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用青春谱写一曲红色乐章

一

我是河北蓟县张家庄人，娘家是个普通商人家庭。祖父在世时家境还可以，有几十亩地、许多牲口，还雇着长工。爷爷掌管一家大皮货店，那时候叫“掌柜的”，实际上就是东家雇来的职业经理人，一直干到老年才回老家。

我对共产党的热爱是从小学开始的。那时我是女生组的儿童团团长，我叔叔李更生的儿子是男生组的儿童团团长，老师经常带着我们两个人去参加会议。

带我去当兵的是叔叔李更生。他在北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跟父母说一个同学在延安，让他也去，但是父母不同意。他就跟我婶子说。婶子回娘家借了20块大洋，做了两双鞋，给他筹集路费，帮他去了延安。

这一走很多年家里没有任何音讯，婶子自己带着孩子在家苦熬，也不说他去了哪里。1946年冬天，叔叔突然回到家，爷爷才知道他去当了八路军。回家之后，儿子都不认识他。叔叔第一次回家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小通讯员，叫黄救黎，湖南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他跟我讲了好多打鬼子的故事，让我特别羡慕。

在此期间，我的一位表姐放弃了小学教员工作，参加了解放军。看到表姐一身崭新的灰军装，既神气，又漂亮，我羡慕极了，更坚定了要参军的决心。

1947年春天，叔叔又回到家乡，把我带到山东阳信，参加了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一起出来的还有叔叔的儿子李仕环、我的堂姐李曙和村里其他11个伙伴。

二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特地给我做了一大碗我平时最喜欢吃的鸡蛋羹，吃了早饭，我兴高采烈地跟着二叔李更生和伙伴们离开了家乡。那时候教导旅招到的全是男兵，我和堂姐李曙便成为部队招到的最早的两名女兵。

当时我们年纪太小，虽然说是去参加革命，但是对于革命是做什么谁都不懂。部队里有个姓袁的教员，天天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唱歌。他教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另一首歌是《运输队长蒋介石》，唱的是我们打了胜仗，从老蒋手里缴获武器的事儿；还有《鱼水情》，唱的是军队和人民鱼水一样的情谊。

我们在阳信县大概住了3个月。大约5月份，部队移防到庆云县。这个时候部队陆续招了许多女兵，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头一次练习晚上紧急集合，提前通知了，我们几个女兵就商量，晚上不把背包打开，也不脱衣服了，睡到集合的时候直接背起来就走。

后来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到了操场集合之后，领导突然又让我们当场把背包打开，在规定时间内再把背包打好，搞得大家手忙脚乱。有好多人过了规定时间还打不起来，只好拿绳子胡乱捆一下跟着大伙一起跑。

10月份，部队开始向西开拔，走了大约半个月，我被分到旅卫生部药房。被分到药房的还有滕林和董惠华。当时卫生部部长叫黄陞仁，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三

旅卫生部不是后方机构，平时紧随部队行动，要和战士们一样行军，宿营时还要给伤病员打针发药，打仗时就更是忙个不停。有一次，张银、陈俊生和黄云卿3位营长先后负伤，治疗后留在旅卫生部，和黄陞仁部长同吃同住。他们不到后方治疗，坚持留在旅卫生部养伤，为的就是能够早日返回战斗岗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俊生营长。他脸部负伤，伤得很深，半边脸塌下去一大块。养伤期间，他每天照样同战士们一起行军，条件虽然艰苦，却非常乐观，经常讲战斗故事，还讲笑话，鼓舞士气。当行军又困又累时，黄云卿营长就唱起家乡小调“狗娃子来……，鸡娃娃来……”，加上他的湖南口音，不管能不能听懂，大家全被逗得捧腹大笑，疲劳一下子也就忘了。

那时候药品很短缺，一些治外伤的药就得我们自己配，比如龙胆紫，就是现在的紫药水，都是我们自己学着配的。

进口药上写的都是拉丁文，医生开处方也写拉丁文。干司药看不懂不行，所以我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还得学习拉丁文。晚上宿营的时候，我抓紧时间学几个药名，白天行军时一边走着一边背，休息的时候赶忙找个树枝在地上划拉。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过黄河时我自己就能够独立工作了。

刚出山东接近山西的时候，在一个叫“石埠”的村子，遇到敌机来轰炸，我们学生队有大赵、小赵堂兄弟两个，年龄只有十五六岁。飞机用机关枪扫射的时候打中了小赵，小赵当场牺牲了。那时部队还没有参加过正式战役。

我那时年纪还小，不知道飞机能飞多快，因此心里特别生气，心想：我都走一夜了，怎么飞机一眨眼又追上来了？

过渭河的时候，敌机又飞过来了，对着正在过河的那部分人又扔汽油弹又扫射，当场牺牲了一个小司号员。他是头部中弹，整个人都成了红的。河对岸人看不清楚是什么，只看到河中央鲜红一片，很着急，不停地喊：谁的红包袱？谁的红包袱？赶紧拿走，目标太大了！

我们前面的部队也遇到敌机扫射，有个战士被打中，内脏大出血，我们马上实施紧急手术，但由于伤势太重，没有抢救过来。那时候做手术很简陋，借老百姓一间房子，弄个台子，铺上被子，上面再铺上白单子，就成了手术台。老百姓住的都是土房子，会掉灰尘，因此手术室的人都带着大白布，四角系着绳子，往墙上一钉，挡住屋顶，就是防尘设施。

四

我们打的第一个战役是安邑运城战役。独6旅打得很好，兄弟部队都说山东兵能打，山东兵勇敢。虽然都是新兵，但是训练时严格要求，上了战场之后都是英勇的战士。独6旅首战就打出了威风。

后来参加的战役、战斗就没数了。西府战役中我们打的是宝鸡，回来时国民党军反扑，我们急行军7天7夜，没能够正儿八经休息1天，战士们困得没有办法，走着路就睡着了，摔倒了就醒了；也有战士走着走着，掉到山沟里摔死了；休息的时候，就在老百姓的田地里一倒，觉得好幸福。

瓦子街战斗时，打死了国民党第29军军长刘戡，我们把他的尸首放到一个窑洞里面，捎口信儿给国民党，让其过来收尸，同时还得雇老百姓的车，把俘虏的军官家属送到其想要去的地方。

我们司药部有个小不点儿，大家都叫他“小白”，山东人，是马司药长的通讯员。小白非常勤快，人特别好，后来在西进途中失踪了。那时候整天行军打仗，人困马乏的，走着走着，人就打瞌睡，甚至走着路能做起梦来。

西府战役中我们打下宝鸡，很快又撤了出来。宝鸡有一个很大的装备库，里面都是武器弹药，抢出来的枪支弹药，人人都背上了一些，我们女兵力气小的也会背几块炸药。离开宝鸡30里后，断后的战士把装备库给炸了，当时我们在前面已经上了山，回头一看，还能看到一片火海。

那场战斗我们卫生部损失最惨，丢了一个休养连。撤退时他们走不动，没来得及撤出来，宝鸡就又被敌人占领了。

五

1948年8月，独6旅参加壶梯山战斗，全歼守敌1个团，俘虏了敌团长。战斗刚结束，我和纪淑英一起赶往前方。当时正是中午，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还有不少牲口，活着的四处乱跑，受伤的趴在地上，打死的四脚朝天，由于天气炎热，肚子胀得鼓鼓的。

我们路过一个土地庙时，看到里面有一条腿在动，好像有人，便齐声喝道：“不许动！快出来！”听到喊声，一个国民党兵颤抖着走出来，乖乖当了俘虏。我们仔细一看，那个人腿上还负了伤，就问：“还有没有人了？快出来！”从土地庙后面又出来一个敌兵，也负了轻伤。

我们俩当时只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却一点也不害怕，而且没有忘记解放军的俘虏政策，用毛巾给他们的伤口做了包扎；看到他们很饿，我们又掏出身上带的馒头干给他们，两个俘虏赶紧吃起来，表现得很老实。

后来，部队休整的时候我们去休养连剪头发，有个战士老看着我们笑，我很纳闷，就问他：“你笑什么呀？”他说：“你不认识我？”我说：“不认识。”他说：“你忘了？你还给过我馒头干吃。”我恍然大悟，也笑了，说：“哦，原来是你呀！当时面黄肌肉，现在红光满面的，真是不认识你了。”

过了黄河，进入陕西，只要进村宿营，村里的大妈、大嫂见到我们就问：“有大没有？有妈没有？”我们说：“有，我们出来是参加革命的。”她们也不懂什么是革命。也有的人问：“部队还用你们这些女娃娃去打仗？”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做其他工作呀！”她们很好奇，问：“啥工作啊？”我们说：“打仗伤了人，总要有人管呀。”

陕西老乡对待我们特别热情。有个夏天的晚上，部队行至陕西周至眉县的村庄宿营，有户人家的大嫂端出晚上剩的稀饭给我，说：“喝吧，夏天喝着凉凉的。”喝了之后，我感觉又香又甜，真痛快啊！晚上不管住在谁家，那些大嫂、大妈总会找些东西给我们吃。她们把自己种的豌豆煮熟了，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给我们吃。她们也会把养的蜂蜜割了给我们吃。1948年春，部队进入黄龙山区。我和许多在平原地区长大的新战士第一次见到了大山。我看到山下小溪潺潺，漫山遍野盛开着粉红色的山桃花，小松鼠和野山鸡在树林间跳跃、飞动，时隐时现。这景致让我感到仿佛来到了童话仙境，一下子把饥饿和疲劳全都忘掉了。山里很少见到人家，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但是，黄龙山区非常穷，部队只征到一些玉米，于是分给各个班组，在脸盆里面煮，嚼玉米粒儿嚼得腮帮子都疼了也吃不饱。荒山里有的是枯树，我们就弄来当柴烧，渴了就捧小河沟里的清水喝。眼看着这山头跟那山头近在咫尺，可是走两三天也走不过去。

晚上露营，因为是春天，找不到干草，就直接倒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几个女同志挤在一块，睡着睡着就会冻醒。我就是那时候落下了胃痉挛的毛病，一直到现在也不能吃凉东西；要是喝上一口凉水，胃马上就会疼起来。

我们从西府回来到韩城时，大家都病了，我也病了。这时候药房只剩下我一个女同志，男同志们把我放在老百姓家里躺着，也不方便照顾我。有天下午他们叫我，没听到我吭声，赶紧叫来房东大妈，把我从屋里抬出来，放在房檐底下扎针放血。好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力气了，便想去药房，结果刚一出门就跪倒在院子里。

六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正好走到兰州，部队便停下来做了短暂庆祝。我和几个当地新入伍的小战士还一起表演了节目。

这时候我调到卫校去学习，说是学习，可一直在行军，学学停停，一路走一路学，比如我们要学维吾尔族语和俄语，不学俄语进疆之后就看不懂苏联药物，不学维吾尔族语跟当地人就没法进行交流。

进疆时开始坐车，到哈密后改步行，过火焰山的时候看到山上的石头全是红的，另一边则是白茫茫的，也不知道是砂石还是盐碱地。

过沙漠的时候，茫茫戈壁滩上渺无人烟，看不到1户人家。部队没有烧的，就只能边走边捡柴火，有骆驼草、芨芨草。骆驼草很大，像撑开的伞，根扎得很深，上面满是刺儿，你想抓都没地方下手，把手都扎得烂糊糊的。有人便想了个法儿，拿镐敲烂，挖出来烧火做饭。做饭的时候挖一个坑，支上行军锅。有一辆车专门负责给部队拉着粮食。

我们医训队有些在甘肃兰州附近刚参军的女学生兵，因为途中没有水，她们也不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等到终于有地方有水了，洗完头之后，盆底上布满了“黑芝麻”。

过星星峡时特别冷，我冻得手发木，连裤腰带都解不开。到了晚上，星星峡风大得连帐篷都能掀开。进了新疆之后，我们学习没有教室，就去寻找那些废弃的城墙砖盖教室，背砖背得棉袄开了花，后背也磨破了。

七

我是1949年5月结的婚，爱人叫贺盛桂，江西永新人，老红军，原来在第359旅当参谋长，到山东扩军后担任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副旅长，结婚时任第6师副师长。

解放西安以后，当时供应部的旷政委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打完仗我还要回老家哩，不在外面找人结婚，结了婚就回不了家了。旷政委说：“革命者四海为家，你怎么老想着回家，你们老家有什么好的？”就这样，我和贺盛桂结了婚。

进疆后不久，老贺调到第2军当参谋长，我们各自住各自的宿舍。他的宿舍里没有我的东西，我的宿舍里也没有他的东西。我只是星期六的时候回到他家里，一个布衣包当枕头，里面装着自己的几件衣服，既是包袱，又是枕头。1951年，我从新疆调西安办事处工作，老贺正在南京军事学院上学，我们仍然分居两地。

1952年夏天，老贺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后勤学院指挥组织系当主任，我分配在后勤学院院务部做财务工作。那一年，我们才算有了自己固定的家。后来老贺任副教育长，退休之前是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病逝。

过去习惯了行军打仗，不能带多余的东西。解放好几年了，思想也没有转过弯来。刚到北京报到那天，总后派两辆车去接我们，但是我们除了几件衣服、几双鞋子，什么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带被子过来，接我们的人特别惊讶，问我们：“东西呢？”

我生养了两儿两女。两个女儿都是军医，大儿子从海军航空兵俱乐部主任岗位上退休，小儿子在房地产公司做技术工程师，两个儿媳也都是军人，可以说是军人之家。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战士，更不会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

（李星口述，彭彦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