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1]载：那拉氏“为满洲著姓，其氏族散处于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及各地方，虽系一姓，各自为族”，包括尼马察、张、科尔沁、长白山、伊巴丹、伊兰费尔塔哈、布尔哈图、伊哈里、扎库木各地方的那拉氏家族。而叶赫那拉氏主体原系明末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叶赫部的王族，是满族除皇族之外在清代有很大影响的家族。努尔哈赤统一扈伦四部后，这一家族群体伴随清朝的历史发展而发展，除了王族金台石、贵族喀山等几支族外，还有大量平民支族主要散处于北方各地，生息繁衍，一直到今天。对于这一群体历史的研究向来比较零散，史料也不集中，但满族人的修谱风气之盛却是由来已久的，古往今来叶赫那拉氏族人在自己的谱书之中记载了大量的本氏族历史，这些珍贵的资料使叶赫那拉氏族谱从一个重要的实证角度浓缩了满族的群体历史记忆，与其他满族家族记忆构成了满族族群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础，它很好地承载了满族人的个性历史，这恰恰是我们在宏观民族叙述史学中常常惯性遗失的，但这些记忆怎能失去！正如定宜庄先生所说：“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2]研究其中的宗教信仰记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记忆、民族迁徙历史记忆、满汉文化交融的记忆以及道德生活记忆是当前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即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甚至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范式。在这里我们着重于谱牒资料中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诸如衣、食、住、行、家庭、节日、礼仪、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在史实与讹传、真实与虚夸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获得一种思路，这对于满族历史文化研究而言，也有极其重要的启发。
一 叶赫那拉氏族谱中体现的满族宗教信仰历史记忆
清入关后，满族宗教信仰越来越多元化，民间家祭逐渐代替了野祭，掺杂了官方提倡的佛教、道教等内容。而野祭形态仅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民间个别家族当中存在，而且有其独特的仪式、神谕和宗教伦理，是满族族群最为特殊的宗教信仰历史记忆。叶赫那拉氏满文《那氏谱单》所附神本为我们展示了清代吉林地区叶赫那拉氏萨满信仰中野神祭的内容与特色，作为个案，它对满族萨满文化的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它具体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祭祀之神多元化，寄托了图腾崇拜的满族萨满信仰。其次，《那氏谱单》所附神本祭祀的祖先神是那拉瞒尼，寄托了祖先崇拜的满族萨满信仰。再次，《那氏谱单》家谱中的“那拉瞒尼”是叶赫那拉氏家族的祖先神，而瞒尼神的原型则是祖先中的英雄实体，他们多数是氏族、部落的首领、酋长，生前均为本氏族的发展做出过特殊的奉献和贡献，这是对祖先的经历与业绩的记录和传颂，以此实现纪念的目的。在复习、强化群体记忆的同时，也完成了记忆的传承，使一代代人接纳了共同的群体记忆，体现了满族萨满信仰中独特的族群认同。最后，神本中的神辞崇尚长白山文化，寄托了满族及其先民慎终追远的族源信仰，这是满族文化中敬重大自然的一种宗教表现。
辽宁《叶赫那拉宗族谱》中记载了有关叶赫那拉氏家族的祭祀记忆，包括榆树祭、锁头妈妈祭、祖宗祭、背灯祭、梭龙杆子祭、孤柳树祭，带有鲜明的野祭特色，同时把野祭的程序融入宗族家祭程序之中。另外，谱中“托力”的神话传说，寄托了叶赫那拉氏族人万物有灵、祈愿家族平安的萨满信仰。上述祭祀记忆及神话传说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满族萨满信仰的研究内容。
二 叶赫那拉氏族谱中体现的满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忆
（一）关于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记忆
在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记忆研究中，以清朝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叶赫地方呐喇氏》《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布寨佐领世表》《叶赫纳兰氏族谱》《那桐谱单》《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为代表。其中《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对叶赫那拉氏著名的金台石一支在努尔哈赤灭叶赫部后其人民归属八旗编制的记载最为直观、详尽，纠正了诸多文献之误和史家错笔，是海西女真融入满族共同体的真实历史记忆；《叶赫纳兰氏族谱》及其续谱《那桐谱单》展示了叶赫籍朝鲜人的历史活动；《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向人们展示了东北各部落力量的“国初来归”，所有这些反映了在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加入的民族融合过程的集体历史记忆。
清朝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叶赫地方呐喇氏》是目前有关叶赫那拉氏世系源流最权威、客观的史料。它根据当时的档案和八旗满洲名门望族所保存的宗谱，共收录叶赫地方纳喇氏著名人物七十六个，从明末叶赫灭亡前后，截至通谱成书的乾隆年间，记有金台石、布扬古、苏纳等支族姓氏命名、归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时间、原籍何地、官阶及勋绩，记载世系少则七八代，多则十几代，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在后金建立前后叶赫族人加入满族共同体及其对清初统一与政权巩固的历史作用。
《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是目前所掌握的有关叶赫那拉氏世系源流最清楚，记述内容较全面的一部珍贵史料。在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中，与努尔哈赤灭叶赫部的人事直接相关，其中自诸孔革至叶赫东城贝勒金台石之孙南褚，共六代，其人名、官职、支派、世系等多与明人冯瑗《开原图说》卷下《海西夷北关支派图》所记相符。自南褚之后，凡七代，所记人名，官职、支派世系及旗属等多与《清史稿》诸臣封爵世表和《八旗通志》旗分志满洲八旗佐领世系相符，特别是对叶赫那拉氏著名的金台石一支记载最为详尽、可信，纠正了诸多文献之误和史家错笔。
《布寨佐领世表》对叶赫部灭亡后期部族归属真实地作了说明，谱内布尔杭武条下注：“此佐领原系太祖高皇帝辛未年取叶赫时以布尔杭武作为三等男爵与敬文王姊联姻。将叶赫壮丁编为两个佐领，由佐领下诺莫欢、武巴海各承管一佐领。至太宗文皇帝八年，分别论记起初各官功绩，布尔杭武之子格巴库虽然无功，念系异国贝勒之后，与定鼎功臣相等。免去壮丁为优异佐领。雍正九年，众大臣会议佐领时，此两个佐领虽系优异，但实录并无圈点，册籍上无拴参等处，故作为世管佐领，将此二佐领撤回，著布尔杭武之子格巴库、布尔杭武之孙萌图（曾任吉林乌拉将军）各承一佐领。”这则史料对努尔哈赤灭叶赫后其人民的归属给了一个具体的交代，很有价值。
兴泰、祥安修《叶赫纳兰氏族谱》以及张之澍先生的《那桐谱单》上承清乾隆三十九年常英编辑的《叶赫那拉氏族谱》。常英在其《叶赫那拉氏族谱》序中说道：“我高祖讳章嘉，本朝鲜人，世为名阀。天命年间迁于辽，隶满洲职居厩长，住叶赫氏那拉。既我曾祖讳羓吉，顺治元年从龙入都，本枝乃居叶赫族属，甚繁势难备载。故谱中止叙进京之一派。查乾隆初纂修八旗姓氏通谱，本族编入厢黄旗满洲内，所载叶赫那拉氏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文生员。”[3]
这就很清楚地交代了《那桐谱单》所记族人的族源，是在天命年间迁入叶赫地区的朝鲜族人，后融入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中。这不仅反映了在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包括朝鲜族部落）不断加入的民族融合过程，也反映了满族共同体直至近代以来的民族融合情况。张氏族人的先祖就是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主动归顺而来朝鲜族中的一支，而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与汉民族的融合就更加密切，《那桐谱单》体现的姓氏变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记载了雅巴兰这一家族的谱系，交代了其归附努尔哈赤的时间：雅巴兰的三个儿子额森、瑚沙喇、爱敏台吉所在的支族人物是“隶正白旗，世居叶赫地方，国初来归”，而雅巴兰的第六子阿什达尔汉是在努尔哈赤灭叶赫后，即天命四年（1619），率族属投归后金，其族众被编入满洲正白旗中。
对于叶赫那拉氏的族源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叶赫地方呐喇氏》认为是蒙古人，始祖星根达尔汉到叶赫不是入赘，而是占据其地；还有人认为是女真人，这也涉及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问题。正蓝旗《叶赫那拉宗族谱》认为：“叶赫那拉氏始祖星根达尔汉是北元东部阿岱汉和太师阿鲁台留在嫩江流域遗族中的土默特人，为避难投靠到女真塔鲁木卫纳喇氏家中，改姓纳喇，招为赘婿。其后人迁到叶赫河畔，故称叶赫。”这则记载肯定了“蒙古人”说，同时对其始祖的来历也作了研究，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研究的视角。
（二）关于满族民族迁徙与驻防的历史记忆
在满族民族迁徙历史记忆的研究中，以《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那氏谱单》《那氏谱书续集》《黑龙江那氏谱单》为代表，全面立体地展示了满族从东北“从龙入关”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驻防，一些族群又因清统治者强化守卫东北“龙兴之地”的意图继而被派回东北的复杂历史迁徙过程，其中族群血缘认同的特殊组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特记忆。
满洲八旗在“从龙入关”后，一开始都住在北京城中，后来随着清军的南下，八旗在各地都有驻防，由于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备受清政府的重视，所以一部分满洲八旗又被派回东北驻防。作为清代八大家族之一的叶赫那拉氏家族在历史上曾作为守卫“龙兴之地”——东北的重要力量之一，有多支家族被派回到东北驻防，这些情况的细节在叶赫那拉氏家族史上一向不甚明了，通过叶赫那拉氏《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所记载的慈禧太后家族的前后旗属、驻防变化资料以及《那氏谱单》《那氏谱书续集》《黑龙江那氏谱单》的相关资料，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叶赫那拉氏家族随清朝入主中原前后的流向及其在国内的分布等情况。其主要居住地为盛京、凤城、北京、拉林等地，这对《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史稿》相关史料多有续写和增补。
八旗驻防是清朝的根本制度之一。清军入关之后，在原有八旗制度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八旗驻防体系，选择各地派驻八旗兵丁，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员统率，形成了有清一代特有的八旗驻防制度，为维护清朝统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所附“叶赫呐喇氏八旗各处分驻地方”表记载了雅巴兰后人在全国的驻防情况，雅巴兰后人共有103个家族驻防在全国44个地区，北到吉林、黑龙江地区，南到福建、广东地区，西到西安、伊犁地区，东到沧州、密云地区，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东北地区驻防人数最多，像吉林、沈阳、旧边、白山等地派驻家族近40个；而西北边疆地区也次之，像西安等地派驻家族5个，伊犁等地派驻家族8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重视东北地区与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卫，这些都是研究满族后裔流向、分布的重要资料，为民族迁徙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宁的《那氏谱书续集》也反映了东北叶赫那拉氏家族入关后，再因调防或其他原因回到东北的历史迁徙过程。此支叶赫那拉氏，原居“叶赫利河涯”，其地在开原之东北，大约清初“从龙入关”，居北京草帽胡同，多数担任护军与侍卫，服役于圆明园。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先祖温大力率领一部分人奉命调防至辽宁复州城，护边屯垦，繁衍发展，一直至今天。结合现存一些叶赫那拉氏族谱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叶赫地方纳喇氏》《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世管佐领恩惠家谱》《布寨佐领世表》《叶赫纳兰氏族谱》《正白旗满洲叶赫那拉氏宗谱》等，我们认为叶赫那拉氏家族在明末清初大多分布在吉林省叶赫地区，后“从龙入关”，一部分留在北京，其余调防全国各地，其中绝大多数人回到东北驻防，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叶赫那拉氏家族迁徙的大致情况：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数量以辽宁省最多，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再次之，在京津及全国各地也有一小部分。这对研究国内叶赫那拉氏族的分布、源流，并以此为例进而研究整个满族家族的分布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作为个案，其对研究与清代边疆驻防有关的课题极有价值。
黑龙江地区《那氏谱单》是《叶赫那拉宗族谱》的作者那世垣先生历经多年，多次到黑龙江地区走亲访友辑录而成，反映了叶赫那拉氏家族从道光年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自辽宁地区分几次迁徙到黑龙江地区的情况，该家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地区勃利县、鸡西市、鸡东县、哈尔滨市、汤原县、宝清县、依兰县、拜泉县、依安县、黑河市十个县市区。道光年间，已有少部分族人因为生计等原因北迁至黑龙江地区。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又有少部分族人北迁至黑龙江地区。迁徙的原因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指导下，东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点投资建设的地区。同时，东北地区人口相对较少，特别是黑龙江省人口密度较低、资源丰富。所以这部分族人北迁至黑龙江地区，其谱单中“世字辈”之下的“守字辈”有关人员基本是在黑龙江地区出生的，其修谱人执着的族群血缘认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文化认同下的记忆会大大有助于以后相关问题的研究。
通过上述谱书所记载的资料，可以了解叶赫那拉氏家族随清代贵族入主中原前后的流向、在全国的分布等情况，对于满族人口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关于慈禧太后家世及相关问题的历史记忆
慈禧太后家世及相关问题历来争讼不休，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宫中杂档——叶赫那拉氏《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的发现及相关研究，明确了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为叶赫那拉氏喀山一支，其族源、世系支脉、世职佐领承袭等信息在《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史稿》及清宫档案中均可找到确切佐证，是可以信赖的。《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史稿》相关史料对喀山家族世系的记载截至乾隆年间，俞炳坤先生据乾隆五十一年汉文黄册《京察三等官员册》、嘉庆六年汉文黄册《京察二等官员册》梳理了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4]但从未有资料证明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与喀山家族世系的联系，从而使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祖先无考，造成传统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的缺失。而《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的发现在学界填补了长期以来对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无考的空白，从而也否定了“慈禧太后本是汉族人”的一些说法。
“慈禧复仇”这个命题曾流行于野史小说，甚至《清史稿》也把有清一代的兴亡归结于慈禧，[5]《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的发现再次说明“慈禧复仇”是不存在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中记载慈禧太后父系家族喀山一支是“世居叶赫苏完地方”“当叶赫未灭，挚家归太祖”的一支叶赫那拉氏家族，不属于金台石家族，而且，全族立有军功，所以慈禧这一支叶赫那拉氏家族不仅与爱新觉罗家族没有世仇，反而有功，这有助于对慈禧的评价。
三 叶赫那拉氏族谱中体现的满族道德生活的历史记忆
在满族伦理道德记忆的研究中，以《那桐谱单》《那氏谱书续集》、正蓝旗《叶赫那拉宗族谱》为代表，我们认为，《那桐谱单》相关资料反映了近代满族贵族的道德生活；《那氏谱书续集》中详尽地体现了缅怀祖德、启示后人的现代阐释；正蓝旗《叶赫那拉宗族谱》所附族训、族中道德人物事迹、道德俚语俗语浓缩了这一家族的伦理道德记忆，所有这些褒奖爱国奉献，倡导个人道德修养的记载，无疑是研究满族道德生活史独特的资料。
《那桐谱单》相关资料反映了近代满族贵族的道德生活（包括婚姻观、生活情趣、礼仪文化、男女平等观等内容），涵盖了近代满族贵族家庭生活中的道德生活的特点及评价，体现了满族道德生活中带有汉族伦理道德的印记，但也保留了很多具有满族民族特色的道德文化，如其中所载的满族道德生活中的礼节、满族人之间门当户对的通婚要求等。
《那氏谱书续集》的修谱书宗旨明确提出了道德要求：“怀祖德、晓支脉、互促进、增凝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百善孝为先。尊敬长辈、孝道父母，那氏族人世代相传。”其中的“相离无不相合，相会更能和睦，道德知识，相关而相善；生计财产，相经而相营”以及“忠孝传家远，仁和奉室长。祖德铭威望，宗功誉满堂。敦厚千秋永，贤达万古良。文明成大业，礼貌创辉煌。勤劳尚节俭，信勉振家邦”等语实则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追本溯源、光宗耀祖、正人伦、明孝悌”等道德思想。
《叶赫那拉氏族谱》中谱序、墓志、行述志、人物小传占据了整个族谱内容的三分之二，而这些文字有很多是这个家族的道德生活史的描述，传达了家族“忠孝为先”“官当其任宜兴利，宜除弊”的为官伦理道德，表达了“居是官者不可以躁心尝之，求速效慕近功，惧其剽而悍也不可以怠心乘之。纵性情图安逸惧其废而弛也，能吏不可为而为”等为臣伦理道德；还传达了要“忠孝”“喜必庆，忧必吊，长幼相接必以序，饮宴相欢必以情，教子弟必宽而严”“于同祖之伯仲子侄亲若一体，罔不尽力周恤”“持家勤俭，闺门严肃”“宽厚，和平恭慈，俭约持躬，则砥节励廉，接物无疾言遽色，以义方教子，以孝友传家”等的家族治家伦理道德。
正蓝旗《叶赫那拉宗族谱》专门列举了族人孝顺贤德的典型，目的是以道德教化后人。《叶赫那拉宗族谱》还利用民间道德俚语、俗语进行道德劝诫：“勿谈人之短，莫道己之长。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信义行天下，奸巧不久长。好花能几日，转眼两鬓霜。忠厚传家远，廉耻振家邦。勤俭能致富，懒惰败家郎。知足常欢乐，贪吝有余殃。金钱莫乱用，开口求人难。千金置产易，万串买邻难。家财积万贯，难买子孙贤”，可谓用心良苦。
更为可取的是正蓝旗《叶赫那拉宗族谱·族训》回顾叶赫那拉氏历史，赞扬祖德，倡导把个人道德修养与爱国奉献结合起来：“叶赫那拉，源远流长。白山黑水，是其故乡。渔猎为生，勤劳善良。满洲归一，驰骋疆场。统一祖国，功勋辉煌。先贤创业，后辈发扬。少当树立，远大理想。胸怀祖国，志在四方。科技时代，读书为尚。业精于勤，学毁于荒。锐意进取，宁折不枉。建功立业，为国争光。立身之本，修德为纲。德才兼备，展翅高翔。遵纪守法，身家安康。夫妇相处，贵互礼让。一人为主，大事共商。赡养父母，理所应当。父慈子孝，天伦和祥。家庭和睦，百业兴旺。培育子女，勤谨莫忘。宗族嗣续，中华希望。”
如今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满族从白山黑水到入主中原，其道德生活随时间与地域的变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其中东北旗人、北京旗人、全国驻防八旗的道德生活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满汉伦理道德观的融合，这对如何建构一部满族道德生活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满族族谱中的道德生活记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
四 叶赫那拉氏族谱中体现的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
在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研究中，所有叶赫那拉宗族谱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满汉文化的交融，其中较有特点的以满汉文合璧《叶赫呐喇氏宗谱》《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那氏谱书续集》《叶赫那拉宗族谱》为代表。
满族宗谱都有“正人伦，明孝悌”“学而优则仕”等内容，这与汉族编纂谱书的缘由是相同的。说明满族编撰宗谱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其中既有满族自身的需要与特点，又有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印记，是满汉文化交融的典型载体。叶赫那拉氏族谱也不例外，如《叶赫纳兰氏族谱》中载：“……不为谱以记之，必致喜不以相应，戚无以相关，迟之又久，不流为陌路者几希矣。将何以笃周亲而敦伦纪哉！既如生男命名之际，恐干犯名讳……将来代远年湮，必致茫然莫辨。干犯者在所不免。”又如《那氏族谱》前言中强调：“深虑代远年湮，所有祖宗遗留之规矩礼法渐至失传，淹没无闻，乃发起修谱……亦不过礼失而求诸野。”再如《叶赫那拉氏后裔叶嘉莹家世之渊源》中叶嘉莹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我家先世既接受了汉族之儒家文化，而养成了一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遂以仕宦为出身之正途。所以我的父亲乃被取名为‘廷元’而字曰‘舜庸’。此一名字之取义，盖出于《史记》之《五帝本经》，其中于舜帝之记载曾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由此可见，我父亲之得名，原也寄寓有先祖父的一种欲其出仕朝廷之意”，这些都深深地渗透着汉族传统的儒家思想。
满汉文合璧《叶赫呐喇氏宗谱（正白旗）》是由清末同治年间崇秀、裕彬、乌尔棍岱三人续修，此谱书有满汉文对照谱序，谱中世系亦是满汉文对照，其中重要官职、驻地、学名分别在相应位置贴以小黄、红长条贴，并在其上注明，这对于研究满语，尤其是满汉名字转译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反映出汉文化对满族的影响，反映出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具有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双重价值。
从《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中人名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的后裔随清帝入主中原后满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从尼雅尼雅喀之孙瑚沙拉和爱敏台吉两人后裔名字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从瑚沙拉和爱敏兄弟两人的后裔名字看，第十代是一个分界线，都是从第十代起取汉名，不同辈分名字有区别。如其中阿什达尔汉之后从第十代起就发生了变化，到第十二代时就变成了汉名那兴、那德、那永。而第十代之前则是用满语的取名习惯，即不按辈排字，不同辈分名字没有区别且多用乳名，如“达子”“倭子”“南朝”“索罗货”“偏头”“石头”等，还有父子字音相近，兄弟字音相近和兄弟依序命名者。如爱敏台吉之孙阿琳察和阿琳察之子阿琳保；瑚沙拉长子色贵和色贵之子色味、色黑等。从上述人名变化情况看，第十代人出生在康熙初年，正是清朝贵族入主中原并全面接受汉族文化之时，也是叶赫那拉氏家族习汉字，着汉衣，娶汉妻，小儿命名依汉制之始，是“从龙入关”的满族人在接受汉文化之后不可阻挡的潮流。
满族叶赫那拉氏族谱是满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宗教神话记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记忆、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伦理道德生活的记忆等构成了满族族群重要的历史群体记忆，从社会学、历史人类学、道德生活等方面去梳理研究满族叶赫那拉氏族谱中的群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可以提供一个来自实证的范式，将不同的说法互相参照比较，往往更能窥见鲜活的历史真相，有助于再现清前史的历史记忆，进而探索清朝勃兴的密码，对清史与满族史的研究应有所拓展，对满族家族史、满族历史人物、满族宗法制度、满族道德生活史等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弘昼、鄂尔泰、福敏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辽海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2] 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扉页。
[3] 薛柏成：《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4] 俞炳坤：《慈禧家世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5]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13页。