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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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枪痕

她那缓缓中略带磁性的声音,犹如穿越时空的咒语,把我带到战火纷飞的倥偬岁月,不经意间揭开了一段渤海铁军波澜壮阔却又鲜为人知的西征传奇。

我第一眼看见梅有财,便认定这个貌似木讷的老人身上深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和故事。

那是2007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悄然来到位于鲁西北平原的宁津县城。那段时间,我正夜以继日地赶写记述我父亲所在部队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战斗历程的纪实文学《无字碑》。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渤海铁军艰苦卓绝的光辉业绩,我已经数次来到当年渤海老区的腹地,寻找这支英雄部队为数不多尚在人世的老战士们。

那天黄昏,我刚刚入住宁津宾馆,父亲的老战友范清章便闻讯而来,身后还跟着一位陌生老人。

范清章是土生土长的宁津人,1948年“大拥参”时入伍,先是编入渤海二分区新13团,济南战役后随新13团划归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第29师(后改编为第28军第83师),补充到我父亲所在的第5连当卫生员,那年他刚满16岁。当时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役越打越大,兵源严重不足,于是很多地方武装纷纷升格为野战部队。时任新13团第3营第9连副指导员的宋清渭也在那次随团归建到第10纵队第29师,然后随军征战,南下福建,40年后荣归故里,担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德州籍老兵的自豪和骄傲。

父亲在世时常讲:范清章心直口快,古道热肠。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师卫生队当医助,因为看不惯地方刮“五风”,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遣回原籍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待到平反昭雪,已是白发暮年。好在时逢改革开放,他便重操旧业,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虽然收入不多,倒也逍遥自在。

70年代初,我父亲从福州军区病休回到山东,范清章听说后,几次前来探望。那时交通很不方便,长途汽车要颠簸几个小时,但他不顾旅途劳顿,每年必到,不醉不归,战友情谊可见一斑。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交往却从未中断。我在撰写《无字碑》时,他曾热心地在宁津县找到几位父亲的老战友,向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手机的普及,联系便更加频繁,叙旧自然必不可少,但更多地转为替父亲的老战友们求助,搞得我一度手机上显示他的号码便心惊肉跳。这次他不请自来,还带着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不知又大包大揽了什么难缠的闲事。我心里埋怨着,不由得多瞥了那老头几眼。

那老头年纪有80岁,个子很高,骨架很宽,虽然严重驼背,但也依稀看出年轻时十分健壮。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右眼大,左眼小,使人感觉怪怪的。他进门后就低着头躲到范清章身后,越发显得卑微猥琐。更为滑稽的是,虽然屋内暖气温度超过20度,他却捂着一顶脏兮兮的破棉帽子,任凭汗珠子顺着面颊淌进脖颈。范清章几次让他摘下帽子,他都说不热。后来范清章趁其不备,干脆一把将他的帽子抓下来,露出稀疏却梳成三七开的发型,我差点没喷出笑声。老人下意识地想捂住脑袋,又觉不妥,那手停在半空,放也不是,举也不是,满脸窘态。看到范清章在一旁怪笑,他似乎有点恼怒,左眼突然魔幻般睁大,不易察觉地放出一缕寒光,瞬间又恢复常态。我无意中看见那个眼神,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范清章却不顾忌他的感受,与我寒暄几句,便开门见山切入了正题:

我这老哥是城西梅庄的,他爹做梦都想发财,给他起了个大号叫梅有财,可这姓不吉利呀,姓梅叫有财,连起来叫不就成了“没有财”了吗?有财小名叫簸箕,是他娘起的,指望着他把金银财宝都搂家里去。可你看看他这双蒲扇一样大的手,手指头硬邦邦像小钢炮,什么也搂不住呀,活该他老梅家祖祖辈辈受穷。

1949年正月,有财参加了宁津县民工团,跟随大军南下。渡江战役前,他分配到我们团。那时你父亲在机炮连当指导员,我是连里的卫生员。大家都是德州老乡,很快就熟悉了。

上海战役打响后,我们团在刘行遭到敌人钢筋水泥子母地堡的暗算,两天两夜没把国际电台拿下来,损失巨大,光我们连就牺牲了六七十人。

5月17日,我们团开始二打刘行,爆破手们向地堡群逼近,敌人的火力太猛,担任掩护的机枪手接连牺牲了3个,爆破手被压制在开阔地带,进退两难,十分危险。危急时刻,正在抢救伤员的有财从地上捡起机枪,一顿猛扫,压制住敌人火力,爆破手趁机冲上去,炸掉了碉堡。你父亲后来夸他胆大心细,枪法准确,有过硬的军事素质,要将他补充到连里当机枪手,只可惜他的右胳膊在战斗中被炮弹片崩残了。这些年有财日子过得挺不容易,大儿子有点愚,50多了还娶不上媳妇。不管怎么讲,他也算跟你父亲当过兵,你看能不能找找民政局,办个残疾证,他将来生活好歹也有个保障呀。

我心里埋怨范清章多事,不知从哪里又给父亲杜撰出一个民工战友;退一步讲,即使此事当真,试想一个农民工竟然能在3位机枪手先后牺牲的情况下,“捡起机枪,一顿猛扫,压制住敌人火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我暗笑范清章为了给梅有财讨要困难补助,竟然编出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可又不好当面揭穿,便让梅有财伸出右手,胳膊果然僵硬,无法弯曲。我问民工团返乡时为什么不去办残疾证,他说当时也没觉得耽误事,乡里补助了两升小米,过了几个月慢慢就养好伤了,谁知年龄大了伤口开始发作,下雨阴天稍一用力就痛得钻心。我又问是否去医院鉴定过伤残等级,他说年头太久,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伤,无法鉴定。我说最关键是谁能证明这伤疤是打上海时落下的,范清章说他和我父亲能够证明。我连连摇头,伤残起码需要两个以上证明人,而我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不能算数的。范清章当时就急红了脸,要以党性担保,绝对没有半句假话。我只得耐心解释道:“伤残鉴定政策性很强,空口无凭,只重证据,这事恐怕只能从长计议。”

梅有财看出我并不相信这事,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便起身告辞。就在他低头戴帽子的工夫,稀疏的长发散垂到前额,露出百会穴上一道深深的疤痕,那疤痕泛着阴森的青光,就像一条张牙舞爪的蜈蚣趴在头顶,异常恐怖。我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好深的伤疤!

梅有财急忙解释说是小时候爬树时被树枝划破的。没等我再问,他就拉着范清章匆匆而去。

我的心怦然一动,那伤疤从脑门正中向后延伸足有两寸长,根本不可能是树枝划破的。梅有财平日留着怪怪的分头,分明是为了掩饰这道扎眼的疤痕。

仅仅是为了美观吗?显然不是。一个年过8旬的农村贫困户连温饱都未解决,不可能有闲情逸致精心打扮这张风吹日晒的老脸。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道伤疤记载了梅有财尘封多年的难言之隐。

转眼过了清明,我再次到宁津县出差。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不时浮现出梅有财头顶上那道恐怖的伤疤,耳边一遍遍回响着我父亲对他的评价:“胆大心细,枪法准确,有过硬的军事素质。”我在撰写《无字碑》过程中,采访过众多身经百战的老兵,其中不乏具有传奇经历的战斗英雄。战例和常识告诉我,如果没有两挺以上轻重机枪同时射击,是很难压制住上海刘行外围防御阵地钢筋水泥地堡上下两个射孔的火力;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担架队员来说,在接连牺牲3个机枪手的情况下,要想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这一切千真万确,那他一定曾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可令人费解的是,梅有财既然现在生活极端窘困,那么为何又刻意回避和掩饰这段有助于获取伤残补助的战斗经历?

好奇心折磨得我彻夜难眠。

我是科班历史专业的学生,真正的历史学者都是一根筋:发现疑点,极力求证,事实越模糊,就越痴迷于弄清真相,如同吃了大烟欲罢不能,或者叫“不到黄河不死心”。很不幸,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一根筋”。

第二天清晨,我不由分说拉上范清章,直奔梅有财老家而去。

梅有财家住城西10多公里的梅庄。这个小村柳树甚多,村里村外,绿荫蔽日,尤其是夏秋时节,远远望去,恰似橙黄的田野里支撑起一把把巨伞,衬映着天边的浮云,颇有诗意。

宁津人自古便有栽柳的习惯。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燕王朱棣扫北,大军所到之处,片甲不留。一日途经宁津城北青龙镇,见一农妇抱大携小,逃于荒郊,有位军官甚感奇怪,便问其故,答曰:“抱者继子,携者亲生。”军官感其义,令其门前插柳为记,可免一死。农妇回村后遂遍告邻里,于是家家插柳。次日周边村庄果然皆遭涂炭,唯有该村躲过一劫。从此,青龙镇改名“大柳镇”,家家户户便有了开春栽柳的传承,最初只是为了纪念农妇义举,后来慢慢演化为一种乡土习俗和心灵寄托。

梅有财对我的来访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只是不停地搓着双手憨笑。他老伴虽然年过8旬,但耳聪目明,谈吐得体,倒像是见过世面的女人。有财家的院子不大,3间土坯屋已很破旧,冲门是张八仙桌,墙上两个塑料相框里挂满照片,其中一张黑白照片里有对青年男女,依稀看出是梅有财和梅大娘,初看没有异样,但仔细观察,就瞅出了问题。过去农村人照相讲究男左女右,照片中却是男右女左,而且两人相距甚远,再则有财一身戎装,显然是个军人;尤其蹊跷的是,紧贴着梅大娘左胳膊的地方被齐刷刷剪去一块;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照片的左上角都有日期落款,这张照片却是一片空白。

我便问这张照片是哪年照的,梅有财回答是刚解放时照的。这个答案很有意思,通常我们说大陆是1949年解放,而宁津县早在1946年便已经是解放区,那么梅有财所说的解放是1946—1949年期间的哪一年我无法判断。我又问照片左边为何剪去一块,有财支支吾吾回答是抽烟时不小心烧焦了,剪齐为了好看。我明知他在搪塞,又不便点破,正要转移话题,不想有财8岁的重孙子在一旁高声说他知道剪去的那一半照片藏在哪里。没等有财拦住,孩子便吱溜爬上炕沿,手脚麻利地打开炕箱,从箱底捧出一个精致的木制首饰盒,打开盒盖,翻出半张照片,殷勤地递到我的手中。

我把两张半截照片对齐,果然是一张完整的照片。原来紧挨着大娘左边坐着一个光头小伙子军人,再向左还站着一个老头,和这位光头军人十分相像,一看便知是爷儿俩。4个人放一起就看出了门道:光头军人和梅大娘紧挨着坐中间,明摆着是主角;老头和有财一边站一个,显然是陪衬;剪去照片的左上方果然发现了落款日期——1947年10月于德州。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疑问:难道1947年10月梅有财曾经是军人?可为什么1949年5月又变成支前民工团的担架队员?从照片座次及几个人的神态表情看,梅大娘和光头军人更像是夫妻,可为什么又要把他剪掉并藏匿起来?众多疑问在心里翻腾着,我竟脱口问道:“他是谁?”

老两口面面相觑。半晌,有财支吾道:“那是俺从小一块长大的堂弟,叫梅有田,参军打老蒋牺牲了,他爹只有有田一棵独苗,无依无靠,俺从小没爹没娘的,就把他当亲爹伺候着养老送终。现在人老了,看见照片就想起过去的事情,心里难受,便藏了起来。”说罢,他便岔开话头,再不提此事。

留下吃午饭是临时决定的,我是想寻机进一步窥探梅有财的秘密。有财很高兴,拿出半瓶宁津自产的“又一春”白酒。我胃不好,从不饮酒,他略有遗憾,便与范清章对饮起来。酒瓶很快见底,两位老人都有点小晕,便黏黏糊糊讲起战争年代的往事。

范清章说我父亲当年是神枪手,使一把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指那打那,百步穿杨。梅有财却说指导员从来不使短枪,上了战场最喜欢用汤姆逊,那家伙火力猛,败火。范清章又说当年他背的小马枪缺零件,一上战场就卡壳。有财说那枪没毛病,是你太紧张,5发的弹匣你老压6发子弹,子弹弹不出来,不卡壳才怪呢。范清章有些不服气,说你端的是歪把子自然不卡壳,一扣扳机,一梭子出去,那叫一个痛快。梅有财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听你就是外行。歪把子枪管热了最爱卡壳,打刘行俺使的是捷克式。”范清章强词夺理道:“反正就你小子运气好,前面牺牲的几个机枪手把地堡里的敌人打懵了,你小子捡了现成便宜。”梅有财振振有词道:“捷克式是20发子弹弹匣,牺牲的机枪手是新手,打完了子弹才换弹匣,地堡里的敌人乘他们换弹夹时反击,这才要了他的命。有经验的机枪手往往不等弹匣打空就换弹匣,这样敌人摸不清你的射击规律,不敢轻易还击,这既确保了不间歇火力压制,同时也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听话听音,这梅有财当年哪像抬担架、推小车的民工团队员,分明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特战队员。

范清章哑口无言,恼羞成怒,一把抓下有财头上那顶破棉帽:“奶奶的,你本事这么大,怎么还让俺来求咱大侄子?”梅有财顿时满脸通红,半闭着的左眼突然睁开,射出一道寒光,可瞬间又耷拉下眼皮,嘟囔道:“是你非拉着俺去的。”

说话间,有财的小儿子从外面回来,进门就嚷:“邪门了,那人又悄悄来上坟了。他还真准时,隔两年来一次,不是7月15就是清明节,再不就是俺爷爷的忌日。这次供的还是驴大肠,看样子知道俺爷爷好这一口。也不知是谁这么孝顺,不会是俺有田叔显灵吧?”

梅大娘把脸一沉:“胡说!你有田叔都死了几十年了,显什么灵?这是你爷爷一辈子积德行善有人缘,十里八里还有人念着他的好呢。”

梅有财显然曾经是军人,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名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的老兵,可为什么又脱离部队变成地方的担架队员?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一直刻意回避这段当兵经历?既然梅有财能为堂弟梅有田的父亲养老送终,说明他和梅有田关系非同一般,可为何又不愿让后人知道梅有田的存在?梅大娘和这两个男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6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让梅有财如此难以释怀?

离开梅庄,我带着满腹疑问请教范清章。

范清章同样也是一头雾水。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梅有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梅有财有过当兵经历。他们两人是在大军南下途中相识的,此后几十年交往并不多。范清章就是个热心肠,偶然得知梅有财身体不好,日子拮据,便四处托人找关系想给他弄点困难补助。不过范清章说,他依稀记得1947年渤海区第一次掀起“大拥参”热潮时,宁津县村村发动,户户报名,曾经将几千翻身农民送到庆云县训练,后来这批新兵编入哪支部队,又去了哪里,便不得而知。

那几年,因为撰写《无字碑》一书,所以我对解放战争期间渤海军区的部队番号及其走向十分熟悉,却第一次听说1947年宁津县“大拥参”时一次走过几千新兵。后来我在庆云县采访华野第10纵队老战士时,专门请教过时任庆云县史志办的毛琳主任,她长期致力于庆云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也只是模糊听说1947年庆云县似乎训练过一批外来新兵,但同样不知晓这支部队的来龙去脉。

那么,这支在庆云县集训的神秘部队是否就是梅有财曾经所在的部队?集训之后又开拔去了哪里?党史、军史上为什么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梅有财闭口不谈这支部队和他从军的经历?

这一连串的疑问勾起我更加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欲罢不能。

夏去秋来,我每日忙于繁杂事务,曾几何时,甚至一度中断了《无字碑》的创作进程,对梅有财的事情也就渐渐淡忘。直到有一天,范清章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梅有财病倒了,而且十分严重,希望我能抽时间一起去探望。

那日午后,我和范清章再次来到梅有财家中,他躺在炕上刚刚睡着。几个月不见,老人变得枯瘦如柴,判若两人。梅大娘说他近期总是腹泻,开始以为是天气渐凉导致,后来越闹越厉害,浑身无力,吃不下饭,这几日已很少下床。医生诊断后结论是:枪伤复发导致肠道病变。

枪伤复发?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梅有财头顶那道蜈蚣状的疤痕,可头顶上的疤痕也不至于导致肠胃功能病变呀。

梅大娘看出我的疑惑,叹息一声,轻轻挽起有财的右裤筒,露出右腿肚上一块铜钱大的疤,解释说:“这是三八大盖留下的枪眼。”又掀开他左肩部衣服,只见肩胛骨处凹进茶杯口大的一个坑,低声道:“这是炮弹皮子崩去一块肉。”接着拨开他头顶的长发,喃喃着:“这颗子弹再低一点就要他的命了。”最后慢慢解开他的衣扣,裸露出整个胸膛。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只见梅有财的小腹部有个碗口大的疤,狰狞得像一个恶鬼的嘴脸,看了让人心惊。梅大娘则是出奇的平静:“这是手榴弹崩的,当时肠子流了一地,他自己又塞了进去。”

看完伤口,我们蹑手蹑脚来到外屋,梅大娘又说:“他身上大小伤疤共有7处,每到四更时准会痛醒。俺说你疼就叫出声来,会好受些,可他这人能忍耐,从不叫唤,实在受不了就咬着手、捂住嘴,鸡打鸣的时候才慢慢不痛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俺就这样每天陪着他坐到天明。”

屋里的空气凝固一般,寂静得可怕,我完全为梅有财的遍体鳞伤所震惊。过了许久,我打破沉默:“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隐瞒这一切?”

梅大娘轻叹一声,缓缓地说:“事到如今,俺也不再瞒着你们。有田是俺的第一个男人,1946年底渤海区‘大拥参’时,有财和有田都当了兵。一年后部队传回消息,有田牺牲了。又过了一年,有财悄悄回到了梅庄,脑袋、肚子、小腿和肩膀上到处是伤,躺了几个月才算捡回一条命。俺说你为革命负了伤,政府就应该管你的生活,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坚决不去申请伤残补助。对于他和有田参军去了哪里、怎么负的伤,他从不对人讲,俺到现在也是蒙在鼓里。这几年他的伤口越来越痛,又没有钱去大医院。俺实在没办法,就寻思着能不能办个伤残证。胳膊没伤着骨头不算数,肚子上的伤算不算?俺打土改时就是妇女主任,积极了一辈子,但凡有点办法也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到老了,为自己的事找政府,丢人呀!”

我的心里十分难受,只能安慰道:“这些伤毕竟太久远了,要想重新申请伤残,首先要证明是和敌人作战负的伤,所以必须要把大叔当兵的情况一五一十讲出来。”

梅大娘道:“那就从俺和有田的婚事说起吧。俺娘家姓黄,小名叫柳叶,爹娘死得早,从小就到有田家当童养媳。日本人投降后,成亲的日子都订好了,可那年冬天,八路军359旅招兵队到了宁津,从此俺们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梅大娘抬起头,原本忧郁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光。她那缓缓中略带磁性的声音,犹如穿越时空的咒语,把我带到战火纷飞的倥偬岁月,不经意间揭开了一段渤海铁军波澜壮阔却又鲜为人知的西征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