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华：我的红色记忆

一

1947年4月，我和同村5个女孩子满怀激情来到山东庆云，参加了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我的革命生涯由此拉开了帷幕。

1930年，我出生于河北肃宁垣城南村。上小学时，由于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课上不成了，老师就把住得相近的学生编成小组，到家里上课学习，遇到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就赶紧把课本藏在草堆里。日本投降后我们转到窝北镇上高小，参军时实际文化程度连小学毕业都不到。

194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当儿童团团长。那时党员还是地下保密的，因此每次都是到村外的庄稼地、坟地去秘密开会。上学的时候我就想出来当兵，一次听到有招兵的，我们就急匆匆赶去县城，赶到时名额已经招满，而且招的是通讯兵，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太低。就在惆怅之际，得知王震的第359旅到山东庆云招兵，我们兴奋得像刚出笼的鸟儿，心早早地飞向了从未去过的庆云县，跟着一辆大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渤海军区教导旅旅部驻地常家村。

1947年4月，我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女兵。穿上军装的小丫头个个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我开始是在学生队，后来学生队改成宣传队。我是第2班班长，郑桂兰、李玉芳、李星、李曙、张在明、张福明都在我们班。我们参军时，正赶上部队在为召开党代会做准备工作，村街头要扎彩楼，需要做大量的纸花，还要给代表的奖品—军毯上贴字。我们就被派去做纸花。我还参加了政治部组织科举办的学习班，女兵就我1个，结业时奖励了一条毛巾。

不久我和王子珍参加了渤海军区教导旅在庆云常家村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的女代表只有我们两个。王子珍是河北安国人，她哥哥王子洲是位老八路，时任渤海军区教导旅第1团参谋，后来在安邑战役中牺牲了。王子洲牺牲后不久，王子珍就与嫂子回老家工作了。

部队西进出发前搞野外拉练，我们女兵学着打绑带背包。黄铭和组织科陈干事领着我们到大操场，搞夜间紧急集合训练，把日用品带过去铺开在地上，哨子一响就赶紧打背包，忙乱中有的女兵把衣服穿错了。部队训练时，有一次我们去任家村背粮食，那里的枣树很多，红彤彤的枣子落在地上，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却没人敢拿群众一颗枣。这实际上是西征前对我们体力和组织纪律的一次考验。

二

1947年秋，我们开始“野外大练兵”。晚上，部队集结出发，一直向西走，每个战士背着行李，打着绑带；有的鞋子大，不跟脚，很快脚上便磨起水泡。走了二三十里，到了休息地，我们又困又累，枕着背包很快进入了梦乡。正睡得香的时候，王振文派人来检查我们泡没泡脚，要是不泡脚的话，第二天就走不成路了；我们只好爬起来洗了脚，又倒头睡下。我的老家是华北平原，在家时没见过山，听说前面有山，就兴奋得忘记了劳累。我们就是在这种兴奋与劳累相交融的状态中一路向西行进。

部队到达河北武安后举行全旅大会，陈毅司令员和滕代远同志赶来参加，陈毅司令员用洪亮的声音说：“山东自古出好汉，你们渤海军区教导旅就是当今天下的山东好汉！从今天起，我把你们交给王震同志，由他率领你们到西北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会场上顿时响起震天的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从此，渤海军区教导旅划入西北野战军，改称第2纵队独立第6旅，下辖的第1、2、3团依次改为第16、17、18团。

三

完成交接后，部队随即翻越太行山，直奔晋东南，参加运（城）安（邑）战役。这次战役是西北战场转入外线作战开始反攻的转折性战役。部队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第18团由东南攻入城内，第17团负责包围安邑，第16团追击败逃的国民党保安团直至汾河岸边并将其全歼。运安战役告捷，部队士气高涨，随后西渡黄河，投入瓦子街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少将曾文思。

1948年春天，部队沿黄龙山继续西进，打了一系列硬仗，最著名的是“荔镇抗击战”。西府战役中部队攻占了胡宗南的后方基地宝鸡，胡宗南调集主力倾巢而出，同时派遣另一支兵力由陕甘公路北上，企图与马步芳部合围将我军聚歼于屯子镇以西地区。5月6日，我军第2纵队3个旅抵达荔镇一带宿营。7日拂晓，炮声大作，国民党军突然向我军发起进攻，屯子镇方向也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时彭德怀司令员和第1、2纵队主力还在屯子镇。张仲瀚旅长意识到形势严峻，为了保住彭德怀司令员和全军主力，果断决定第6旅第18团先行抗击。

国民党军兵力数倍于我军，战斗开始后我第1营阵地失守，第18团团长陈国林奋勇杀敌，夺回失去的阵地，不幸牺牲。第18团政委于侠和副政委阳焕生继续组织部队顽强作战，一直坚守到下午5点，才由第359旅接替第18团继续阻击敌人。8日上午10点左右，彭德怀司令员途经荔镇，询问第6旅损失情况，对第6旅主动组织抗击的行动深表嘉许，并指示：“这支部队将来要多出干部！”

四

独6旅于1949年改编为第1兵团第2军第6师，6月开始向甘肃、青海挺进。8月初，我军解放天水，经河州进入青海，直捣西宁，端了马家军的老窝。9月，我军以神兵之速直插张掖，进兵酒泉、玉门，跨过河西走廊，陈兵嘉峪关，促使新疆和平起义。

在庆云常家时我们睡的是大通铺，李玉芳长疥疮，别人怕传染都躲得远远的，我不怕，挨着她睡，结果离开山东时我也开始长疥疮了，行军时绑带与流出的脓水把裤子粘到腿上解也解不开。有人告诉我一个治疗偏方，拿手榴弹里的黄药，用谷子草火烤，后来果真用这个法子治好了。

行军时为了躲避敌军，走的都是山间小路，下雨天上山、下山时路很滑，上山时我们就拽着驮文件的马的尾巴，这样轻松了好多。女兵行军尤其辛苦，尽管有的来了月经无法换洗，有的因水土不服身上长疥疮等，但都必须和男兵一样爬山过河。

部队攻打山西运城时，教导旅政治部驻扎在离运城10华里左右的地方，运城郊外有个大盐池，老百姓平常吃不上盐，过年更想吃到盐，政治部领导就组织机关人员去背盐。盐池原来由国民党派兵把守，两军一交战，盐池的守兵就跑了。那里有一堆堆的盐山，我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两个衣袖一扎就成了自制的袋子，把衣服袋子装得满满的。

回来的路上遇到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向我们扫射，我们就拼命地跑，感到背的盐越来越重，开始舍不得扔，后来实在跑不动了就把盐倒出来一些，一边跑一边躲，总算把盐背了回来。老百姓捧着白花花的盐，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们觉得受苦受累都值了。

过春节的时候，我从政治部宣传队调到休养连卫生兵班当班长，指导员叫栾明，胶东人，他说话我们听不清楚，胶东人发音分不清“人”和“营”、“黄”和“王”，常把大家的名字搞错，闹出不少笑话。休养连里伤病员不是很多，我们还兼做宣传工作，每次演节目都有我，主要是演给伤员和当地老乡看。记得为了巩固和壮大部队，我们演过《兄妹开荒》，动员丈夫和儿子当兵，参加解放军光荣。

栗本德是我们休养连连长，他妻子王秀云也在休养连里当卫生兵。休养连的任务是负责转运伤员，把重伤员转到后方，把轻的留在休养连。一次转运伤员，老乡的马车拉着我们的伤员正在路上走着。当时是秋天，小路两边的庄稼很高，我们前面是一辆3匹马拉的车，车上的袋子装的全是粮食。突然，国民党的飞机来了，一顿机枪扫射，把前面拉车的一匹马打死了，车子翻滚在路上。我们搀着伤员赶紧往高粱地里躲。那长长的弹壳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五

我是1948年跟史骥结的婚。1946年12月，24岁的史骥跟随张仲瀚、曾涤率领的干部大队赴山东组建新军，时任第1团（第16团）第2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大西北战场参加了延安反击战、宜瓦反击战、黄龙山反击战、西府行动、澄合攻坚战、荔北攻坚战、永丰镇攻坚战、陕中作战、扶眉作战、陇青作战等共计大大小小46次战役，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新疆南疆铁路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农林局副局长、自治区农垦总局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和兵团顾问。

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是在山西，正赶上部队休整。那个地方刚解放，老乡特别热情，我在老乡家生完孩子，老乡便用牛车拉着我，悄悄把我送到了后方家属队。

1949年11月，部队抽调一些骨干进疆，到起义部队“掺沙子”。我们和刘一村、田毅夫妇从酒泉同坐一架飞机到了乌鲁木齐。一下飞机，雪厚得很，我们穿着皮大衣、厚靴子，路都走不动。我被分配到起义部队第74团，在老满城，离乌鲁木齐不很远。

六

1949年12月，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向驻新疆部队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驻新疆部队11万官兵开始向天山南北的戈壁滩进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新疆屯垦戍边的序幕，史骥率领的部队也加入其中。

过了春节，我所在的部队经过诉苦大会、思想教育会，就拉着爬犁到垦区开荒去了。当时垦区是一片荒漠戈壁，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白水煮玉米和麦粒，没有菜吃，睡的是露天房。当时起义部队排以上干部大都带着家属，为了部队思想稳定，于是成立了家属队。我被调到第25师留守处家属队当队长，给这些人进行思想教育，组织她们学习党的政策。我们女兵穿着大土布灰衣服，脚上穿着毡筒，那些官太太穿着旗袍，背后笑话我们是土八路。

半年后，我分到垦区第74团卫生队当指导员，待了1年左右，每天都是劳动。那里距乌鲁木齐有300多公里，荒凉得很，野猪多，狼也多，我们住在地窝子里，生活很艰苦，没有肉吃就打野猪，吃野猪肉。

新疆蚊子多，多到用手一摸脸就能划拉下一把来，但艰苦的环境没有熄灭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从踏上新疆这片土地那一刻起，我们就跟它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数千公里之遥的山东出生入死，奔赴至此，手持刀枪戍守边疆，拿起镰刀、铁锨建设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扎根边疆，这些都源于最初党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火种。我们热爱祖国疆域内的每一寸土地，决心要用毕生的心血去保卫和建设它！

七

史骥和他的第74团进驻的第一个垦区是沙湾县小拐垦区。史骥亲自勘查土地，调查水源，制定规划，和战士们一起肩负纤绳，拉爬犁，运片石，筑公路，挖河渠，开荒地，搞畜牧。官兵们艰苦创业，当年就造田13000亩，收获粮食250万斤，还养殖了数千牛、马、鸡、羊，种了大片瓜果和蔬菜。

创建奎屯这座城市，是史骥在屯垦戍边事业中最有远见卓识的大手笔。奎屯原名叫“奎暾”，蒙古语中是“寒冷”的意思。史骥在新疆乌苏县政府办公室接洽购粮时，新疆地图上乌苏以北奎屯河尾部有个叫“车排子”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车排子是个地多人少的地方，如果有水，种几十万亩土地是没问题的。得知这一情况后，史骥喜出望外，立即报师领导，请求批准第74团分批移驻车排子，一个新的垦区就这样被史骥发现了，后来就有了“奎屯市”这座新城市在祖国版图上的诞生。

1950年部队布点小拐，开发车排子。农7师师部由偏僻的炮台搬迁到奎屯，之后造纸厂、发电厂、针织厂、化工厂、印刷厂等十几家工业企业相继在奎屯建立投产。到1964年，奎屯城区人口达到27000多人，发展成边疆集工、农、商、运等综合一体的新型城市。197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边陲小镇奎屯正式设市，揭开了它发展历史上新的一页。

八

1952年底，组织上批准我到新疆军区速成中学学习，主要是补文化课。我参军时只上了几年学，还想再学习，学习文化知识一直是我心里最向往和渴望的。两年后，我又到自治区速成中学学习。1957年毕业后，我考上了甘肃武威农学院。当时我已经有了4个孩子，小的才3岁，都是全托，这时候大的孩子要上小学了，家里无人照料实在不行，史骥在农7师当政委，工作非常忙，根本顾不上照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同意我去上大学，我就想把档案要回来，看是否能上乌鲁木齐医学院，可学医要6年，时间太长，最后就没上成大学。年底我回到师里，分配在农7师的七一中学当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一干就10多年。

“文革”前兵团分来一批大学生，其中有的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水平都很高。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任教的大学生很少，我就尽量争取大学生到学校来当老师，这是我用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为了让他们安心在边疆工作，生活不单调，有事做，我们就利用寒暑假期搞文艺节目，演过《杜鹃山》、《江姐》、《最后一幕》、《雷雨》几个大戏。

“文革”开始后我被打倒了，下放到地里劳动拔草。等我“解放”时，兵团已经解散了。伊犁州教委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在奎屯重新办一个伊犁州教育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学生多是少数民族。后来学校升格，成了教育学院。我在那里当了三四年书记。“文革”结束后老史调到自治区计委，后来又到农垦局工作，我到林业厅工会当了副主席。兵团恢复后我回兵团，担任兵团工会组织部部长，直到1989年离休。离职后，组织上让我搞兵团离职妇女干部联谊会，一搞就是十几年。我又参加了几个群众组织，什么老军垦合唱团、气功学会、老年体协等，上了6年老年大学，在全国老年函授大学（新疆分校）学习了3年，学的是国画，星期天上课，拿到函授大学毕业证书，总算把年轻时没上成的大学给补上了。

人民军队把我从一个童蒙无知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战士。回忆时光岁月，深感生命的价值在于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革命者的脚步和对光明的追求。这一生我无怨无悔，我的人生因我的付出和追求而丰富多彩！

（李宝华口述，姜金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