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视角

关注日常实践的目的之一就是考察地域社会的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可以说是研究“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这两个主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即社区民众依据基层知识、组织主动参与地域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以此实现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乡村社会的振兴。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事例“皮影戏”于2006年5月已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我们发现，关于乡村社会的原有传承，外部世界的一些话语顾虑皮影戏的传承或因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商业化操作抑或后继人员的缺乏而濒临消亡。同时我们又能关注到，在“原生态”和“非遗”话语体系中，皮影戏脱离原有社区在新的场域被重新诠释。此外，近年关于皮影戏的相关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重视从剧本、舞台、演出、文学、民俗、历史等视角探讨“皮影戏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特别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魏力群的《中国皮影戏全集》等一系列大部著作的出版以及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领衔的科研团队的诸多研究都有效推进了皮影戏的相关探讨。同时，我们认为，关注传承人个体及其新生语境的研究尚有拓展的空间。因此，本书拟采用“皮影戏传承人”这一案例来重点考察地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相关人员的日常实践，拟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手法，从日常实践、个人生活史、文化生成话语、公共性等理论视角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日常实践和生活世界。关于理论视角，本书将特别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1）关注传承人个体视角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考察传承人个体的生活世界、日常实践以及他们的心性意识，由此来考察地域社会的内生动力的可能性。本书将尝试通过日常实践理论来关注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方面，客体主义论者强调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受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的支配和制约，不重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主体主义论者则认为行动者的意识和观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源，因忽视社会结构及其规范作用而夸大了个体的能动性。为了消解这两者的二元对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结构化理论”（结构-行动-结构）曾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其观点强调社会结构的二重性，行动者既受制于结构又重塑着结构，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动力则来自行动者的“实践意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对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主体主义（个体行动）与客体主义（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认知的解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论及行动者个体的实践意识，这与前文所述的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有明显的共性。如前文所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认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再生产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可以说，实践理论否定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绝对支配性，而关注个体的选择和创造能力。

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个体的重要性，那是由于这一视角对于解读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外部世界有充足的有效性。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强调日常生活中弱者的战术（tactics）。德塞图认为弱者的战术是指“一旦看到空隙，他们就会把握机会并伺机而动”，以此来实现自我的战术目的。这一日常实践理论强调普通人以自我的方式创造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和能力，提倡普通人以自我的每日生活实践来应对外来的社会体系并开创具有自主性的行动空间。

此外，日本民俗学学者岛村恭则所讨论的个体的生存方法也是围绕日常实践的理论而展开。岛村恭则重视日常生活中个人的生存方法和智慧，他认为普通民众的生存方法是指“具有血肉之躯的个人把周边世界的各种事物作为资源，通过选择、运用来建构自我生活的方法”。同时，作为学术路径，岛村恭则和同为日本民俗学的学者中野纪和在各自的论述中指出关注个人行为和个人生活史这一研究手法的实用性。

此外，如前文所述，田边繁治将日常实践理解为“人的互动行为、语言、思考、记忆等日常生活的实践并不是过去的单纯再现，而是在各种场面能动地与社会保持联系并同时建构社会世界的一个过程”，强调个体实践对于二重性社会结构而言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另外，今村仁司则把日常实践切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可以命名为‘惯习性实践’，是非反思性和非自觉性的下意识行为。第二层面是虽有个别差异，但是属于具有自觉性和反思性的行为。在这一层面可以被认定为‘意识=主体’。”可以说，前者说明的是社会结构的规范作用，而后者解释的是行动者的自主性。综合田边繁治和今村仁司的观点，我们可以认识到日常实践的二重性。

以上的学者在他们一系列的论述中精细入微地讨论了日常实践的学理性，推动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化发展。从现有的有关理论阐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理论强调个体并非受社会结构或者历史传统的完全支配，而是在灵活运用内外资源的同时合理利用自我主观能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以及乡村振兴的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既受到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又不能完全被外界和“传统”所吞噬。他们应该或者如何利用智慧和策略来实现自我的日常实践呢？这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

2）关注新生语境视角

关于皮影戏的戏剧史或是戏剧形态的探讨，如前文所述，现已有颇为成熟的研究。而笔者拟探讨的是当下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语境下的皮影戏及其传承人，也就是说，笔者既不是把皮影戏置于戏剧发展史之中加以考察，也不是来考证皮影戏是什么这个问题。本书关注遗产化、资源化以及商业化等新生语境下传承人的日常实践，因而注重新旧语境下传承人处境和实践的异同点。

不仅关注文化事象，更要关注文化整体，是近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作为戏剧的表演，我们不仅注重文本还应该关注表演的过程和场域等文化语境。在皮影戏的传承和表演中，特定语境的变化对于表演的目的和形态都会产生较大影响。而表演场所的变更可以被认为是语境变化的一个典型。在当下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语境下，乡村文化的资源化话语和实践日益受到国家与市场的关注，乡村文化很有可能跨越原有的社区和语境，在新生场所（语境）以全新的目的和功能被重新解释或展示。

在新生语境下，乡村文化被开发和利用的现象早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对于新型语境下乡村文化的变异我们往往会有两种视角。其一是文化消亡话语，其二是文化生成话语。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在于把文化的变异看成文化的消亡还是新生。

198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者逐步反思片面诠释他者文化所引发的表征问题。当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相关学者，他的研究波及文化消亡话语和文化生成话语的讨论。克利福德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了这两种话语的区别和现实性意义。19世纪后期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是以帝国主义全球殖民扩张为前提的，克利福德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等著作中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批判性地指出近代人类学曾把文化的变异视为文化的消亡，并把记录和拯救他者“濒临消亡”的文化作为自我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文化消亡话语把他者的文化既看作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文化，又视为未开化的文化，意在强调西方和非西方文化的差异，记录非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停滞不前”和“未开化”的属性，以此来协助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在征讨文化表征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克利福德揭露了当时的文化消亡话语所带有的政治性和虚伪性，强调了这一话语可能引发的危险性。在以往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学者往往把文化发生变异的部分看作不纯之物，使用文化消亡的话语来记录所谓正在消亡的文化世界。然而与这种话语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就是，即使是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传统”。因此克利福德在《文化的困境——20世纪的民族志、文学与艺术》一书中提倡承认文化的生成现象，运用文化生成话语来撰写民族志。文化生成话语并不是漠视或否定文化的部分消亡现象，而是在记录和解读过去的“传统”的同时也正视文化的创造和新生现象。

但是，作为现实问题并非只要是新创造的文化就被盲目地承认和接受。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客体化、商品化现象也变得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把什么作为文化”，“谁有优先权表征那样的文化”以及“这样的文化解读和表述方式是为了谁的利益”，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成为思索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这是因为，关于文化生成和表述的问题受制于行政、市场体系，文化的创造和解释的主体、方式、目的等层面的考察又在非遗保护或乡村振兴的新生语境下具有现实的意义。由谁、为了什么目的、在怎样的方式下展开表征，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对于重塑乡村社会的向心力、守护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语境下，村落社会所共享的民俗经行政程序被指定为国家或省市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极有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可用资源。这使得民俗在更大规模的社区和市场上进行流通而成为省市、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公共文化。这就涉及公共性的构建问题。关于公共性理论，我们可以考虑它具有“官方认定的”“全民共同的”和“对外公开的”这三方面的基本特征。传统的社区文化一旦进入文化遗产的认定程序成为全民保护的文化遗产后，文化的共有和共享问题就不仅是村落社会内部的事情，也是全民参与考虑和建构的公共问题。然而在原有传承社区中的文化“继承了过去的历史、社会构造、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社会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这些变化的表现方式正是地方文化的地方性。”村落社会的地方性元素从原有的语境被注入大规模的社区和新生语境之后，原有的特定文化事象的舍弃、剥离或者新型的某种文化元素的注入和强加都将成为可能。此时，对于村落社会的村民来说，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塑地方性和共同性来守护自我想要的生活世界就显得至关重要。正如松田素二所言，“全球化的进展使得边缘共同体出现断裂现象，它还切断了民众的自我认同感使其成为流动状态，并将它们整合到单一的市场体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因其生活世界受到侵蚀而成为孤立个体的民众必须重构为了生存的共同体来防卫自我的生活世界。”皮影戏这一民间戏剧在进入全球化时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与村落社会的民众信仰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民众的共同性和自我认同感的塑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当皮影戏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后，它脱离原有村落社会而成为外部社会的一种文化资源。原有的村落社会的共同性由此而发生变化，皮影戏演出的目的、形态以及表演者的演技、认识也不断处于重整状态。其次，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表演者和村落的民众，给予他们重新建构和解释皮影戏、重塑自我生活的机会。探讨这些问题时，讨论文化消亡·生成理论和共同性·公共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

因此，在新生语境下，关注社区民众这一当事人的立场，讨论与非遗传承人和社区民众相关的诸多问题是本书所关心的另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