦马克、索雷尔对科学主义持否定态度，哈克富特、巴恩斯对科学主义的立场是中立的，奥尔森、约瑟夫·本-戴维对科学主义持正面态度，其中本-戴维认为科学主义直接推动了法国的科学建制。

西方学者对科学主义探讨的开放性传统，值得中国借鉴和发扬。20世纪80年代，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被译介到中国，作为宝贵的资源，引发中国学界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的思潮。但是，在这过程中，以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局限性逐渐显现。科学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科学主义也必定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中国科学主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多探讨西方文化语境下西方学者有关科学主义的定义和本质；否认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沿用西方科学主义的定义和本质，忽略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中国的科学主义问题等。比如，一些学者以“五四运动”为案例，重新评价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历史作用以及“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等，其中不乏新颖中肯的观点，但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一般来说，“五四运动”尊崇科学，对推动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陈广仁的《科学主义的36个定义》较为详尽地梳理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定义，每一种定义都承载了一种特定的科学观。这些表述相异的定义，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科学方法万能论；一是科学价值万能论。江晓原在《科学的三大误导》中指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科学主义者，看其对科学的信念是否符合以下三点：“科学等于正确；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一个人对科学的信念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认定他是科学主义者。有些科学主义者，会同时信奉以上三种信念。这三种信念是相互联系和强化的。刘华杰曾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意思是一个人往往未经省察，就持有科学主义立场。

学界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李丽在《科学主义在中国》一书中，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学主义表现做过细致的考察，但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主义在中国处于“蛰伏期”。范岱年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科学主义，他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华世平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毛时代的两种文化（1978—1989）》一书中，讨论了中国1978—1989年之间的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三种科学主义类型：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

西方科学主义理论为考察科学主义提供学理上的参照依据，但是如果仅仅以西方科学主义定义来判断中国有无科学主义、考察科学主义的表现，意味着抽离了科学主义在中国诞生和演化的真实背景。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科学落后，何来科学主义？即使有科学主义，也不应该批判，更应该提倡。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该给崇拜科学的人扣“科学主义”的帽子。同时，还有学者认为当下在中国应提倡科学主义。有关中国有无科学主义的争论，在此先不赘述，后文会对上述观点另作分析。

中国科学主义有特殊的表现形式。西方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为基础，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经验哲学渊源。科学上的成功，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哲学领域对科学的强调和崇拜，诞生了丰富和成熟的科学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缺乏诞生科学主义的科学背景和哲学基础，中国人对科学的高度崇拜，是科学主义诞生的强大心理基础。因此，尽管科学主义在中国缺乏理论体系，却有丰富的实践形态。

西方科学主义在诞生和演化的过程中，人文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等对其形成必要的张力。现代科学在中国扎根的时间才一百年，大多数时候科学是作为强国的工具被理解和传播的。对中国人而言，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人文背景较为匮乏。因此，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往往具有反科学属性。比如，范岱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化理解，照搬套用、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用以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反科学的，同时又是科学主义的。

本书并非要写一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流变的通史，因此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具有选择性。同时，也并非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地考察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所有表现。针对不同案例的阐述和分析，篇幅有所侧重。以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有选择性地通过部分案例呈现科学主义的若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